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周作人; 赫尔德; 民俗学; 国民性; 文化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近年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注意到他对民间文学如民歌以及儿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1】 大多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即西洋以泰勒( Edward B.Tylor) 、弗莱则( James G. Frazer) 、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为代表的民俗学,以及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学, 【2】但却忽视了周作人受德国近代民俗学者、特别是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思想的影响。民歌即赫尔德所谓的Volkslied, 而美国青年学者Lee Haiyan近年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特意回顾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歌运动的联系,并把赫尔德看作是始作俑者,指出德国的民歌运动影响了日本和中国。【3】 这一观点十分重要,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笔下的赫尔德。首先深入探讨周作人与赫尔德之间思想联系的是旅美青年学者刘皓明先生。【4】 刘先生的研究非常敏锐地关注了赫尔德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但仍有值得补充之处。所以本文除了在评论周作人著作中的赫尔德之外,亦试图从周作人作品中的一些德文词汇来看周作人通过日本近代学术熏陶所受到的德国学者赫尔德的影响。因此,本文一方面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德国民歌运动在中国的影响的观点,另一方面将周作人与赫尔德思想的联系放在笔者十分关注的赫尔德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考察。
清末民初最早注意赫尔德的中国学者是王国维和周作人。前者1904 年提到赫尔德, 后者1908年提到赫尔德。有趣的是,当时中国和德国的交往并不密切,前往德国留学的学者也极少,对于德国思想和人物的介绍当然处于萌芽阶段。无论是王国维还是周作人,都没有留学德国乃至欧洲的经历,他们的西学知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本学者,两人都曾游学日本,跟随日本学者学习西学。他们对于赫尔德的了解很有可能是经过日本学者的介绍。因此,周作人论述中出现的民俗学、民族主义思想可能均通过日本近代学术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周作人与赫尔德的关系不过是赫尔德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影响之一例。
民俗学与民族文学
首先应该注意到周作人使用的很多民俗学名词均给出了其西文原语,这些西文原语很多是德文,从这一现象可知周作人的民俗学知识和德国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事实上,民国初年周作人在日本学习的阶段,对德国文化和学术已经有所了解。他使用的很多术语均提供外文原文,而这些原文显然是德语,比如童话(Marchen) 、儿童学( Paidologie)以及人类学(Anthropologie) 。【5】 又如他在1919年发表的《祖先崇拜》一文中提到生物学,使用的原文Biologie一词也是德语。【6】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接触了德语文学,如他对歌德的了解来自日本学者森鸥外( 1860—1922 ) 。他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纪念文《森鸥外博士》中列举了森鸥外翻译介绍欧洲文学的功绩,提到森鸥外翻译了歌德的《浮斯忒》,以及介绍歌德生平的《歌德传》和介绍歌德名作的《浮斯忒考》。【7】森鸥外原本学医学,爱好文学, 1884—1888 年曾留学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对德国文化及文学颇为留心。大概周作人也读过他的德语作品翻译。森鸥外可能影响到了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 1875—1962) 。后者1890年在东京结识森鸥外。柳田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 【8】而博闻强识的周作人也的确读过他的著作,如《退读书历》、《远野物语》等。周作人在1931 年11 月17日专门撰写《远野物语》,指出了民俗学的丰富趣味,柳田虽然不使用民俗学这一称呼,但他和高木敏雄编辑发行的《乡土研究》一刊促成了民俗学在日本的发达。【9】 周作人在1943 年7 月5 日《我的杂学》一文中对日本民俗学的兴起略有评说:“《乡土研究》刊行的初期,如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古今内外的引证,本是旧民俗学的一路,柳田国男氏的主张逐渐确立,成为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名称亦归结于民间传承。”【10】周作人倡导民俗的研究,固然跟柳田对他的影响不能分开,但柳田或许受森鸥外影响,而森氏又从德国吸收了一定的思想资源。所以这其中有从德国到森鸥外,从森鸥外到柳田再到周作人的学术传承。
周作人在撰述民俗学作品时使用的民歌、童话等词均来自德文。比如民歌,周作人同时给出了两种原文即德文Volkslied 和英文Folksong。具体而言,周作人参与了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活动,成为主要编辑者之一,他共收集了1000多首民歌,其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148首。他在1919年9月1日为刘半农所写的《江阴船歌序》一文对民歌有详尽的阐说,“民歌(Volkslied,Folk song)的界说,按英国Frank Kidson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了唱本”;他又说,“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11】 这里周作人加在民歌一词之后的第一个外文词德文可见其思想的德国渊源。他的民歌思想还在他给诸多民歌集所写序文中有所阐释,如为刘经庵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歌谣与妇女》一书作序。1927年4月3日他在给林培庐写《潮州畲歌集序》一文中说,“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他在《歌谣》一文中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可以从文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历史的研究就是1民俗的研究,从民歌中去考见国民思想与风俗。他把民歌分成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等。【12】 除儿歌外,他还重视童话。他自称对于童话的了解来自哈特阑(Hartland)的《童话之科学》和麦扣洛克(Macculloch)的《小说之童年》以及后来夷亚斯莱(Yearsley)的《童话之民俗学》。【13】 1918年6月周作人撰《安得森的十之九》专门讨论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及其作品,顺便也提到童话的起源和格林兄弟收集童话的贡献。该文中他给出的童话原文Marchen即来自德文,这也反映了周作人的童话知识有其德语来源。1927年12月15日他在《花束序》中提到安徒生的文学童话创作和格林兄弟搜集民间故事的活动。【14】
