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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童庆炳，“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科院兼职研究员，《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编委。


    编者按

    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声音不绝于耳，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也在不断“反思”与“重建”中调整航向。文艺学教科书如何彻底摆脱前苏联的注重“概论”、“通史”，而不强调中文原著（理论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成为文艺学科研与教学亟需解决的课题。中国文艺学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向在文艺学研究与教学方面拥有权威地位，其文艺学研究团队在童庆炳先生的带领下，率先提出文艺学教材编写及教学变革的呼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组编的“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正是文学理论教材建设里程碑式的“跨跃”。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

    童庆炳/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童庆炳/主编、赵勇/副主编，2010年2月出版，35.00元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陈太胜/主编，2011年3月第一版，34.00元

    《文学批评新编》，王一川/主编，2011年1月第一版，33.00元

    《大众文化理论新编》，赵勇/主编、杨玲/副主编，2011年9月第一版，38.00元

    《文艺心理学新编》，程正民/主编，2011年6月第一版，34.00元

    《中国现代文论新编》，陈雪虎/主编，2010年8月第一版，33.00元

    《文学社会学新编》，方维规/主编，2011年2月第一版，42.00元

    《中国古代文论新编》，李春青/主编、姚爱斌/副主编，2010年9月第一版，35.00元

    《文艺符号学新编》，钱翰/主编，2012年12月第一版，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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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推出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系列教材”，是落实“回归原典”教改理念的成功尝试。其主要特色体现在：

    一、变“六经注我”为“我注六经”。以往的理论教材可概括为“六经注我”。这套教材看重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在每一章的设计中，又通过对文本的详细注释和“作者简介”“背景知识”“文本解读”三个环节，去释放“经典文本”的魅力。这样，原来那种“六经注我”的编写思路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新思路。

    二、变“单音独鸣”为“众声对话”。以往的理论教材体现的是教材编写者的声音，此谓“单音独鸣”。这套教材每章既设计“经典文本阅读”，亦设计“相关问题概说”，前者是“一斑”，后者则是“全豹”，两者相呼相应，取长补短。于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这种“众声对话”的局面改变了原来那种“单音独鸣”的教材格局。

    三、变“宏大叙事”为“微观分析”。以往的理论教材侧重于“宏大叙事”，结果常常流于空疏浮泛，这套教材提倡“回归原典”，由此展开“讲授原典”的教学实践活动，可让教学更加科学化与合理化，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细读文本、脚踏实地的致思方式与学习路径，让他们真正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

    这套教材已应用到北师大文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之中，其教学实践表明，以讲授原典为基本教学原则，然后或辅之于个案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进行专题讨论，让学生加入到思考分析的行列中。凡此种种，既搞活了教学，也让面目可憎的理论变得可亲可近起来，收到了预定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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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传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文学理论新编》打破了“概论通史”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提倡一种“更加符合教学规律”的新思路——以名篇经典为轴心的编写方案。

    《文学理论新编》，童庆炳/主编、赵勇/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三版，35.00元

    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声音不绝于耳，文学理论也在不断“反思”与“重建”中调整着自身的航向。这种状况同样反映到了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中。文艺学教科书如何“彻底摆脱前苏联的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而不强调中文原著（理论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童庆炳：《回归名篇与原典的教学》）成为科研与教学亟需解决的课题。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组编了“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而作为系列教材之一的《文学理论新编》的出版，则标志着国内文艺理论教材在编写观念上的全面改革与更新。与以往文学理论教材迥异的是，该书在编写理念、逻辑思路、章节体例、论述路径等方面实现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跃”。

    这首先表现在以名篇经典为轴心的编写理念上。在传统教材编写上，几乎都按照“意识观念”到“结构框架”再到“章节填写”这一“流水批卷”式的模式机械操作、批量生产。从新时期几部重要的文学理论教程来看，无论是蔡仪《文学概论》（1978）还是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1980）抑或是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种固定化的模式，这种“学科体制化”的普遍模式也直接影响到后来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新编》则打破了这种“概论通史”式的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提倡一种“更加符合教学规律”的新思路——以名篇经典为轴心的编写方案。从全书来看，13章共精选了26篇经典文本，遍及古今中外多个国家多种流派的学说理论。这种以“经典文本阅读”为基础的编写立场不仅走出了过去“抽象的、空洞的”教条模式，还能在经典的品读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真正在“对话”中让学生走进文学现场，感悟文学的诗意魅力。

    紧凑合理的章节体例与清晰谨严的逻辑思路是该书的另一特色。除“经典文本阅读”外，该书还设计了“相关问题概说”，在知识体系的补充性说明和系统阐释中真正实现了以小见大、由点到面的效果。如“文学与文学理论”一章中，通过《文心雕龙·原道》与《诗学》的文本细读，又在横向迁移与纵深挖掘中从文学观念的历史范畴切入引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及“五种文学观念”，在文学的全面洞察中进而阐释了文学理论的品格。这种由“文本”到“问题”再到“读者”的循环互动，不仅构成了一种多层次对话关系，更全面清晰地呈现了知识脉络的逻辑发展与生成的历史轨迹。

