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20世纪前半期外国探险者、传教士、文化学者在中国的几次考察
• [url=]2006-1-19[/url]
• 来源：[url=]本站原创[/url]
• 作者：xmay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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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外国探险者、传教士、文化学者在中国的几次考察

      
20世纪之前，外国的传教士和探险家就曾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中，包括了对中国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考察，并留下了不少考察的记录或专著。到了20世纪，这些探险的考察有增无减。其中，对早期中国音乐的描写和记录，不仅留下了时代的印迹，也成为今天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可贵资料。由于这些实地考察的成果基本上是以外文在国外发表的。就笔者而言，对此做系统的资料收集有一定的困难，也不是一定必要的。因为，它完全可以作为另外的专题单独研究。本论文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中的不同类型以及相关实地考察的代表性成果，做一个粗略的扫描。
相对于中国音乐家在20世纪前半叶的视野而言，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考察主要分布于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ii]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大地域就是由蒙古草原延伸至西域，以及西南。


除了本文在有关音响和唱片业一节中提到的早期西方人对蒙古族音乐的采录收藏外，1902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Oost, P. Joseph VAN神父被派到中国内蒙西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并开始对这一地区的音乐进行收集。从1908年到1932年间，他共收集并撰写了《蒙古民歌选集》（1908）《鄂尔多斯南部民歌》（1912）《中国和蒙古：它们的音乐》（1914）《鄂尔多斯的蒙古音乐》（1915－1916）《土默特笔记》（1922）《中国北部的专业音乐家》（1930）《鄂尔多斯地区》（1932）[iii]这些著述影响颇大，并被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反复引用。神父当年的工作不仅为文字撰写和笔录，还包括了录音。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馆藏目录中有与《鄂尔多斯南部民歌》对应的录音资料编号。遗憾的是这批录音资料除一曲外，皆毁于战争。[iv]
此外，1903年Campbell, C. W发表了《蒙古之旅》[v]；1920年Bulstrode, Beatrix 发表了《蒙古游记》；[vi]1921年Andrew, Roy C.发表了《穿越蒙古草原》[vii]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蒙古族音乐的早期资料。
1926年－1927年，中国和瑞典共同筹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该团的常务理事中，就有歌谣运动的主将刘半农。这个考查活动前后历时4年，这是我国第一次独立平等地和国外科学家联合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其所进行的地质、地理、考古、气象、生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还包括了白云鄂博（包头正北）的铁矿，新疆孚远三台、阿拉善、河西走廊的中生代恐龙化石，以及额济纳的大批汉武帝太初二年到光武帝建武七年间的汉简遗存等重大发现。[viii]在这次考察后有不少成果发表，其中有不少属人文科学的副产品。如斯文·赫定的系列探险著作，还有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等等。[ix]当时该团副团长亨宁·哈士纶负责人类学方面的考查，他的著述成为蒙古文化、尤其是土尔扈特文化研究的难得标本。这本书，包括了大量对蒙古人的音乐、及其音乐观念的深入描写，从曲谱到乐器、以及音乐传说、演唱场合等等，无不生动传神。如果从实地考察的方法来看，亨宁·哈士纶“从始至终都是力图站在一个正统的土尔扈特人的角度描写他所听到、见到的一切。”因此，他在当时完全为该部落的上层视为自己人。“在他的书中，他从来不是一个无所谓的旁观者，而自视为那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荣传统的部落的一个‘编外’成员”。[x]
1943年，STOCKHOLM出版社出版了“中－瑞探险出版物21” 专号、民族志第八卷第4号，并题名为《蒙古音乐第一部――东部蒙古人》。这部论文集由斯文·赫定（Sven Hedin）撰写前言，收录了亨宁·哈士纶（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的“蒙古古曲寻踪”；K·GrØnbech的《蒙古诗歌集》；Ernst Emsheimer（E·艾姆舍依默）的《蒙古音乐和乐器初探》、以及《亨宁·哈士纶的东蒙古音乐集锦》4篇。[xi]这五篇内容实际上全部都围绕着亨宁·哈士纶的考查。“蒙古古曲寻踪”是有关考查的报告；后3篇是相关内容的整理。其中《蒙古诗歌集》是K·格贝伦克（GrØnbech）博士为哈士伦所采集的蒙古民歌作的翻译，该诗歌集共有91首，全部采用了蒙/英对照的体例发表。相对应的《东蒙古音乐集锦》则是E·艾姆舍依默根据这些民歌录音的记谱。这份谱例以部落作为划分标准，分别有布利亚特2首；齐布钦(Chipchih)6首；达斡尔2首；额鲁特（öLöT）4;扎莱特(JALAIT)13首；科尔沁（KHORCHIN）12首；科尔沁扎萨克图（KHORCHIN JASAKTU）31首；郭尔罗斯(GORLOS) 1首；土默特（Tumet）1首；巴林（BARIN）1首；喀喇沁（KHARCHIN）3首；察哈尔（CHAHR）4首；海拉尔7首；新京（HSINKING）3首；其中每首曲子标明了演唱者性别、人数、所用乐器、蒙语名称及翻译。《蒙古音乐和乐器初探》一文中，E·艾姆舍依默根据哈士伦的收集，对音乐和乐器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对1）资料的解释：资料的音乐类型，如萨满的祭祀音乐、乌力格尔等；旋律的排列，按照部落的序列。2）出版方法：亦即整理的方法，强调旋律的完整性，记谱中对蒙古旋律音调、及装饰音的处理等。3）乐器的描写：以fiddle（提琴），guitar（吉他），zither（奇特），flute（笛）为参照，描写了不同的马头琴、抄儿、四胡、三弦、筝、笛子等乐器。并在描写中特别注意它们的特点以及与中亚、汉族一些音乐的比较。
从上述由E·艾姆舍依默完成的工作来看，体现了那个时代研究整理与收集者之间的分离，这也是早期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共同特点。不过，对本文来说最重要的是哈士伦自己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但充分体现了前述有关《蒙古的人与神》所得到的评价，并对今人的实地考察依然有其参考价值。
首先，与那个时代一般人类学家仅注意共时性的观察不同，哈士伦对蒙古部落史有着特别的兴趣。他从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中偶然发现了某些年龄段的人所显示的种族特征，与部落中的其他群体不同。这些有着不同特征的人，正好出生在本族与外族频繁通婚的时期。那么各个部落中，究竟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变化呢？

