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与“中国宗教体系”研究
2012年09月24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4日第360期 作者：张云江
【核心提示】高延的《中国宗教体系》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后来研究中国宗教的诸多观念与方法都发源于此。过去百年中，西方出版的很多有关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援引该书的内容或对其观点作出批评。
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荷兰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1880—1883年，他曾为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当局担任汉语翻译，后开始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习俗。1888—1890年，他居留厦门，在福建东南部从事宗教考察工作，三年后进入荷兰莱顿大学。1892—1910年间，高延陆续出版了英文六卷本的《中国宗教体系——其古代形式、变迁、历史、现状及与之相关的风俗、传统、社会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宗教体系》）。
基于对“灵魂崇拜”的认识，高延提出，中国人普遍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并不消亡，而是一种不具形体、需要另寻依凭作为存身之处的“存在”，且有不同的等级，这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基础。在他看来，作为中国本土的较高级的宗教形态——道教就是从“灵魂崇拜”观念发展出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之平行发展，亦是受到此种观念的深刻影响。高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中国宗教体系”，并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中国宗教体系》中。
《中国宗教体系》前三卷主题是“对亡者的处理”，从三个方面展开：葬礼、复活观念和墓穴；后三卷主题是“灵魂与祖先崇拜”，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哲学思想与民俗信仰中的“灵魂”观念，鬼神的谱系，巫术，如何驱除恶鬼，驱鬼的僧侣、道士。由此构成了其“中国宗教体系”研究。
这一研究首先做的工作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高延认为，“风俗习惯、宗教实践、仪式等，都应尽可能地回溯到它们的源头”。为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做了深入的研究，如，在著作中引用了《史记》、《鸿烈解》、《汉武帝内传》、《列仙传》、《古今注》、《抱朴子》、《颜氏家训》、《岭外代答》、《册府元龟》、《杜阳杂编》、《酉阳杂俎》、《神农本草》、《渊鉴类函》等古代典籍的相关内容；依据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三礼义疏》，参考郑玄、孔颖达的注释，以及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的图示，他对葬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仅如此，他将所征引的古代文献资料全部译成英文。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基本宗教观念，皆可在《礼记》中找到源头。
高延在研究中还展开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不断地询问任何假定与宗教有所关联的人，例如举行超度法会的僧人、驱鬼的道士，举行撒净仪式的“师公”、招魂问卜的巫师，参与葬礼而被待为上宾的秀才，形形色色的风水师等；他还搜罗、抄写了大量的布道手册、手稿、官府文告等。高延的这一调查不仅大大推动了他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今天了解和把握百年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宗教”的实存形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于“复现”和“接续”中国的宗教文化大有裨益。
由于高延的研究始于实地观察、调查，这代表了当时欧洲刚刚兴起的人类学、社会学和中国学结合的方法。高延选取福建省东南部，特别是厦门地区作为研究考察的核心区域，深入实地对宗教现象进行观察，保证了其所做观察的精准度，避免出现严重的误差与误解。同时，高延还根据研究主题需要，将其调研工作延展到其他更为遥远的地区，例如广东、江西和南京、北京等地，以在诸多要点上寻绎中国整个社会的宗教风俗习惯的一致性。这些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结合——直至今日对于开展中国宗教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弗里德曼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认为，高延和法国人葛兰言是西方从社会学进路研究中国宗教的两位最重要的汉学家，高延的著作更为成熟。路遥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中亦认为：“对中国民间信仰较早进行学科性研究而具有代表性的，当首推荷兰的J. J. M de Groot……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专著。这是用人类学方法调查结合文献对中国宗教包括民间信仰在内，具有开拓性探索的权威著作。”
可以说，《中国宗教体系》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后来研究中国宗教的诸多观念与方法都发源于此。过去百年中，西方出版的很多有关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援引该书的内容或对其观点作出批评。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