    该书在“语言、审美、文化”三维度为核心的学理路径上还实现了一种“文化诗学”的体系化建构。全书紧扣“经典文本”，通过文学与语言、审美、文化、叙事、抒情等诸多层面的互动互构，真正建构起了一套多声部的“经典文本”以及多视角的“相关问题”相统一的文化诗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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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学财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重视文化语境的重建，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阐发，将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结合，正是《新编》对古代文论教材建设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论新编》，

    李春青/主编、姚爱斌/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第一版，35.00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诸先生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著作，树立了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的典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虽不如中国文学史教材那样繁荣，至以千数计，但总数也很不少。数量虽多，可是套路既已形成，后来者难得有新意、有突破。李春青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新编》（下文简称《新编》）却在众多同类编著中别具特色，谓之“新编”，名副其实。

    处处体现文化诗学研究方法的精神，此其一也。李春青教授向来主张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应重视文化语境的重建，进而要在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新编》可谓将这一主张落到实处。《新编》每章都在对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论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撰写一节“相关问题概说”，梳理该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尤其突出社会变化对学术沿革的影响，又将文论的生成作为整体学术、思想状况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描绘，揭示出每一时代文论得以形成的根基之所在。如《新编》将儒、道两家文论置入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将两家对文学的看法视为两派士人为乱世制定法则这一共同的“救世”活动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儒、道两家文论思想的根本差异，并论述了儒家内部孔、孟、荀三家文论的相同、差异及其关系，使先秦文论得以生成的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比起以往教材将先秦诸子的文论割裂开来“分而治之”的编撰方式更胜一筹。

    重视理论阐发，此其二也。以往较好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在文献爬梳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然而，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是因为古代文论有可供今人发掘的丰富资源。仅仅停留在文献爬梳，而不在理论层面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入阐发，那么，故纸堆仍是故纸堆，终究不能形成新思想。《新编》十分重视在理论层面对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进行阐发，这不仅体现在编著者总是首先将古代文论观点置入中国学术思想的时空中进行阐发，而且也体现在编著者总是注意将古代文论观点与其他文论资源相互参照、对比（并不是简单地比附）。例如《新编》介绍荀子对“性”“伪”关系的论说时引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互参，介绍孟子的性善说时引弗洛姆关于人的潜能与善恶关系的论述互参，介绍“发愤著书”说时引阿德勒关于创伤性体验的论述互参，等等，对开拓学生的视野无疑大有好处。

    尝试将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结合在一起，此其三也。限于当下的教育理念，一般教材以传授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知识为己任，却对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重视得很不够。《新编》则不然。《新编》所设置的“相关问题概说”，比起其他教材的“背景介绍”不仅内容丰富得多，而且在撰写方式上也有较大的差别。这些章节大多都糅入了撰写者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将自己的研究路数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第一章讲“《诗》的功能从西周到春秋的演变”、第四章讲“作为文体论的《文心雕龙》”其实都是作者辛勤研究的结晶，对激发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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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本书与其他同类西方文论史教材的最大区别，正在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体例及相应的写作努力实现教育的“开智”功能。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陈太胜/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34.00元

    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如何在这问题丛生的教学机器之内超越它，怕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陈太胜教授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即是在教学机器之内超越它的一种尝试。本书作为承担教与学的平台的教材，其特色正在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体例及相应的写作努力实现教育的“开智”功能。

    由于西方的二十世纪是文学理论终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臻于成熟而繁荣的时代，“20世纪西方文论史”作为一门课程，其内容在客观上具有流派与概念杂多的特点。本书无意成为大杂烩式的“读本”，也无意成为面面俱到但显得抽象的“简史”或“导论”，正像主编在前言中说的，本书的目的是兼具“读本”和“导论”的双重功能。所以，不同于其他同类教材的概念先行与对理论“发展史”的抽象描述，该“新编”与整套教材一致，极富新意将每一章分为“经典文本阅读（附‘作者简介’与‘文本解读’）”与“相关问题概说（附‘思考题’与‘辅助阅读材料’）”两个相辅相成的模块。这意味着：首先，“新编”将教学的第一步放在了敦促学生阅读西方文论原典上，而辅以向学生介绍篇章作者并帮助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文本解读。在此基础上，“新编”才向学生展示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介绍，这是合乎逻辑的扩展与深化，同时也是为学生进一步思考、阅读所做的理论与知识储备。循序渐进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重在培养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引导学生在自己的经验空间中发展，这是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

    当然，“开智”也离不开具体的知识传授。但本教材的知识安排与别具一格的体例相应，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在单纯的知识传授之外，更加强调文学体验的获得与学科基本感觉的培养。每一章的理论文本，都有意选择那些与具体的文学文本相关的批评和理论文章，这就使得形形色色、概念驳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学生面前，是以具体的文学文本的批评面目出现的。