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所预期的目标，必须遵循一条坚定、深入调查的原则，而不是我们始终信赖的人类学家所给我们指明的道路。必须通过蒙古包去考察过去，因为他们神圣的火焰是家庭与部落生活的中心。传统就是在这里产生的，那些围绕在蒙古包周围的，有着部落最古老和基本特征的语言和氛围被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成为沟通古与今的桥梁。[xii]

这段话正是哈士伦田野考察的基点。接着，哈士伦以强烈的“寻找被埋没的旧时代的代表”的精神，将长期口传于蒙古部落的音乐视为抢救性的收集对象。他顺着考察的路线，依次描述了那些蒙古音乐的集锦是如何被收集的过程。比如，如何从科尔沁的监狱中找到了歌手，如何相遇扎赉特部落的游吟歌手等等。在考察过程中，他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是曾为王爷歌手的桑鲁普。他通过桑鲁普，描述了蒙古音乐的传承方式，勾画出蒙古草原的时代变迁。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未退色的主题，即传统文化面临现代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借用桑鲁普对录音机真正用途和目的的理解，以桑鲁普的角度，说出了他采录蒙古音乐的真正意图：

桑鲁普从未怀疑过，后来者们将会回头找寻那些旧歌的宝藏，……在我神奇机器的帮助下，他将能在罪恶的年代安全地将过去的财产保存下来，直到有一天蒙古人再一次要听或感受这像他们一样原始的音调。最后他终于发现了寻找已久的方法，这样，他便能不负先辈，把交给他的宝贵遗产，继续留在人间。[xiii]