他对于民歌的兴趣显然和他早年去日本留学注意民俗学(德文Volkskunde,中文民俗学一称来自日文)有关。根据他的回忆, 1906年初去日本留学,读过日语学校之后,进入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读过色诺芬的《远征记》,接触西方古典文化较早,后来翻译希腊文学成绩也不小。他还在日本开始学习文化人类学,并从文化人类学进入到民俗学。据周作人撰于1943 年7 月5 日的《我的杂学》:“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这又成为社会人类学,虽然本身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可是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于读书人很是有益,我觉得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他还交待自己是“到东京的那年,买得该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安德路朗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15】事实上,他接触神话完全是偶然,乃是因为他刚到东京,在住所收到丸善书店寄给鲁迅的该莱(Gayley)编辑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这才对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感兴趣。随后在骏河台的中西屋书店买到安特路朗的书。【16】他在1926 年11 月1 日《发须爪序》中提到在东京买到所谓“银丛书”( The Silver Library)中的安度兰(Andrew Lang,即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 【17】随后在1928年所写的《荣光之手》一文中,他已经引用了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Andrew Lang, Custom and Myth)中所收论文《摩吕与曼陀罗》。【18】
周作人接受英国学者好立得(W. R. Halliday)的意见,主张应该注意民间故事和文学史的研究,【19】所以他对于民歌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十分重视。这可能和他注意到赫尔德的民声思想有关。他是最早注意赫尔德文学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提到赫尔德的写作之民声说,他在署名独应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说:“英人珂尔陲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20】此处海勒兑尔即是赫尔德。珂尔陲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1842 - 1917 ) 为英国近代著名诗人及文学批评家,牛津大学毕业,后来执教于牛津,有著作多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六卷本《英国诗歌史》。周作人之所以把他和赫尔德列在一起,是因为赫尔德1778年完成编辑了六卷本《民歌》(后来改名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他还早在1773年发表了《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赫尔德的思想影响了格林兄弟,后者正是德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他们收集出版德国的传说和童话。应该说赫尔德的民声说其实影响到了周作人。
在赫尔德时代,由于他的倡导,德国近代民俗学和人类学开始萌芽,且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正如德国学者林克(Uli Linke)所指出,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学者开始对他者感兴趣而逐渐创立的学科,而民俗学的出现在英国与德国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在英国,因为对印度的征服而开始关注他者,在德国则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关注自身和他者之区别,这使得民俗学在德国的兴起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分不开。林克还提到19 世纪德国学者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l, 1823 - 1897) ,认为德国浪漫派收集民歌的行为类似于博物学家收集植物标本以及蝴蝶收集者的行为,先收集,然后分类,再标本化,民俗学实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可以用来推行文化政治政策。这和浪漫派的初衷有不小的差距。德国浪漫派则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来从民俗学中找到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21】 但是赫尔德本人并没有使用Volkskunde一词。根据鲁茨( Gerhard Lutz)的调查,Volkskunde一词在德文文献中的使用最早出现在1783年汉堡出版的周刊《旅行者》中, 【22】这本杂志主要介绍当时城市上层精英特别是诗人不了解的但又十分重要的乡村生活。总之,赫尔德的民声说实在是民俗学和人类学载近代德国的思想合集。所以周作人辗转从日本学习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其实已为赫尔德民声说在中国的先驱。事实上,在周作人看来,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学问的不同说法:“风俗研究本是民俗学的一部分,民俗学或称社会人类学,似更适当,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这种学问的别称。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它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之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23】这种将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同的看法,反映了该学科在中国出现初期的模糊定义,但其中单以周作人而言,乃是受了赫尔德的思想影响。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周作人是主事者之一。1922年《歌谣周刊》创办,周作人是编辑之一,他在12月17日的发刊词中提到了“国民的心声”:“搜集歌谣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研究”;“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数据,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数据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24】 这里所谓国民的心声应该即是周作人前文所说的“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即赫尔德所编Stimmen derVêlker一书。
