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问学世纪行
——罗永麟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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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有
[小传]
罗永麟（1914——），四川重庆人，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早年在重庆、上海上学，1933年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农业经济科。1951年进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在华东师大的教书、为学生涯。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仙话研究》、《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等著作。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成就奖）。
[名言]
做学问，要在貌似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因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人文学科所做的研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能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学者的功力，就是一种创新。
我最近著了一本书叫《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主要就是谈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位一体论，所以我的体系，假如要说有体系的话，就是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研究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我的学生超过我是我的光荣，我的学生赶不上我是我的耻辱。
罗永麟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学的是农业经济，“因为在实习与调查研究时，和农民有接触的机会，经常听见他们唱山歌和讲故事，同时也喜欢他们那种比较诚实纯朴的性格和习俗。因此开始对民俗学发生了兴趣，进而泛览和民俗学有关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一类的书籍，藉以扩大知识面，从而帮助自己对专业的研究。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其对民俗学中有关民间文学的部分特别感兴趣。” 但是留学归国后，由于时事动荡，战乱纷纷，他没有条件从事喜爱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1951年，罗永麟先生受时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先生之邀，任教民间文学课程，从此便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小学科，常常不被重视。但罗永麟坚信民间文学（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民间文学在文学大家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六十年来，他一直固守学术阵地，甘于寂寞，默默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罗永麟先生的坚持和长期努力，也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之一，目前许多学生已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民间文学的教授、硕导、博导。罗永麟先生今年已97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
一、辛勤耕耘，不断开拓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罗永麟先生素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研究专家而著称。这是他进入华东师大工作后所开创的第一个研究领域。《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是中国历史悠久、流传最广、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对中国普通百姓的影响极为深远。五十年代中期，罗永麟先生率先提出了“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概念，并开始了研究工作，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该项研究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文革”期间被迫中断了研究），共发表《试论〈牛郎织女〉》、《论孟姜女故事》、《〈孟姜女〉的社会性与文学性》、《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论〈白蛇传〉》、《〈白蛇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央民族学院民俗学讲习班的讲话》、《〈白蛇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及其悲剧价值》、《〈白蛇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讲课提纲》、《关于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再创作问题》等主要论文十篇，于1986年汇集出版了专著《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罗永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界对这四个民间故事均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为四大民间故事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学界所广泛引用。正如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所评述的：“罗永麟自80年代以来，专注于四大传说的研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研究四大传说故事的论文，……他走出了论者大多停留在文学价值与戏曲的关系阐述的局限，而着眼于从传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去挖掘传说的精神实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永麟先生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仙话。中国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基本上沿袭了国外的分类法，散文类作品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这种世界通用的分类法，在某些领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在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影响下产生的仙话，国外是没有的，笼统地归入神话或故事，都不太合适。罗永麟在研究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大胆地提出应打破原来的分类法，提出“仙话”、“鬼话”、“怪话”应单独分类，并对仙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先生在仙话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九篇主要的文章：《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仙话与神话的关系及其异同》、《神仙思想与乱世哲学》、《屈原与神仙思想》、《仙话与秦汉文化》、《〈淮南子〉中的道论、神仙思想和仙话》、《神仙思想与魏晋名士及其文学》、《八仙故事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影响》、《〈封神演义〉与神仙、道教思想》，最后汇集为《中国仙话研究》一书，于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九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从上古时期的神话到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的八仙故事，显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学术视野。正如刘东远在《为“仙话”立言——罗永麟著〈中国仙话研究〉》一文中所说：“这本书……从总体到细目对中国固有的仙话作了全面考察和论析，提出了为仙话立言的新见解，也即是在中国民间文学分类上予仙话以地位，列为一个品种。这是一个富有学术性的创见。” 任继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中也认为：“罗氏《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尽管这是一部论文集，但彼此之间却有较密切的内在联系。首篇《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视为全书的绪论，以下诸篇以仙话为主干，通过横向的比较与纵向的历史透视，比较客观地阐释仙话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影响。” 通过罗永麟先生对仙话的系统研究，基本构建了仙话研究的框架，推动了仙话的研究工作，姜彬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 中专列仙话栏目，正式确立了仙话在中国民间文学分类中的地位，其他学者也纷纷加入了仙话研究的行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年龄的关系，罗永麟几乎不再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正当中国民间文学界同仁以为他已在家颐养天年的时候，2003年4月，罗永麟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让中国民间文学界同仁感到了惊喜、惊讶、惊叹。这距离他出版的第二部著作（《中国仙话研究》）正好十年，可谓真正是“十年磨一剑”。出版此书时罗永麟已九十高龄，既显现了他对学术的不懈追求，也突出展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力。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对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关系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理论著作。对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逐一进行理论梳理，探寻民众智慧、民众思想是如何对先秦诸子产生深刻影响的；先秦诸子又是如何吸收民间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把它升华到哲学高度、从而构架各自的哲学体系框架的。在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超越了一般的从表象到表象、从事项到事项的比较，而是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挖掘，提出了许多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书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颇多学术创见，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部颇见功底的理论著作。