这个意图体现出的、对人类文明传统的保护和保存意识，与中国的音乐家尤其是后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因此，哈士伦的实地考察，便以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探险者”，从事蒙古音乐录音采集的形象呈现。在他叙述的采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这次采录所做的所有准备，包括与欧洲学者的交流，包括他携带的所有设备以及设备来源的介绍，资金的赞助，还有资料整理的合作者，让人们清晰地了解他的考察过程和细节。这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论文主流中，隐去考察过程，重在论点架构的“写”法不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哈士伦在他的报告中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从他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1943年以前，外国人对于蒙古族音乐的收集信息。比如约瑟夫·冯·奥斯特（Oost, P. Joseph VAN）的《鄂尔多斯蒙古音乐》[xiv]； A.D.鲁德涅夫的《蒙古各部落的乐曲》[xv]；土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洪堡－索瓦热夫人的《蒙古诗歌18首》[xvi]等。

在西南方面，1911年出版的《中国西南的部落》记载了Samuel R. Clarke神父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当地三十三年的传教经历。[xvii]书中记录了中国西南苗族宗教信仰，婚丧嫁娶以及民间故事等等，他特别描述了每年一到两次的苗族音乐节。这些节日包括斗牛和跑马，并有一定的宗教内容。同时也记录了音乐的活动。比如苗人使用的乐器芦笙，这种芦笙有金属的鐄，六根管发出六个音，声音像风笛等等。作者还描写了演奏的场景，比如芦笙的演奏为5个人一排，乐器大小不同，并以转圈方式进行演奏，有时演奏中也使用鼓。并提到在安顺府周围的苗寨有许多乐队，这些乐队也为结婚或者葬礼演奏。作者也注意到苗族不同分支的不同习惯，比如花苗和水斯苗的女人不跳舞等等。
印度民间服务机构的官员贝尔(Charles Bell)，曾担任过英国住西藏的政治代表。他能讲流利的藏语，并撰写了许多有关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书籍。1928年，他撰写了《西藏人》，书中描写了当时西藏人生活中的歌唱娱乐。[xviii]他用英语记录了四首歌词，以及两首记录藏语发音的歌词。书中写道，西藏人男男女女天生会唱歌，在走路、骑马工作以及休息时，都会放声歌唱。西藏的妇女常常是一边做工一边唱歌。藏族人认为做工时唱歌，工作会做得更好。有一次，当他走访拉萨附近的金店时，遇到一位正在溶化金子的妇女，她一边劳动一边唱着：
“割下我孩子的头发吧，我东方的菩萨！



所有的神，听听我的祷告！


作为一个仆人的孩子没有头发才能劳动。”