同时,周作人很早就试图将文学和民俗研究联系起来。比如1921年8月16日他在《在希腊诸岛》的译后记中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25】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谈德国文学特别提到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并注意到赫尔德把民族和文学联系起来一起讲。他的由各种英文本的各国文学史杂凑而成的讲稿在1918年出版,题为《欧洲文学史》,其中第五章即是18 世纪德国之文学,其中这样讲到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 诗出, 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分极北希腊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sb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 Goethe为之主,而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时也。”【26】其中有些观点值得留意,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1919年即已经十分清楚地抓住了赫尔德的主要成绩和贡献以及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一,周作人指出赫尔德不是文人,而是批评家,这使赫尔德和前文提到的珂尔陲普有些不同。珂尔陲普是诗人兼批评家,而赫尔德在周作人看来仅仅是批评家。的确,赫尔德似乎并没有令人称道而足以傲世的文学作品。第二,周作人已经指出赫尔德的历史观强调研究人类历史原始状态的重要;强调研究古代民歌的重要,主张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第三,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受了鲁索和哈曼的影响,两人的作品是赫尔德的思想资源。第四,周作人还介绍了赫尔德编辑《诗选》六卷,题为《民声》,这个信息早已出现在他1908年的文章之中。第五,周作人注意到赫尔德在停留斯特拉斯堡期间影响了后来的大诗人歌德。周作人提到的赫尔德所编《民声》即Stimmen derVêlker in Liedern (1778- 1779) ,收集了各国各个时代的182首民歌。赫尔德收集和出版民歌的活动跟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对民歌的看法也推动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说法。他的文学批评主张体现在《关于近期德国文学的断片》( Fragmente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1767)与《批评的丛林》(Kritische Walder, 1769) 等书。【27】赫尔德对于诗歌的看法受鲁索影响,认为回到自然原始的质朴才是真正有艺术美的诗歌,原始的力量造就了优美的民歌,而诗应该被看作是历史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在文学批评的取向上,赫尔德用历史主义来挑战当时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主义。1783年他完成《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Vom Geist der Ebraischen Poesie) ,指出《圣经》中包含丰富的反映古代犹太人精神的诗歌。赫尔德对于德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民族精神的重视体现在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民间诗歌等概念引入德国文学。【28】
周作人对于赫尔德的把握较为准确。唯独令人遗憾的是他提到奥西恩(Ossian)时没有指出这位所谓苏格兰吟游诗人的作品《芬格尔》( Fingal)是伪作,这些伪作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文人。1760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森( JamesMacpherson)出版了《苏格兰高地收集的诗歌断片》( 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一书,接着次年宣称他发现了奥西恩留下的史诗《芬格尔》,并在1765年出版了他翻译整理的《奥西恩著作集》(TheWorks ofOssian) 。【29】 这些作品的“发现”让不少欧洲文学家深感振奋,并影响德国的歌德。而“思想敏锐”的赫尔德闻讯后写了一篇《一封关于奥西恩和古代人歌谣的信札节选》(Auszug aus einem Briefwechsel über Ossian unddie Lieder alter Vêlker) 的文章称颂奥西恩的作品。【30】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麦克菲尔森的确收集了一些古代民歌,但自己做了很多加工,注入了不少他自己的想法。【31】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面引用的两处文献提到赫尔德之外,周作人留下的著述中再未涉及赫尔德。而他有关18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并非来自对德文文献的直接阅读,可能来自英文著作,比如他在1934年4月撰作的《塞耳彭自然史》一文中提到英国戈斯( Edmund Gosse, 1849 - 1888 ) 著《十八世纪文学史》。【32】 这可能是他了解欧洲文学史的来源。这部书首次出版于1889 年, 内容是关于1660—1780年间的文学史。他还在《知堂回想录》其中的《翻译小说》下篇提到他曾得到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一书。【33】 这可能也是他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参考书。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由歌德在1827 年首先提出, 随后广泛传播。【34】
进一步而言,日本学者研究民俗学和俗文学或许也和日本走向现代社会有关。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日本学者试图走出他们在传统社会所尊崇的汉文学和国文学的樊篱。他们在研究汉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汉文学时,实际上有追随中国的高雅文学传统和高雅文化的意味,这造成一种他们对于自身的日本文化的劣势感。而研究他者,研究俗文学,研究所谓的“未发育完善”的文化和文学,似乎能给日本学者带来新的自我认知,以及新的心理态势。对于周作人而言,这种学术趋势则与文化优势感无关,却和他的民族心理有关。他对于民族的关心似乎并不比鲁迅对于民族的关心表现更弱,但对新学科体系的好奇则更加非同寻常。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日本学者如何看待研究日本文学、汉文学与民俗和民间文学之间的主次关系,并与之和印度人研究梵文文学与其他民间文学进行比较,以及欧洲人如何看待拉丁文学与民族文学。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英国人自然要注意英国文学,但正如一些英语文学史学者指出的,英国文学在近代英国一向仅仅作为圣经文学的一部分来介绍。事实上,中国的雅文学一向也是经学的附庸,科举开始时也是考明经,后来才加入文学创作。
周作人之喜欢民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他还对民歌和传统弹词等文学形式进行比较,指出民歌的优点在于叙事清澈。1927 年3 月30 日,周作人在给刘半农编译的《海外民歌》所写的序中说他很喜欢读民歌,因为民歌“代表民族心情,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业的人常觉得较易领会”。【35】 接着他说他很喜欢英国的民歌( ballad)和日本的小呗。他还认为歌词是叙事诗,性质在弹词和节诗之间,弹词太长太有结构了,而节诗太流畅。歌词有些套语在民歌中则别有趣味。而中国弹词也有这种倾向,如他举出《再生缘》卷一为例,认为弹词太庸俗,同样句调重迭太多,令人生厌,而民歌没有这个缺点。和他对弹词看法类似的还有陈寅恪,陈虽然喜欢弹词《再生缘》,但认为弹词繁复冗长。“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36】他写《论再生缘》完全是因为感怀作者陈端生的身世。尽管在重视民歌这一点上周作人受赫尔德影响,但与赫尔德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始作俑者不同,周和陈也都对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保持清醒的疏离。周作人在1927年5月39日《答芸深先生》一文中说:“现在高唱入云的血泪的革命文学,又何尝不是浪漫时代的名产呢?”【37】欧洲学者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反省浪漫主义的缺陷。而周作人此时已经目睹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革命运动,一定对浪漫主义革命的缺点有所思考。