罗永麟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为中国特色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而不懈努力。
二、毕生心血：三位一体论
2007年，时年94岁的罗永麟先生出版了他的第四部专著《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正式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文学发展观。这可以说是罗永麟先生一辈子学术研究的心得和精华。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三位一体论”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在早期的论著中，主要是强调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也即“二位一体”，如写于1978年的《建安风骨与民间文学》一文中就认为：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创造性的结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建安时期，一个就是盛（中）唐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文人都能够配合时代的要求而主动地向民间文学学习，吸取养料，并进行创造性的革新和发展……因文人文学主动地吸收了民间文学的优点，所以获得空前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一种奇迹。” 至1985年完成的《晚明文艺思潮与民间文学及通俗文学》一文中初步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观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从古到今基本上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文人文学（即纯文学）。……虽然这三种文学都各自自成体系，有本身的特点，但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往往不能自觉。建安风骨、盛唐气象都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而晚明文艺思潮更鲜明地表现了这种关系。”近些年，罗永麟有关文学发展规律的“三位一体论”逐渐成熟。在《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的《后记》中明确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先秦时代有风、骚，汉魏有乐府，唐宋有诗、词，元明清有曲、杂剧、章回小说。这些突出的文学品种和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峰。怎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学高峰？是文人文学取得的，抑或是民间文学取得的？都不是，而是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晶，而以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文字面貌加以表现。因为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是无字之书。换言之，就是文人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民间口头文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史（外国的如《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唐•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剧作，歌德的《浮士德》都是显例），虽因社会历史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异，而其实质，概不例外。”
该书汇集了罗永麟先生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按历史顺序论述文人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发展线索，从风、骚，建安风骨，盛唐气象，李白、杜甫，晚明文艺思潮，直到现代的鲁迅、胡适。“中篇”则从横的方面论述笑话、机智人物、仙话、武侠小说、新故事各方面，探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性质、演变，美学意义和发展规律，从而延伸到民间文学的改编和再创作问题，宏观和微观兼顾。“下篇”以文人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三者结合得很好，而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影响很大的四大故事为具体研究的实例，从而领悟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意义。 正如著名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家车锡伦在《推荐前辈罗永麟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新探〉》 一文中所说：“从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巨著的目录看，其中许多篇章是旧作的整理，由此也可看出，罗老多年来的民间文学研究，就是围绕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个目标展开的。它们都是脚踏实地的研究，既显示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研究的扎实功底，又放眼世界，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这样的功力，也是我们这些晚辈所缺少的。”这段话可以说非常精到地概括了罗永麟先生的学术追求，在整体文学观理念的指导下，以具体作品、作家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探寻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者之间的互为关系，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繁荣文学创作服务。
三、固守学术，扎扎实实做学问
罗永麟先生经常告诫学生，做学问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才能做出真的学问。这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经验。正如刘东远先生所说：“罗永麟执著地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多年，无一日懈怠，在他的精心研究著作中可以见出他的精神，就是对国学经籍、传统文化的熟谙和对实际情状的洞察。”
罗永麟先生多少受到古人“述而不作”的影响，即对某个问题没有深思熟虑、形成自己的观点，不轻易写文章。因此，他一生的著述数量不算多，但每篇文章都要求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每篇文章都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查阅资料，熟读原文，从不马虎，他认为做学问要有攻坚的勇气。例如《杜甫与民间文学》一文只有一万余字，但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杜诗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从没有人注意到他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尽管，杜甫的许多诗篇他从小就熟背，但为了写作该文，又反复阅读杜甫诗集，遍阅前人的注释和研究文章，在这基础上才动笔写作。故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谭达先在2004年4月14日拜访罗永麟后有这样的记叙：“上午，到教授住宅初访91岁的民间文学权威罗永麟教授……他的治学方法有独到处，使我敬佩。他谈及他写《杜甫与民间文学》一文时，曾精看《杜甫诗集》三遍，半年才写成。他多独到见解，不苟于人，敢于作严肃的批评，可敬之至。” 又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广博、思想深邃、体系复杂、文字艰涩，虽说罗永麟先生自小接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学、古典文学功力，具备研究的条件，但毕竟年事已高，看书需要放大镜，写字手会颤抖，外出查阅资料也多有不便。但他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每天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重读先秦诸子的原著和历代的注释、研究文章，反复斟酌思考，一句一字摘录做笔记，一句一字爬格子，除去前期准备工作，真正进入写作就整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
罗永麟反对在学术研究上赶时髦、哗众取宠，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一时获得名声，产生轰动效应，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无益于真正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借鉴和学习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必须的，但同时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我所用，不能盲目崇外。如在《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文中就指出：“文学的类型，不论中外，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而产生。除了国际上共同具有的形式外，往往又各具自己独特的类型和形式。文人文学如此，民间文学亦然。我国现在民间文学的分类方法，‘五四’以后，基本上采用欧美、日本及前苏联的分类法。吸取外来好的经验和方法，无可厚非。不过完全照搬，就不一定适合实际情况。譬如民间故事，我国现分为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笑话、生活故事等，就把我国特有的一个故事品种淹没了——这就是我国特有的和道家思想、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仙话（神仙故事）。一般书籍，不单独列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不仅脱离实际，严格地说也不够科学。因为中国神仙故事的性质，既不属于通常的神话，也不属于一般的传说。它是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人民生活习俗的特殊表现。”
正因为这种“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追求，罗永麟坚持不写无益于社会人生的文章、不写概论性的著作，认为概论性的著作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很容易导致泛泛而谈。文章不在数量多，而在于价值。
甘坐冷板凳，寂寞出学问。这两句话用在罗永麟身上恐怕是最合适的，也是他一生治学经历的形象写照。祝罗永麟先生健康长寿！
（本文收录于《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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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郑土有 于 2012-3-18 13:2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