这首歌词也有藏文的记录。在贝尔眼里，唱歌往往是藏民的头等大事。比如，他常常见到一些妇女沿街歌唱，或在水井边唱歌，在大祈祷节上唱颂佛的歌曲就更不用说了。
1956年，伦敦出版了一部《西藏七年》的回忆录，作者名叫Harrer，曾是从印度逃到西藏去的奥地利战俘。[xix]此人一直活到1950年，他的经历发生在此前。在这本书中，作者没有刻意去描绘音乐，但还是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回忆了有关他在西藏，特别是布达拉宫周围所见到的与音乐相关的事。书中记载了布达拉宫里有一支的卫兵乐队，演奏一些西藏乐曲以及英国音乐。他记得那首英国乐曲的名字叫“上帝拯救国王”。后来他发现这个乐队的队长曾经在印度的军队里受过训练，是他将英国音乐带到宫里去的。但是歌词已经变成了藏文。尽管这个管乐队演奏时，有时会出现错误，但是乐队演奏还真有点苏格兰风格。
Joseph Rock（约瑟夫·洛克）是著名的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他从1920年代起，便花了近25年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一带研究当地的植物、地理和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包括东巴文化。其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最早由哈佛燕京学会出版，现在已经被译成中文，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部著作连同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被遗忘的王国》，都是目前研究纳西族文化的必读文献。[xx]
Osgood 是西方的人类学家，1938年在中国的滇北进行有关音乐的考察研究。[xxi]当时他考察的地方叫高瑶(KAO YAO)，位于昆明西南。从他撰述的《旧中国的村庄生活》一文中可见该地为汉族人村落。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汉族乐器，包括打击乐器。作者对这些乐器绘制了图片，打击乐器有锣、铙、响铃、木鱼；弦乐器有二胡，三弦；吹奏乐器有唢呐、笛子等。比如他描述了一系列的锣，有一种挂于村庙中的、大小直径为一英尺的铜锣，这种铜锣的功能为集会召集。此外还有直径八英寸的锣，人们在正月的固定时节敲击它。还有一种花灯会使用的更小的锣。文章对铙也做了系列描述，最大的直径有一英尺，中等大小的有八英寸，而最小的直径有6英寸。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念经或者葬礼上使用。但花灯节要用最大的，结婚仪式要用最小的。响铃是念经时用的。对于其它乐器的描写基本相同，都涉及到了形制、大小、用途功能等方面。在Osgood的文章中，反映出这个汉族村庄的音乐生活并不兴盛，比方，村里的人不分老幼基本不在家中唱歌，婚丧嫁娶中演奏乐曲的班社也不是本村的人。有时村里会出现昆明来的盲艺人，拉着二胡挨家说唱，作者还注意到演唱的报酬。文章认为，当地人对音乐有偏见，演奏乐器的女人被看作是妓女，这显然是传统对职业女性表演者特别是演奏者或者歌唱者的偏见。Osgood的描写注意到了音乐与当地生活的关系，以及人们的观念。在乐器的描写上显示了其专业水准。
在20世纪前半叶对西南的实地考察中，位于四川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从1919年开始，便注意民族学资料的收集。直至1936年，该馆收藏了3400多件藏、苗、羌、彝等族的文物，其中包括了乐器[xxii]。该校在1922年成立了“华西边疆学会”，最初的会员基本上是在该校任教的外籍教员。1923年，该会将原来的传教通讯改变为不定期的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该杂志的全部20年期刊中，有五篇论文涉及到民族音乐学的内容[xxiii]。在1924年至1925年“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第二卷中有Combe撰写的《康定的鬼舞》，该文章实际上描写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舞蹈“羌姆”。作者对角色、服装、色彩、道具、玛尼鼓的使用等逐一记录。并对其中每一场次的内容进行了描摹[xxiv]。1931在“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第四卷中Duncan发表了《藏族新年的舞蹈》，该文描写了藏族舞蹈所使用的乐器，如低音号，铙钹，笛子，海螺等等，以及这些乐器是如何伴奏的[xxv]。如，“这种舞蹈音乐几乎是相同的，大多数是单调的一个铙钹和一个鼓的声音，然后所有的鼓，笛子以及铙钹加入到音乐中，然后再逐渐减弱成为一个单一的鼓的敲打声以及铙钹的声音。舞蹈是有特点的，宁静柔和一直到所有的乐器都加入后，此时跳舞的人们会欢呼起来”。1941年，Grace 撰写了《轿夫号子的研究》[xxvi]，该文对四川一带抬滑杆的轿夫所唱的号子进行了考察研究。虽然没有谱例，但其歌词记录采用了情景、英译、汉译和注音的对照。使人们能够对该号子的呼喊发生在什么样的山路上、以及号子与抬轿动作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另外还有两篇考察报告值得细说。一篇是由Granham在1937年撰写的。Graham曾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曾担任过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他在西南地区生活研究了大约15年。1921年他首次接触到川苗，后来主要研究的地点为四川叙府的洛表，周家沟。他在《川苗的习俗》这部专论中，对当时该地区苗人的族群的人数、分布以及生活状况给与详细的描述[xxvii]。在川苗的习俗、仪式等的描写中，他特别记录了川苗对音乐的喜爱，包括唱歌、奏六管的芦笙和跳舞。