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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文浩 《 博览群书 》（ 2012年01月07日）

　　初访台湾，时时涌上心头的是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觉。说亲切，是因为台湾人和内地人同文同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心理基本没有障碍，晚上在台北街头不知道回家的路，我也丝毫不担心自己回不去；说陌生，是因为毕竟由于两岸长期的独立发展，在很多方面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每天我努力捕捉一切机会，力图对台湾的社会文化生态有所体验，有所感悟。两个月的体验对于理解一个现代复杂社会是远远不足的，这里所记录下来的，只是我所感受到的某些新鲜和震惊，也许很肤浅，但一定是真诚的。

　　我很感慨于台湾这种小型学术会议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在讨论上的充分性。相比于这些学术方面的特质，在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似乎有点抠门，大老远来参加学术会议，中午就以便当招待人家？但相较于这些物质上的“抠门”是精神上的丰裕。学术讨论会如果真能摆正这个关系，也就名实相符了。如何把学术本身作为会议的中心来安排，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让参会学者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把握学术前沿，这是我们内地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1年11月中旬，我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交流学者，到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这里学术活动的规则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不速之客”受欢迎

　　一天我和一位新来的内地学者在电话中聊天，顺便问他是否有空参加18至20日在政治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他马上说：“我没有文章啊！”那意思很明白，有了会议主办方的邀请，自己也提交了论文，才可以参加学术会议。在内地的学术会议上，除了少数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和编辑记者以外，一般学者参加学术会议，都要提交论文，相应地，会议主办方会安排参会学者（有的地方叫“代表”。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在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应该是文责自负，他所服务的单位对论文本身不负任何责任，也无须由他来“代表”单位报告论文）报告论文要点或评论他人论文，他自己的论文也享有被评论和讨论的权利。总之，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没有论文提交给主办方，就等于没有拿到参会的入场券。

　　多年来，我在内地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都是按照这个规则进行的。难怪这位新来台北的朋友作如此反应。我告诉他，没有提交论文，也可以参加学术会议，这种形式在台北很普遍，用我们内地习惯的说法是，我们这些参会的人是去“旁听”的。表面上确实是“旁听”，但我参加过几次会，总感觉到主办方很重视也很尊重我们这些“旁听”的朋友。我们自己也往往不是置身局外，被动地接受会议“正式成员”的赐予，而是具有较高的参与度，有一定的“正式参会”的感觉。这也是我问那位朋友是否“参加”会议的原因。

　　在台北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教学研究大楼的门口经常贴着许多花花绿绿、设计精美的学术活动海报，除了本单位的活动以外，往往还可以看到许多外单位的海报。学术演讲和学术会议的信息都有。学术会议的海报上往往会附上主办方的网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并说明欢迎各方朋友前来报名。如果是本单位的教研人员和访问学者，你还会不时地收到主办方群发的电子邮件通知，你要是愿意参与的话，可以填上回执发回去，主办方有了什么会议信息会直接以电子邮件通知你。不仅如此，学术演讲和学术会议的通知会提前一段时间公布在本单位的网页上，任何关注的人都可以看到。当然，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参加学术会议，主办方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会接受一部分外来者的报名。演讲就不需要报名了，你在约定的时间到场就是了。

　　起初，我非常惊异在台北有这么多吸收学术新知的机会，但转念一想：搞一次学术活动，事情本来已经够多了，还要分出时间精力到各处张贴海报，未免成本太高了。我把这个意思和久在台北的朋友说了，他笑着说：“不麻烦的，在台北已经形成了规矩，各单位都有专门负责这种事务的部门，一张海报印上十几份直接到邮局邮寄一下，收到的单位都有帮助对方张贴的义务。”

　　正式报名参加学术会议的朋友，到场时在报到处报到签名，并佩戴印上名字的胸牌，领取会议议程和论文集。午饭往往是一份便当（即盒饭，有荤素两种可供自由选择），和那些提交论文和评论的“正式参会”学者完全同等待遇。在会场上，除了不必陈述论文要点和正式评论以外，所有参会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讨论意见。这么一来，我们内地所谓“旁听”会议的人，还真有一种自己“参加”会议的感觉。

　　这里的学术会议往往规模不大，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提交论文，评论或主持，在场其余人多是那些参与度可高可低的旁听者。这些参与者的人数视会议主题而有很大差别。以我参加的几次会议来说，“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会议会期一天，宣读论文9篇，加上评论人和主持人，“正式参会者”大约20来人，但会场坐得满满当当的，大约有80余人；“蒋中正与蒋宋美龄基督教信仰学术座谈会”会议会期一上午，“与谈人”（座谈会的发言人）7名（其中学者4名，与当事人接近的亲属和部属3人），但会场上其他参会的大约也有80多人，会议手册上还把这些人的名字、服务单位和职称等附在后面；“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研讨会暨“中国认同与现代国家的形成”会期三天，宣读论文、专题演讲和评论者总共30人左右。三天会期中，他们不一定都全程参与，而在那个偌大的会场上点缀着的多是这些报名参会的朋友，有时人多一点，有时人少一点。记得会议第二天适逢大雨，去的人就很少。