周作人虽然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注意到赫尔德收集民歌的中国学者,但不是唯一一人,也值得附论于此。另一位敏锐的中国学者是曾经留学德国的陈铨。他撰文对中国和德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并注意中国文学对德国的影响,也提到赫尔德对民歌的收集。陈铨早年求学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后转往德国,留学基尔大学,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曾和李长之、张荫麟、钱锺书被称为清华四才子。【38】陈铨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讨论中国文学与德国的关系。他特别提到赫尔德收集编译了全世界的民歌,并感叹在赫尔德的民歌集中竟然没有中国这样伟大一个民族的一首诗歌。他说:“欧洲第一次翻译的中国纯文学载在当时全欧风行的法国人杜哈尔德(Du Harlde)一七三六年出版的《中国详志》中间。这一本书里面有法文翻译的一本《元曲》,四篇《今古奇观》里面的短篇小说,十几首《诗经》的诗。这些翻译非常地不完全,特别关于《诗经》选择同翻译,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黑尔德(Herder)选辑全世界的民歌,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关系,连中国这样伟大一个民族,却一首诗歌都没有选。”【39】后来他在该书第四章《抒情诗》部分再次提到赫尔德称歌德翻译的有关薛瑶英的诗是男性的翻译。【40】陈铨的感叹是有道理的,在赫尔德的时代,德国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赫尔德更认为中国文化是停滞的文化:“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41】在这样的历史认知下,赫尔德当然不可能搜集到中国诗歌,再说正如陈铨指出的,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以及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极其有限。其实中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倒是十分符合赫尔德所谓反映古代人民思想感情的民歌,和赫尔德同时代的大学问家章学诚也试图把《诗经》从儒家经典中剥离出来,看作是历史的反映,有关这一点,将在以后其他文章中再作讨论。
民族性与国民性
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和欧洲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东渐密切相关。赫尔德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所以受其影响的周作人也参与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学界对于民族性与国民性的讨论。【42】 这些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讨论又牵涉赫尔德对于民族精神、国民性的阐释。和德国近代民俗学的兴起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一致的是,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也与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不开。本节我们在围绕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入华历史上下文的探求中,可窥知周作人之对民俗学、国民性、民族性感兴趣的时代思想背景。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哲学与历史思想上之表现经何炳松( 1890—1946 ) 先生介绍入华。何炳松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通史新义》一书,介绍西方的现代史学。在该书第十七章《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的第一节讲历史研究中的“静的研究—事实之连锁、孟德斯鸠、德国派—习惯之共通性、集合行动之共通性”中,特别提到“必要连锁之观念实倡于德国之海尔得尔(Herder) ,其形式为半含玄学性之哲学”,但“同时又杂以一种半含玄学性质民族精神(Volksgeist)观念,藉以说明同一民族各种活动之共通性”。【43】 据此,我们知道何炳松注意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注意历史事实的必要连锁,同时还了解赫尔德的民族精神观念,用于说明一个民族各种活动的共通性。但是,他没有特别留意赫尔德关于语言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调,也没有将赫尔德有关民族的思想背景揭示出来。另,德文Volks也有国民、民众之意,Volksgeist亦可指国民精神、民众精神。何炳松并未曾留学德国,却从1912年至1916年先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西方现代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以他对于赫尔德的了解来源于他在美国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全面,也未能注意赫尔德思想的深刻语境。
赫尔德对于民族和历史的看法有其特定的时空性。就时代而言,赫尔德所处的时代是启蒙时代,注重人的历史地位,注重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地位。但启蒙的冲击与挑战在欧洲各地表现不同。赫尔德强调每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在历史和地理层面的独特性,并且依赖于民族的独特语言而存在与发展,这种民族文化的内核是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全体对于自身语言、象征和风俗的集体认同。【44】这被称作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 cultural nationalism) 。以空间而言,赫尔德的思想和当时欧洲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地域分野有关。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在欧洲政治和文化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法国启蒙文化的发展使法兰西民族处于一种对其他民族有文化上的心理优势。而赫尔德的这种民族独特性的思想可能受他当时旅行到法国被法国文化的强势刺激所激发,他反对以先进和落后来评判民族文化,反对启蒙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已启蒙民族与被启蒙民族不同文化的所谓先进与落后二元化主张,而认为各个民族文化中均有其独特的幸福观,这种论调带有很强的反启蒙意味。他的历史思想也受到鲁索的启发,着重自然主义的质朴和直接,反对当时启蒙时代所流行的都市中的奢华和怠惰。【45】 赫尔德还受哈曼影响,认为天才是能量的源泉,把直觉置于理性之上。它具有反启蒙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被当代思想史家柏林在研究多元主义的思想源流时注意到了。【46】 但是,他的所谓多元主义主要依赖于他对印度作为文明摇篮的认知,依赖于他对印度孕育了雅利安文明的认知,因为德国民族和印度有着雅利安文明的联系。而他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对中国的文化并不看好,认为作为智能载体的中国语言也很僵化,中国人较为懒惰甘于落后。【47】