他强调川苗没有文字，其历史和传说都通过唱歌来传承。但是，有些古老的歌词苗人自己都不理解，而且许多年轻的苗人已不学习唱歌。因此，Granham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年轻人将忘记过去，并预言这些历史歌曲将在40年内消失。此外，他对川苗的歌唱做了这样的描写，川苗人很少唱合唱，只是男女对唱。这在花苗中也很常见。几乎所有的歌都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演唱。歌曲中偶尔有情歌，在订婚的仪式上，新郎和新娘的媒人交替唱歌那些已经传承了数百数千年的歌曲。他将川苗的民歌以主题和演唱场合为标准，分成了10种：订婚时演唱的歌；结婚当日送新娘时演唱的歌；在结婚时迎新娘的婚礼上的歌；情歌；战争的歌；狩猎歌；端公驱邪时演唱的歌；捕鱼歌；葬礼歌；仪式时演唱的歌。在情歌方面，他观察到了两种不同类型。一为恋人分开时大声演唱的歌；一为恋人紧密坐在一起低声演唱的歌。他还详细地记录了芦笙的大小，形状，声音以及演奏方式。其中对芦笙音乐也因演唱功能进行了划分，如：1）在纪念仪式上做准备时扫房时演唱的歌；2）欢迎死者的灵魂回家时的音乐；3）给祖先供奉动物时的音乐；4）给祖先供奉食物或酒时的音乐；5）在纪念仪式上区分时间界限的音乐；6）在纪念仪式上的宴会后感谢孝顺儿子时的音乐；7）将死者的灵魂送往天堂时的音乐；8 纯粹为娱乐的音乐。在乐器方面，Granham还对口琴、树叶、竹笛等做了描述。其中他指出当口琴用于做爱或表达歌词（“乐器说话”）时，调子是低沉、平缓的。
第二篇考察研究是由牙医R. Gorden Agnew1939年发表的《川苗的音乐》，文章开篇就报告了他对苗人族群，语言，语音，语调等进行的调查研究[xxviii]。尤其是语音声调中的九声描写，相当细致。Agnew除了描写川苗的仪式音乐外，将川苗人的音乐分成1 歌曲；2 六笙；3 口琴（口簧）；4 鼓；5 树叶；6 笛子；7 小喇叭；（jointed Bugle）8 铜锣。对八类一一描述并将重点放在歌曲，六笙以及鼓方面。
他描写道，鼓在川苗音乐中的作用是击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川苗音乐中不经常使用鼓，而主要用在葬礼和纪念仪式上。川苗人主要有四种音乐仪式，即人去世时的音乐仪式；在葬礼上举办的音乐仪式；周年祭日仪式；3年祭日仪式。
在这种仪式上的音乐演奏常常由歌手和鼓手，以及琵琶或者六笙乐手组成。唱歌的时候，歌手一般站在鼓手的身旁一直到把歌唱完。之后歌手就变成鼓手，六笙乐手开始演奏并跳舞。但一般来说歌手从不跟六笙一起唱，六笙的演奏围绕着鼓，边奏边跳，当六笙演奏的速度加快，鼓手也跟着加快，反之亦然。Agnew观察到，六笙在不同的仪式中的演奏是不同的，比如，在人去世的仪式上，人们只是走；葬礼仪式上人们只是走或者跳；周年祭日上人们边走边跳；而3年祭日仪式上也仅仅是走。Agnew对音乐场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包括乐手们何时修习，何时重又开始。他用注音，标记了鼓的节奏。例如，苗人在葬礼上使用的鼓的节奏是：“-DONG-DONG-JIE-JIE,-DONG-DONG-JIE-JIE”。
此外Agnew对不同的乐器描写亦颇专业，不仅详细地描述乐器的形状、大小、结构、制作的原料，也关注演奏的方式和方法，发出的声音是否和谐等等。如，树叶主要用于演奏情歌。树叶常常采用绣线菊(属)植物的叶子，这种树叶被放在下唇，然后轻轻地叠在上唇上，这样空气可以从上唇和树叶之间流动，引起树叶的振动而出声。而口琴在川苗有不同的大小，不同材料的分别。在民歌方面，Agnew注意到它们的主题，其划分与Granham基本一致。由于当时Agnew没有录音机，他在记谱中只能用钢琴找音。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节“记录歌曲的技巧”，来说明他的工作情况。作为成果，他发表了38首五线谱谱例，包括民歌和器乐，有开场歌，黎明曲，下午或黎明曲，树叶的曲调，舞曲曲调，节日曲，丰收歌，六笙曲调（呼唤牲畜时使用的），口琴曲等等。此外，Agnew对川苗的歌唱方式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提到了轮唱或合唱在川苗中不常见。而发声方法上，川苗的演唱者运用了自然的、以及轻松的发声方法。
由此可见，Agnew报道了川苗音乐的研究结果，使用乐器以及演唱；描述了川苗的节日仪式习俗，以及仪式舞蹈，记录了具有六个管子的“六笙”（Liu Sheng），及其调式和和声。他还试图通过川苗的民歌，进一步证实川苗和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民歌之间的主题，传承，来源等的相似性。比较了中西方歌曲之间在调式的结构关系，语言构成上的不同。重要的是，他提出应该了解各不同民族所拥有的音乐形式特点及其价值，并认为寻找音乐表达新模式的价值对于作曲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在创作中，不应该抛弃种族和民族音乐的特点，而应以有机融合音乐类型的方法来丰富艺术表现能力。这种“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在当时的西方人中间也是相当前卫的。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叶，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实地考察由不同身份的人士构成，有传教士、探险家、官员、学者和游客。他们的描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场的直观性，并且较为注意音乐的功能以及当地人的音乐文化观念，并关注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变迁。在“眼见为实”的客位描写上，可以说是相当细致的，并提供了许多有关活动的具体情节。