　　规模不大的会议，有了这些外来的报名参与者来烘托场面，显得更加活跃、热闹。中间茶歇和中午吃饭时，我们这些报名旁听的人往往会聊一聊，甚至会交上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我注意到，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远道而来的学生，他们通过听学者们发言或自己提问，来锻炼自己。

　　我刚去台北的时候对这里几乎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会议海报上的报名通知，也没敢想报名，因为根据内地的惯例，拿不出可以宣读的论文是别想参加会议的。朋友介绍我参加会议时，我是抱着“旁听”的态度去的，中午预备自己出去吃饭，不享受会议提前准备的便当。能够有机会“旁听”一下会议，对我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实际上，我所参加的几个会大都没有事先报名，而是直接去的。但幸运的是，报名参加者的纪律观念也不是很强，往往有一些报过名但不能全部场次出席的人，所以会议材料和便当也有剩余，我每次都能享受报名者的待遇。主办方也知道报名者不见得能到齐，所以会根据现场情况分配会议材料和便当，既保证报名者的权利，又适当照顾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面的“朋”，既包括了正式邀请的学者，也包括正式报名参会的学者，甚至连没报名就来的“不速之客”，在可以容纳的范围内都尽可能地给予照顾。所以，我不请自来而得到照顾，格外感到人情的温暖。

　　自由讨论必不可少

　　有些学术会议设有司仪，一般是由一个女生担任，她会字正腔圆地用台湾式的国语宣布会议开始结束、提示会议规则以及注意事项等。在某一场讨论开始前，司仪往往会说“现在把时间交给主持人”，以下就是学者们的发言与讨论活动了。我所参加的四个学术会议中，有两个设有司仪。虽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似乎可有可无，但置身会场，有司仪在那里规规矩矩地宣布这个宣布那个，给人一种很正式的感觉。

　　会议的主办方为了多方面地对会议主题加以呈现，往往在形式上力求丰富多样。如“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除了围绕9篇发表论文的报告、评论与讨论以外，考虑到这次会议论文对外交方面较少涉及，特地安排了一场“1950年代的外交”学术座谈会，作为会议的第二场。四位“与谈人”有近代史学界的外交史专家，有外交系的教授，还有资深的外交家，他们从不同视角给大家带来新鲜的学术新知和启示。“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研讨会和“中国认同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合并进行，除了常规的15分钟论文发言评论与讨论以外，还设有专题演讲（45分钟演讲和15分钟讨论）、座谈会和《东亚史研究集刊》“新书发表会”（即新书发布会）等形式。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会议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数据库和政治大学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学”数据库的开发有关，会场外摆着两台电脑，供学者们在茶歇时间使用数据库检索。两台电脑中间放着一盒项目助理张静怡小姐的名片，可以随意拿走，回去后需要查询数据库资料，发个电子邮件给张小姐，她就可以将查询结果发给你。

　　我参加的这四次会议，一般的论文发表都是安排每位报告人发言15分钟，比内地一般通行的10分钟要稍长一些；评论人发言8分钟，比内地通行的5分钟也稍长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但这也没有关系，超时会不断有铃声提醒你，有的会甚至规定超时一分钟按三声。所以会上有人说“这三声铃声一响，心跳会加快百分之二十”。为了保证会议上讨论的充分性，尽管有时因各种原因有些场次不能按时结束，但主持人往往会宣布适当延长一会儿。在政治大学的会议上，有一次几个场次都拖延时间了，三场下来，居然延迟了半个小时。就算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讨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即使本场结束时间已到，但主持人一定会要求延长时间，容纳几个提问和讨论，似乎缺了这一环就对不起报告人和参加会议的人似的。在场的人也能够保持安静，没有烦躁的表示。

　　我很感慨于台湾这种小型学术会议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在讨论上的充分性。相比于这些学术方面的特质，在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似乎有点抠门，大老远来参加学术会议，中午就以便当招待人家？但相较于这些物质上的“抠门”是精神上的丰裕。学术讨论会如果真能摆正这个关系，也就名实相符了。

　　学术会议的主体无疑是学术成果的发布和讨论两项，而讨论又是学术会议最为吸引人的方面。一个学术成果能不能引起同行的关注，能不能经得起同行的批评指正，都要在学术会议上一见分晓。把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行聚在一堂，不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增广见识和互相辩难的机会吗？我注意到，有的会议特意在最后一场设置了一场“综合讨论”，某场讨论的未尽之意，可以拿到这一场来继续讨论；不同场次的论文中有些共同点或相异点，引发了与会者的思考，也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我在内地参加的一些会议，一方面会场的讨论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会末设置的“自由讨论”往往流于形式，成为一些浮泛感想的汇聚之地，完全失去了学术会议讨论辩难的精神实质。在我的印象里，学术联谊重于学术讨论，学术之外的事务过多地干扰学术讨论是内地学术会议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如何把学术本身作为会议的中心来安排，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让参会学者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把握学术前沿，这是我们内地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