赫尔德在《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中提出了犹太民族或种族认同的一些共同点,比如作为全民族共同遗产的土地、契约式律法、共同使用的语言以及民间记忆、对家庭纽带的强调、于先人的热爱和尊崇。土地和律法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可以用赫尔德自己的话说:“土地属于律法,律法属于耶和华的土地。”【48】他后来更认为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内在心理特性,或者说国民性、民族性,与其社会政治制度有关联。【49】 我们在此有必要回顾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叶使用国民性或者民族性的历史,这两个词应该均借自日本学者的著述。赫尔德所提出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 和中文话语中的民族性、国民性概念可能有所关联。
中文的国民性概念可能借自近代日本,也可能直接译自德文,来自德国学术。正如巴纳德( FrederickM. Barnard) 所指出,近代思想史上很多术语和概念均有赫尔德思想影响的印记,如National charakter (民族性、国民性) 、Volkslied (民谣、民歌) 、Zeitgeist ( 时代精神) 以及Einfühlungsverm ügen (同感能力) ,等等。【50】 尽管他没有提到Volksgeist,但何炳松显然对这个词更为留意。有学者认为,严复最早于1909年翻译孟德斯鸠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将national spirit一词译成“国民精神”。该词最早由孟德斯鸠使用,后来伏尔泰也继承了该词的用法,德国学者莫塞尔( Friedrich von Moser)于1765年《关于德国国民精神》(Von dem Deutschen Nationalgeist)的小册子中将该词引入德文。但该词到了赫尔德那里变成影响更为深远的Volksgeist一词。【51】 国民性一词及其德文较早出现在汉语中可能是1903年在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汪荣宝和叶澜著的《新尔雅》,国民性用来翻译德文Mentalit¾tdesVolks; Staatsbüger则被译成国民。后来1911年卫礼贤在他编辑的《德英华文科学字典》中把Bürger译成国民。单纯国民一词,早在1852年就出现在魏源的《增广海国图志》,后来王韬、载泽等清廷出洋大臣的行记均使用。国民作为nation的汉字对应词,并见于前引1881年出版井上哲次郎与有贺长雄编《哲学字汇》。【52】 民族精神一词出现很早,决不是何炳松首先使用,早在1921年2月26日朱谦之致胡适的信中就使用了民族精神一语, 【53】但尚难确定该词最早出现于何时。
明确说民族精神是赫尔德使用的Volksgeist一词的学者无疑是何炳松。国民性的历史很长,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新民论》, 1903年发表《中国之品格》等文章都涉及国民性格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这个说法和前面提到的赫尔德认为民族特性和国家制度有关联可谓相通。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更直接批评中国人的性格有奴性、愚昧、懦弱等特征,指出国家的强弱与国民的志趣品格关系密切。【54】 国民性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词语,如1917 年《新青年》署名光升发表《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直接使用国民性作标题,之后鲁迅发表一系列文章,成为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名人。【55】其他还有罗素著、愈之译《中国国民性之几个特点》(刊于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一号) 。另外民族、种族、国民的区别也逐渐提上讨论日程。梁启超在1922年演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区别了民族、种族和国民,认为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主要为人种学研究对象,注重研究骨骼及其他生理区别,同一种族可能解析为无数民族,同一民族可以包含无数种族。而民族与国民不同,国民主要是法律学研究对象,其标志是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他又将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归结为血缘、语言、信仰,还有民族意识。但他认为民族意识又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民族心理学的德文Volksp sychologie 最早出现在汪荣宝、叶澜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显示其德国学术渊源。同一年雨尘子在《经济竞争论》中用民族主义来指英文nationalism一词,可能是此类对应翻译出现的最早一例。【56】 另一个和国民性类似的词是民族性,中国学者也和日本学者一样使用这一术语,如1926年7月周作人特意撰文评论了安冈秀夫于该年4月东京聚芳阁出版的《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57】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更是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先锋人物。【58】1933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陈高佣在《新中华》一卷二四期发表《中华民族性的历史观》,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态度,自然环境不同影响到民族性不同。他引用了维柯的话说明民族发展有着共同的道路,接着作者描述了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特别是孔子、老子、墨家以及佛教入华之后,各思想流派对中国民族性的论述以及近代的民族性。【59】 可见当时民族性或国民性这一论题日益引人注目。
中国学者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性的讨论晚欧洲一个多世纪。正如吉野耕作指出的,国民性或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在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学者笔下十分普遍。比如康德认为法国人礼貌、亲切、活泼、轻浮;英国人善变;德国人冷静、真诚、热爱秩序、勤勉。而孟德斯鸠则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影响一个民族一般精神的种种因素有气候、历史、政府形式、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等。而赫尔德则强调民族的个体性。吉野还指出在荷兰,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热衷于民族性的讨论。吉野接着特别讨论了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特征,根源于反启蒙主义的审美主义运动。而赫尔德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体现在他对于民族的认同,强调共同文化的认同而非对于统一政权的认同,这种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来自于内在的民族意识,而非外在的接受;同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内在的感受和思想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语言之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还包括神话、民歌、仪式、风俗习惯,等等,体现民族共同个性的文化纽带。赫尔德的这种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在丹麦受到欢迎,接着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得到认可。