    作为一本在编写体例与内容方面都有新尝试的“为大学本科学生编写的介绍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入门教材”，《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针对当前的西方文论教学困境，为西方文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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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该教材虽不是国内对文学社会学最早的介绍，但系统梳理历史脉络，廓清以往研究中的含糊、偏颇和缺漏之处，并最终做出合理的理论定位。

    《文学社会学新编》，方维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42.00元

    按照《文学社会学新编》主编方维规的说法，文学社会学是文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文艺学系列教材”组成之一，该书虽被定义为教材，但内容深入，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般教材的范畴。

    让人耳目一新的首先是该书明显区别于以往翻译和研究的编写体例，体现出编者全面而深入的整体性筹划：“以史明理，史论互证。”这一思路旨在系统梳理文学社会学的历史脉络，廓清以往研究中的含糊、偏颇和缺漏之处，并最终为文学社会学做出合理的理论定位。该书虽不是国内对文学社会学最早的介绍，但它填补了以往译介和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由于以往研究之学术视野的局限，很多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论争和议题均未涉及，例如在西方文学社会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阿多诺与西尔伯曼之争。方维规第一次全面介绍了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并深入评析了其理论内涵和思想意义。

    《文学社会学新编》的编写体例中还充分体现出系统理论与经典文本的结合，在文本、作家与资料的取舍之间，谨慎征引，深入浅出。第一编中论及“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第二编分析了“文学社会学”诸流派；第三编给出了专题与范例。在“专题与范例”中，编者从“文学趣味社会学”和“小说社会学”这两个“案例”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理论出发，进行讨论和探究，不仅在概念和内容上承接第二编“‘文学社会学’诸流派”，还体现出它们在方法论讨论中的重要意义。该书依托于编者的实际教学和研究经验，论述游刃有余，目光敏锐。该书对文学社会学领域中一些迄今还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以及一些关键概念的辨析、追问和厘定，显示出独到之处。

    该书的不同寻常之处，还见之于选入的经典文本三分之一是自己的译作，其中约一半是首次译介到中国。如何把西洋语言移译入汉语，一直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编者对于中国学术著作翻译质量的思考和批评（见方维规撰《中国翻译重灾区》一文），引起不少学人同感。他在该文中说：“翻译本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可以传播思想，亦可‘扰乱视听’。”尤其在中国学术论著翻译出现“重灾区”、一些学者教授沦为劣质“复印机”的当下，该书编者的良苦用心和辛勤耕耘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纰漏在所难免，该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但对于文学社会学这一研究方向的清晰呈现及宏观把握，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透视和反思这一学科。该书中关于波纳德、丹纳、左拉、居约、朗松、梅林、许京、洛文塔尔、埃斯卡皮、西尔伯曼以及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西方文论家的经典文本的收录和译介，不仅考虑到接受者的理解和借鉴能力，也为深入学习者提供了资料性的索引。

    一部教材能顺应时代、丰富易懂已属不易；如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自然是一本好书；若还能引发读者诸多新的思考与有价值的追问，就更有意味了。《文学社会学新编》正是这样一部难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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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亮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23日   06 版）

    如何把大众文化理论转换成可供讲授的教材，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见。《新编》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景审视和考量，实现了新突破。

    《大众文化理论新编》，赵勇/主编、杨玲/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38.00元

    学界开始重视大众文化以来，相关译著、专著已出版不少，但如何把大众文化理论转换成可供讲授的教材，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赵勇教授主编的《大众文化理论新编》，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景式地审视和考量，实现了新突破。

    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该教材的编写理念和结构框架上。把诸种大众文化理论还原到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中，释放魅力，指出缺憾，让它们互参互证、取长补短，为该教材的编写理念。本着这一理念，该教材除导论外，共分十章。前三章是对大众文化“元理论”的概括与分析，分别为“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符号学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第四章为“大众文化的起源”，回答了大众文化的发生以及它的前世今生。第五至七章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大众文化与媚俗艺术”、“大众文化与中产趣味”，呈现的是参与到大众文化生产中的主要元素。第八、九章为“大众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与粉丝文化”，讲述的是大众文化的消费和再生产。第十章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阐明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所形成的几种关系。这一框架设计颇有新意，它既顾及到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元素、传播方式与接受群体，也自成体系。

    这本教材的新意还体现在贯穿全书的历史意识上。无论是对大众文化概念的梳理，还是对大众文化理论演变轨迹的追踪，或是对作为例证的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说明，编者的人文情怀和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根据编写理念，该教材选用了最为经典的文本，比如符号学部分选取了巴特的《神话学》，青年亚文化部分选用了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等等，并且几乎所有文本都是重译，以期最贴近原著思想，让读者从中真正窥豹之一斑。该教材在详细叙说了理论的相关问题后，旋即辅以具体的案例分析，这种即时的史论结合，既印证了此前理论，又在实践上予以具体体现。

麦垛

乍一看，还以为文革中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