口戕口
——从一个学术公案说起
日期：2009-01-24 作者：吴从周 来源：文汇报
■吴从周
槐聚先生如活到今年快一百岁了，记得这位古典大师曾不无调侃地说：
在认识的过程里，不解决问题比不提出问题总还进了一步。当然，否认有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
就中国古典研究而言，否认有问题固然不可取，但不提出问题倒真比不解决问题更糟糕。
一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寒柳老人“预流”论的感召下，遵循着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遗训。天随人愿，近二三十年各种新史料也真可谓层出不穷，有地下的，有域外的，令人目不暇给。学界随之出现了许多热点，像“敦煌热”、“简帛热”、“域外汉籍热”、“传教士热”、“科技史热”等等，不一而足。“ 挖材料”已成了学者们的口头禅，而新史料的发现确实也带来许多惊喜，如最近所谓的“清华简”即是最著者之一。
一位著名敦煌学家曾说“敦煌热”早就让位于“简帛热”了。的确，“简帛热”的“持续高烧”是其他的“热”所无法比拟的，只要看看简帛网站上一窝蜂竞相抢发帖子的壮观场面，就可见其“热度”之一斑了。即以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为例，毫不夸张地说，书面市没几天，“网上首发”的文章与跟帖便已“屋下架屋、床上施床”，仿佛要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作形象的说明。浏览所及，不能尽表，下面只想谈谈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二
最新刊布的上博简中有一篇《武王践阼》，与今本《大戴礼记》所载《武王践阼》篇的内容大体相同，可资校勘。篇中载武王《机铭》，今本作：
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一引此铭多一“口”字：
皇皇惟敬口，口生□，口戕口。
钱锺书《管锥编》云：“‘惟敬’者，惟慎也，戒慎言之《金人铭》即入《说苑·敬慎》篇。”（855-6页）
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云：“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严校云：《续笔》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案，洪、王本是也。此读‘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皆三字句，‘□’与‘诟’声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则见敬，不慎则招诟辱也。”据此，别本有多出四字者：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口戕口。
而上博简作：
皇皇惟谨口，口生敬，口生□，慎之口。
诸本对照，可知孙诒让提到的本子与简本最接近，“皇皇”即“惶惶”，“敬口”与“谨口”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本子都作“皇皇惟敬（或‘谨’）口，口生敬，口生□”，从正反两方面立论，与俗语所谓“一言使人笑，一言使人跳”相似。简文“惟谨口”又与“慎之口”前后呼应，成一完整的逻辑推导。这些都比前面两个本子作“皇皇惟敬（或加‘口’），口生□”说理更周备。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简本“慎之口”，传世本都作“口戕口”。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探讨。
案出土文献中“慎”字有作上从“□”下从“心”者，而“戕”字写成上从“戕”下从“心”。“□”与“斨”字形相近，而“斨”、“戕”两字音形皆近。因此，今本“戕”字疑是“慎”字的讹文，“戕口”实为“慎口”之误。
上面这种推测是否有理姑且不论，总之所谓的“口戕口”简本中确实未见到，但关于“口戕口”的一段公案却值得一提。
三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23-24，855-866页）中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首次拈出《大戴礼记》武王《机铭》“口戕口”，旁征博引，对其深旨有极为透辟的阐发，道古今学人所未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谭元春评《机铭》云：“四‘口’字叠出，妙语。”钟惺则说：“‘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但周亮工对这两条评语颇为不屑，其《赖古堂集》卷二〇《与林铁崖》略云：
《穆天子传》、《汲冢周书》凡缺字类作□，武王《几铭》“□戕□”，亦缺文也。两君目“□”为“口”字，……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
而王应奎却不同意周亮工的意见，他在《柳南随笔》卷一中提供了版本学的依据：
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
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八《再跋<因树屋书影>》也说：
编录金石文字，遇有缺文，则以方空代之，而经传不闻有此也。武王《几铭》载在《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历代相传，乃指数“口”为缺文，可乎？
平心而论，张氏之说理据并不充足，古籍缺文以“□”代之还是有的，并不限于金石录文，历代相传也不是理由，难道在长期传抄过程中就绝对没有将“□”误作“口 ”的可能吗？如上所述，从新发现的简本“慎之口”对应“口戕口”来看，前一“口”字就很可能是缺文，如允许作大胆推测的话，今本“口戕口”或即“唯慎口” 之误，前一“口”疑是“唯”之坏字。至于周亮工不究文义，以四“口”皆为缺文，则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
钱先生从知人论世、打通古今文心人心的角度出发，将“口戕口”包含的双重意义作了精妙的分析，他说：
前 “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为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口复为口腹之“口”。口腹之“口”，则“生□”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而“戕口”者，“病从口入”、“烂肠之食”也。《易·颐》：“慎言语，节饮食”，足以移笺“口戕口”之两义兼涵矣。
读之真益人神智，不禁欲就“慎言语”附丽几条，想“虽只比鸿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吧：
《诗·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尚书·盘庚》：“度乃口。”《大禹谟》：“惟口出好兴戎。”《法句经·言语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
扬雄《解嘲》有云：“攫拏者亡，默默者存。”而钱先生恰好字“默存”，盖深有味于斯旨乎！
虽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我怀疑原来根本没有“口戕口”这样的句子，而是一个抄写的误会，但谁又能怀疑其实古人早已根据上下文意自觉地把缺失讹误的字改成符合语境的“口戕口”呢？退而言之，即使本来不是“口戕口”，又何妨钱先生作他那语妙天下的“大判断”呢？
这又不禁使我想起钱先生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前些年由于新史料的刊布，沈弘、周振鹤两教授几乎同时撰文指出1854 年刊登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期刊《遐迩贯珍》中的弥尔顿十四行诗On His Blindness（《瞽叟叹》）一诗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汉译英语诗。周先生说：