特别是照片和乐谱的记录，对今人的研究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这些考察文献往往在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它们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后，本文还想提及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调查。鸟居龙藏的调查大致可分为几个部分：1895的中国辽东半岛；1895－1900的台湾原住民；1902年－1903年中国西南；1906－1908的中国东北、蒙古族地区；此后为1919年、1920年、1928年三度对西伯利亚的东部和中国东北各民族的人类学考古学调查。其中中国西南之行，在7个半月的行程中，经过9个省（市），在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调查时间有4个半月。主要就苗、彝族进行了体质、语言、服饰、居住、习俗、社会组织、文化等方面的调查。该考察团携带了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机、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这次的考察也被认为是对台湾山地原住民考察的继续。事后，鸟居龙藏根据考察结果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1936年4月，国立编译馆翻译完成《苗族调查报告》中文版，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共分旅行日记、苗族的文献、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的体质、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纹、苗族的笙、铜鼓、结论十个部分。其用当时的科学方法，客观描写、记录了苗族不同支系，包括花苗、青苗、白苗、黑苗、打铁苗、狆（仲）家等人民生活实况的资料，至今仍具有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珍贵价值。鸟居龙藏的考察，也涉及到了音乐。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铜鼓和芦笙的考察研究。[xxix]
其就铜鼓的描写包括：铜鼓研究之历史；文献史上所载之铜鼓；铜鼓之形状；表面之花纹；眮部之花纹；把手；化学的成分；音乐上之价值；“按说”和参考书。在研究历史一节中，作者详考汉籍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西方人的研究成果14篇，并于西方学者Groot, Foy ,Myer 和Hegel 的论述中吸收其资料分析及研究方法。比如铜鼓之地理学分布、花纹、突起物、记载、形式、化学成分等作细密之研究路径，尤其是铜鼓的形式分类（今之考古类型）的参考价值。不过，在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后，鸟居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见解，即，“……今尚有使用铜鼓者，而其使用之铜鼓，与土中掘出之古铜鼓大致无甚差异。故吾人正不必限于过去之遗物而谨作考古学之研究，且须兼作土俗学上之研究也。”[xxx] 正因为他的这个民俗眼光，鸟居十分关注苗、狆家以及狸、獠、猓猡以及撣等族群对铜鼓的使用情况，并希图通过这一古代遗存物在当代的使用，考察人种生物学的关系。在铜鼓器型的考察上，鸟居采用了解剖学式的考究和说明，对形状、花纹作了精细描摹，并配有白描图案。其中对不同花纹，如鸟纹的演变、以及从把手上的纽纹推断其绳索的源头等，都体现了其古器物学的基础。其“化学的成分”一节，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铜鼓成分的不同，显示了材料学上的认识和发展，并不同成分也可看出不同的制作过程。在“音乐价值”一节中，鸟居首先进行了音高测试，并誉其音色庄严，有如梵音。并由此探讨其使用者视其为“神物”的观念。最后在“按说”中，鸟居对其收集并考察的这面铜鼓进行了类型、成分、音乐音色、地理分布的小结。并认为它受到汉文明的影响。
铜鼓的研究如此，芦笙的研究与之相仿，亦先是文献记载的梳理。鸟居考察的芦笙有甲、乙之分，两支皆为六管，差别在笙苗，一为直管，一为弯管。作者注意到苗族支系对芦笙的称谓有些微小的差异，并列举花、黑苗的称谓与印度支那的称谓对照。接着依然是解剖学式的形制构造描摹。在解剖中，将笙之发音原理及簧片与风琴、口簧进行了比较。进而，是发声方法及吹奏法解说，并配有照片。根据芦笙的六根管，鸟居进行了测音，并将音高序列以及六音的同时合奏都以五线谱谱表示之。其测音方法依笙苗长短顺序排列和六音合奏两种，并注意到了吹、吸方式形成的不同测音结果。芦笙苗上附属的共鸣筒，鸟居亦未忽视，专门拍摄照片以标示其“美妙音声之助”的作用。此外，鸟居对芦笙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也给予了关注，比如，笙的使用有性别问题，笙从来未见对歌曲的伴奏，笙的主要使用场合，除男子余暇之外，是为与女性的舞蹈合奏，以及不同支系苗人芦笙舞的不同描摹。不过，鸟居将苗人乐器以使用芦笙、笛、铜鼓为主的观察，与苗人的性格进行了联系，认为这种柔和、静弱、优雅的音色，与其性格中的抑郁沉静有关。并因此认为苗族民歌以情歌为主，曲调哀婉，少舞踊之勇奋，并在乐器上避用铜锣、皮鼓等喧嚣之乐器，而取铜鼓音响的清寂崇高，都是其民性格的选择。鸟居在他对芦笙的描写之后总结道：苗人之笙及其用法，与汉人以及印度支那诸民族颇为类似，其为人类学上最堪注意之点也。[xxxi]
鸟居龙藏对铜鼓和芦笙的描写，结合了文献梳理、文物器型和人类学的方法，至今仍可为一种乐器调查的范式。从他的研究中，笔者感受到其时的鸟居博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是他超越当时以体质研究为主轴的人类学眼光的体现。