【60】 可惜的是,吉野是社会学者,他的研究专注于“日本人论”思想的社会学考察,注意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而没有提供“日本人论”思想的历史根源,特别是通过思想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到西学的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赫尔德是否对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影响。但通过考察以上各种信息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居然在不同层面对中国20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周作人接受了赫尔德论述民歌民俗方面的启发,而何炳松接受了赫尔德民族精神论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民国时期入华的西方移情思想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如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一说可能也受赫尔德影响。【61】 尽管他没有提到是否受到赫尔德的思想影响。另是姜蕴刚在其《历史艺术论》的自序中也提到移情法:“希特勒每次的讲演,其布景,姿态,声调,内容,确是艺术化了的。所以他在德国每次胜利。一个油漆匠,在短期内一跃而为一国之领袖,岂是偶然的吗? 他能充分理解人类的通性,所以他的讲演乃至他的著作《我的奋斗》,都是采用艺术家所谓的‘感情移入’( Einfühlung)法。希特勒之盟友墨索里尼,就曾经明白宣言过:政治家必同时为艺术家。”【62】虽然这个说法把历史和艺术家使用的移情法联系在一起了,但这里并没有提到赫尔德。陈寅恪和姜蕴刚两人均未提赫尔德,最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学者对于历史主义并没有太多概念,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赫尔德的移情理论也未受众多学者所留意。
所谓了解之同情,其实和赫尔德发明的另一个术语有关,即德文Zeitgeist一词。这个词或者可以译成时代精神,应该是理解赫尔德了解之同情思想的关键词。在他看来,一个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思想、态度、渴望和动力,一个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有它特定的脾气。赫尔德还认为只有顺应这种脾气的历史人物才可能成功,他们的思想才可能被接受。他举例说路德改革正是因为顺应了时代精神才获得成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改革失败乃是因为时代精神反对他。所以历史学家要理解过去,就必须重新活在过去,重建过去,重新思考过去,抓住过去的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赫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能够有一种洞察力去认识历史上活动的人们的动机。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尽可能知道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花很大力气去搜集有关历史的事实。【63】如果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才可以把它们进行相互连锁的考察,从而重建过去,重新生活其中,真正和古人心息相通。这不是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中评论的所谓半含玄学性历史哲学,而是十分实用的史学研究方式。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看似十分主观,但以其治学的态度而言应该说十分客观,带有一些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
而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提到的所谓必要连锁一说, 应该是指赫尔德使用的德文Zusammenhange一词。对这个词,巴纳德有精彩的讨论,他认为这个词反映了赫尔德相信存在历史内在因果力量,但赫尔德也认为历史的这种内在力量十分复杂,所以可能对于历史必要连锁的完全理解是难以实现的,这才需要了解之同情,同情为目的,了解为途径。巴纳德还指出赫尔德把内在性假设的支持建立在形而上学意义的所谓一种超越性的能量上,这种超越性的能量包括所谓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 First Cause)以及产生所有存在的核心。【64】 赫尔德描述这种所谓超越性能量的德文是Kraft一词,巴纳德把它也理解为Dasein的神圣源泉。这种关于历史起源和变迁的思想可能是所谓半玄学性质的历史哲学。赫尔德的史学思想有其内在矛盾的一面,他在讨论民族精神时从集体认同出发,强调民族、种族的文化共同性,而在讨论时代精神时则认同巴纳德所说主张时代精神由少数个人引领,但又不承认历史由少数天才创造。赫尔德并不是强调共性而否认个性的思想家,其实在他讨论民族精神时仍然强调的是个性,即民族的个性,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个性。换言之,民族精神思想的提出是针对民族个性;而时代精神的提出是针对个体个性。这仍然是他一贯以社会为有机体的思想。
结 语
民俗学、国民性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民间、民俗的重视在于19 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和民间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清帝国的灭亡,附属于它的传统精英文化也受到怀疑,因而一些学者比如胡适和陈独秀、周作人等开始寻找保留在民间的文化,将农民阶层语言和传统理想化,寻找传统文化史上不被重视的民间因素。【65】 另一方面,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强势文化的刺激,可能引发了他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则通过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接触了赫尔德的主张和思想,从而使得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而近代中国学者笔下一些常见的用于如民族性、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尔德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日本学术转折入华,偶尔也有如何炳松等直接介绍入华。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早年刚到日本时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反对清朝,但觉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华未被少数民族统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66】他并得出结论: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维新时是竭力挣扎学德国。【67】明治年间日本学习德国的氛围竟然影响到他,从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现了赫尔德的思想。
说明：
1、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5 期 (第 24 卷 ) 。
2、陈怀宇的另两篇相关论文：《赫尔德与中国近代美学》【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1&NewsID=8204】、《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HDZ200604004.htm】
注释：