这一点如果让钱先生事先知道，恐怕不会有其大作末尾那一长段感叹与发挥了。（《文汇报》2005/4/25《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
其实收在《七缀集》中的那篇文章原是钱先生根据自己所撰刊登在1948年Philobiblon,II（《书林季刊》第二期）上的一篇英文文章 An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Paslm of Life”（见《钱钟书英文文集》 pp374-385）改写的，原来的英文标题只写作“Early”，并不是“Earliest”，但文末一段则提到firstsample，其所发议论也与后来改作不同，文不长，不妨录下。自忖无生花译笔，就照抄原文了，想“略识英文”者当不难理解：
That the Psalm of life sh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sample of“European”literature imported into China is depressing but not surprising.The sample might have conceivably been worse.Foreign fame may be a kind of contemporary immortality, but what is temporary and mortal in a nation's literature is more likely to be among the nation's first exports together with its riff-raff of adventures and emigrants.There is a natural law that things of little weight rise rapidly to the surface and drift a long way with the current bysheer lightness in floating.
改作中文的末段钱先生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了：
西洋的大诗人很多，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偏偏是郎费罗。郎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或挑衅了！历史上很多——现在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理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说的“历史的教训”，仿佛历史只是严厉正经的上级领导或老师；其实历史也像淘气的小孩子，爱开顽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 ——失败。
这是一段对历史有着深邃体味、包含无比睿智的发挥，现在读来仍不禁令人击节赞叹，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不是借着郎费罗的译诗发挥出来，倒是万分可惜的。李长吉作《荣华乐》以咏梁冀，钱先生曾揣测其“深有感于嬖倖之窃权最易、擅权最专，故不惜凭空杜撰，以寓论世之识”（《管锥编》123页）。那钱先生自己据已知之史实撰文，以寓其论史之卓识，岂不更值得称道吗？何况周先生不也说过嘛：
弥尔顿此诗虽然比郎费罗《人生颂》更早译为汉语，但究竟它是不是第一首汉译的英诗，则无须遽下断语，因为说无之难有点难于上青天的味道。
那么，安知哪天又发现了新材料，再次“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呢！
五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简帛古书大量出土，受赐于这些资料，当代权威学者满怀豪情地宣告：“我们已经‘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
随着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的对勘和古书年代真伪的判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像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āsst，Laokoon）的。如果各人按照借用的字词来立说，文本本来的含义就会弄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望文生义（au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有学者曾说过，所谓“今古文”的问题，最初很大程度上是由通假字解释的分歧而逐渐造成学说及立场的不同，鄙见以为是探本之论。
正像“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一样。事实（fact）之偶然（occasionality，contingency）与事理（reason）之必然（rationality，necessity）也往往不能契合。 “口戕口”的公案带来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我们毫无疑问应该本着求真的精神去发现文本之本然，同时我们必须同样本着求真的精神去疏通文心之当然。求事实之真与求事理之真，可以并行不悖。
关于古书的真伪，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最著名的莫过于《尚书》了。今传本《古文尚书》前人论定是伪造的，现在的文字是作伪者据先秦古书中文字拼凑出来的，故又称“伪古文尚书”。但据说陈寅恪先生曾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古文尚书》非一人所能杜撰，大概是秦火之后学者采纳断简残编，整理编纂而成。有学者进而认为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李学勤集》378页）。我以为传闻中陈先生的这个看法颇有道理，与其说是伪造，不如说是重新编辑更得其实。就仿佛一幢房子倒了，砖头还在，拾掇弃馀，重砌新屋，房子不是原来的，砖还是用老的，这有点像现在提倡的古建改造原则——“整旧如旧”。当然，补几块新砖，添两根新梁，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又何足异哉！
我们当然不能把《古文尚书》当成真《尚书》来研究先秦史事与学术思想，但也决不能谈“书”色变，把它当成“不可接触者”，一见有人引用就讪笑他连常识都不懂。还是以《管锥编》为例，钱锺书先生在论“口生□”时不就说“即《书·说命》之‘惟口起羞’”吗？书中引到《伪古文尚书》处还不止这一处呢，如他在论“媚子佞倖”时曾说：“ 《书·伊训》所谓‘远耆德，比顽童’，即《汲冢周书·武称解》之‘美男破老’。”（122页）而在阐释《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曰‘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时，又说：“则如《书·大禹谟》之‘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或如《论语·八佾》之‘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词意俱尽。”（179 页）真能贯通文心，读书有识矣。
虽然现在“清华简”中惊人的《尚书》篇章尚未公之于世，但即便将来这些先秦时代的真《尚书》可以进一步证明今传本《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也决不能否定其中蕴含的古人思想的精华，这无疑是可以预卜的。竹头木屑皆可为用，更何况《伪古文尚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尽可供人们搜讨以资论文、论学的，钱锺书先生不早已为我们树立榜样了吗?