1、参见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410—423页;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洪长泰:《到民间去, 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赵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胡万川:《反思与认同——— 1920—30年代中国与台湾民间文学运动的异同》,台湾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4年。这些著作多数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接受西方与日本学术的影响,但未讨论赫尔德的影响。
2、如赵京华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一文中梳理了周作人民俗思想中的两种外来渊源,并追溯了周作人在柳田民俗学说影响下,对于中国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此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
3、Hanyan Lee.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 64: 1, 2005, pp. 35 - 65.
4、LIU Hao-ming. From L 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 Zhou Zuoren’s (1885 - 1968) 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 Asia Major 3rd Series, 15: 1, 2002, pp. 109 - 160.
5、见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平孔德学校的演讲,收入《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38—39页。
6、该文收入1919年出版的《谈虎集》。参见氏著:《知堂小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4页。他还提到其他一些德国学者如弗洛伊德(周写作弗洛伊特) ,参见氏著:《北河沿通信》,见《知堂小品》,第195页。
7、参见《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4—27页。
8、对柳田国男民俗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关系的研究,参见子安宣邦:《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 2003年。
9、周作人:《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13页。
10、周作人:《我的杂学》,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25页。
11、《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47—48页。
12、《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51—54页。
13、《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61页。哈特阑的作品为Edwin Sidney Hartland. The Science of Fairy Tales: An Inquiry into FairyMythology, London: Walter Scott, 1891; 麦扣洛克的著作为John A. Macculloch. The Childhood of Fiction: A Study of Folk Tales and Primitive Thought, London, 1905; Macleod Yearsley的作品为The Folklore of Fair-tale, London: Watts & Co, 1924。
14、《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0页。周作人将格林写成格列姆,但提供了原文Grimm,现通译作格林。参见《儿童文学小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51—54页。
15、参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10—14页。总而言之,周作人是在东京接触到文化人类学。他自己的回忆还见于《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760—764页。
16、《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31页。
17、《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36页。按,银丛书的这本《习俗与神话》出版于1904年,周作人1906年即在东京买到此书,可见当时日本接受西方学术作品之迅速。1907年他在日本即开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度兰二人合著的小说《世界欲》,后改名《红星佚史》在上海出版。参见《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4页。
18、《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9页。此文中安特路朗作安特路阑。
19、1930年10月14日《重刊霓裳续谱序》,《看云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98页。
20、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年,第37页。
21、Uli Linke.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the Government of Social L if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1,1990, pp. 117 - 148.
22、Gerhard Lutz. Die Entstehung der Ethnologie und das spatere Nebeneinander der F¾cher Volkskunde und Volkerkunde in Deutschland, in H. Nixdorff and T. Hauschild eds. , Europaische Ethnologie, Berlin: Dietrich Reimerverlag, 1982, pp. 29 -46, esp. 34 - 37.
23、《鸦片祭社考》,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230页。
24、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第478页。有学者怀疑该文不是周作人所作,而是常惠的手笔,见施爱东:《〈歌谣〉周刊发刊词作者辨》,《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第91—97页。其实,从使用所谓国民的心声一语和周作人曾说赫尔德有所谓民声说来看,这篇作品应该是出自周作人之手。
25、《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44页。关于希腊的民俗,周作人在《花束序》中还提到了洛孙( J. C. Lawson)的《希腊现代民族与古宗教》,参见《永日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69页。
26、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71页。
27、贺麟等人引用《批评的丛林》,认为赫尔德对于现象的认识影响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译者导言(二)《现象学的来源和意义》。
28、Nicolas Saul. Philosophy and German Literature, 1700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6 - 47.
29、新的整理版见Howard Gaskilled. The Poems of Ossian and Related Work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iona Staffor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收入Von deutscherArt und Kunst. einige fliegende Blatter, 1773; 整理本见Hans Dietrich Irmscher, Hrg. , Herder Goethe FrisiMêser: 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Einige fliegende Blatter ( Stuttgart: Reclam, 1977) 。
31、当代有关研究见Derick S. Thomson. The Gaelic Sources ofMacpherson’s“Ossian”,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52;Howard Gaskill, ed. , Ossian Revisit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ess, 1991; Peter T. Murphy, Poetry asAn Occupation and An Art in Britain 176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chap. 1; Gauti Kristmannsson. Ossian: A Case of Celtic Tribalism orA Translation withoutAn Original? Transfer, 1997, pp. 449 - 462。
32、《夜读抄》,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99页。
33、《知堂回想录》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46页。
34、有关世界文学思想的传播史,参见John Pizer. The Idea ofWorld L iterature: 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 Bar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42页。
36、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第1页。
37、《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94页。
38、参见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文津出版社, 2005年。
39、陈铨:《中德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9页。
40、参见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135页。
41、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82—91页。
42、当代已经有学者专门著书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讨论,如孙隆基,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Armonk: M. E. Sharpe, 2002, p. 148,讨论梁启超受欧洲思想的影响。
43、何炳松:《通史新义》,见《民国丛书》(影印本)第3编第61册,上海:上海书店, 1992年,第221页。
44、Frederick M. Barnard. 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p. 224.
45、Nicolas Saul. Philosophy and German L iterature, 1700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6.
46、Isaiah Berlin. 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8 - 242; 柏林论反启蒙见JosephMali and RobertWokler eds.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3: 3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3。关于赫尔德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倾向,还可参见近年的政治思想研究: SankarMuthu. Enlightenment againts Empi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 ter 6; 哈曼和赫尔德对语言的研究见Andrew Bowie. The Discovery of Language: Haman and Herder, i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Haberma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3, pp.41-57。
47、David M. Jones. The Image of China inWe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70 - 75.
48、Frederick 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Montreal and London: McGill - 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 - 21. 赫尔德很重视律法,认为摩西不仅是犹太民族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立法者之一。
49、Frederick M. Barnard, J. G.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7-169.
50、Frederick 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pp.5-6.
51、Lung-kee Su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2002, p. 52.
52、参见德国爱尔兰根大学《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WSC databases,见
http://www.wsc.uni-erlangen.de) 。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香港:中华书局, 1983年,第128页)说:“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精神才好。”但编者不能确定此信确切年代,推测是1921年。虽然无法知道此信确切年代,但其年代在何炳松著作发表之前应无问题。
54、郑匡民把梁启超这种思想归结为福泽谕吉的影响,见氏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第55—82页。有关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学术的关联,参见狭間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 みすず書房, 1999年。
55、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21—122; Lydia H.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 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7-49.
56、雨尘子:《经济竞争论》,见《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 1903年。此词的信息和民族心理学的德文信息均来自《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
57、周作人:《谈虎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346—347页。
58、伍国在《灵魂与国民性和鲁迅的关系再考》检讨了国民性思想的欧洲起源,认为这种思想与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作者并注意到鲁迅已经接触到法国学者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并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参见丸尾常喜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其实,周作人也是很熟悉勒庞此书的。他称勒庞为吕滂,此书书名作《民族发展之心理》,见其作于1929年5月13日《伟大的捕风》一文,收入《知堂文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8页。《北河沿通信》一文则称此书为《群众心理》,见《知堂文集》,第37页。
59、这篇文章改名为《从中国文化史上所见的中国民族性》,见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第107—119页。
60、Kosaku Yoshin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Sociological Enqui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pp.54-59. 吉野的讨论引用了Aira Kemilainen的观点,见Nationalism: Problems Concerning theWorld,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Jyvaskyla: Kustantajat Publishers, 1964). 另一本讨论日本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也涉及了一些日本人论思想的讨论,见SandraWilson ed.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162。
61、参见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20—32页。
62、姜蕴刚:《历史艺术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4年,第3页。本书初版原为华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三种,发行于1941年5月。
63、Frederick M. 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64、J. G.Herder. Sammtliche Werk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 - 1913, XV I, pp. 547 - 551; 巴纳德的讨论见Frederick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pp. 112 - 113。
65、CHAO Wei-pang.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s, [Asian ] Folklore Studies 1, 1942, pp. 55 - 76; 2, 1943, pp. 79- 88; Yen Chun-chiang. Folklore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26, 1967, pp. 1 - 62; Sandra Eminov.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Modern China,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12: 2 - 3, 1975, pp. 257 - 277; 又载Felix J.Oinas, ed,Folklore,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Columbus: Slavic Publishers, 1978, pp. 163 - 183。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 RichardM. Dorson. National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lktale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12: 2 - 3, 1975, pp. 241- 256。
66、《知堂回想录》上册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10页。
67、《知堂回想录》上册七〇《结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