六
对于古典的态度，已有不少人提倡从疑古、信古走向考古或释古。然而古典的研究者就仅仅满足于此吗？难道不能进而“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于万一吗？事实上，古典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早已到了“不绝如缕”（此词今多被误为“绵延不绝”之意了）、“千钧一发”的危险境地，令人不得不再次发出“何处千秋翰墨林”之叹了。
“ 摩登”学术体制（Mordern Academic System）极大地影响了、并将持续影响着古典研究的整体格局。据说许多高校评教授要在所谓“权威 ”或“核心”期刊（如CSSCI等）上发表十篇以上论文，想到钱锺书先生只有《七缀集》上的七篇还不够此数，如果换到现在，真要替老先生捏把汗。近闻西北某大学有人为古书作“笺证”，出版后向校方报成果，文学院长某公竟说道：“‘笺证’能算‘著作’吗？要算你也是第二作者！”以此理推之，《元白诗笺证稿》如还能算“著作”的话，按“正常排名顺序”，第一作者是元稹，第二作者为白居易，陈寅恪“不幸”只能算“第三作者”了。但若果真有此“天作之合”，想必陈先生倒会不胜“荣幸”的。
“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而过分自负也往往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Conceit is a quicksand of success）。古典研究者的自负与无知，替《启颜录》增添了无数新篇章。如有名教授作《祭徐光启文》，大呼“伟哉光启”、“呜呼光启”、“大哉光启，人如其名，生曾启我中华，死复光射全球”。无独有偶，日前在书店见某君所撰《莫友芝年谱》，也学 “呜呼光启”的样，一口一声“友芝”如何如何，作爷娘唤儿状，令人绝倒。去年令人尊敬的王元化先生逝世时，从媒体网络上见其弟子及“海外独步”的某名公所撰挽联，也是上联嵌一“元”字，下联镶一“化”字，一个劲儿地玩起了文字游戏，看不出丝毫哀伤之情。另一位极崇拜陈寅恪的学人把马一浮也捧上了天，与陈氏并驾齐驱。此公不仅喜拍“马”，更好推“陈”，奈何却将寅翁所作《寄傅斯年》七律一首硬生生腰斩成两首七绝（《文汇报》2003/8/7）。呜呼！难矣，所谓“了解之同情”！教我如何不“痛哭古人”（《<柳如是别传>稿尽说偈》）哉！
古典研究者用词不当的例子更成了常见病、多发病而非“非典”，如某君写自序，最后照例客气一番讲书写得不好，紧接着说：“敬请方家不吝续貂。”有人写前言，交代完毕后，郑重其事地说：“特此说明，敬谢不敏。”真成“蛇足之添”了。还有更荒唐的，某经学家批驳别人考据“不情”、“不经”，竟说这样“未免夺情”，殊不知“夺情”二字乃指古代官员居丧期间诏除起复而言，如此“au pied de la lettre”，不禁想起了将“致仕”当成去做官的笑柄。诸如此类，指不胜屈矣。
牛年伊始，鄙见以为对古典学者来说，刻不容缓的事倒并非妄图“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牛吼地”有惊世之举，而是应补补基本常识的课，想来并非耸人听闻吧。
七
我在这里尝试地提出以上的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智力的严峻局限”，显然还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自觉“总是进了一步”。然而或许有人压根儿就否认有这样的问题，以为这是徒费口舌，那倒也算“痛快”。不过，但愿不会招致无谓的口角，再替“口戕口”增加一个新的“今典”才好。但若真有“方家不吝续貂”，欲作 “未免夺情”式的“口戕口”，那我只得“敬谢不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