综上所述，20世纪早期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种研究，往往代表了学者自身的选择或某种学术思潮，其功利性的目的亦不明显，更不似“经世致用”的采风。尽管在他们的考察和研究中，由于特殊的局外（文化的局外和专业的局外）背景，这些观察还不能深入到那些被观察的民族文化内部。因而难免于认识论上的误解或误读。比如，在西方人对云南纳西族音乐的描述中，即便如顾彼得这样一位生活在当地，并在与洞经会的乐手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他也从未提到“洞经”与“谈经”这些关键性的词汇[xxxii]。在有关苗族的音乐考察中，尽管有些文章对乐器器型和测音都有极为专业的详述，但未见及苗族古歌（创世传说）以及“理老”所唱古歌的记录。在铜鼓和芦笙的描写中，也未有它们存放地的记录，而这些存放地，实际上在苗族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的文化含义。这说明当时的考察还未能将文化事象视为文化整体进行考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影响甚至于在当代，也将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深入而将被重新认识。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将这些内容单列一章的原因。

(本文原载音乐学年度学刊《音乐文化》2004卷，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编)


本文为笔者博士论文《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的第三章。

[ii] 除了日本围绕侵华而产生的较大规模的东北、华北农村文化现状调查，如满铁调查部（1932年后为经济调查所）所从事的“惯调”活动。尽管这一活动留下的资料，现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但本文将不讨论这一具有特殊背景的实地考察。

[iii]刘奇：《近代中国鄂尔多斯南部地区民歌集》，该书为刘奇在1991－1992对Oost, P. Joseph VAN神父同名曲集的编注整理，1995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作为学报增刊出版。编注者在附录中对该神父的相关工作做了介绍和梳理。

[iv] 笔者于2000年前往该档案馆学习，亲自查证了这一事实。

[v] Campbell, C. W 1903<Journeys in Mongolia> Geographical Journal 22(5): 485-521

[vi] Bulstrode, Beatrix 1920 <A Tour in Mongolia>. London: Methuen

[vii] Andrew, Roy C 1921< Across Mongolian Plains>.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viii]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经过与考查成果》，《师大学报》20期（1975.6），台湾。并据载：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时我国团员10人：团长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袁复礼是清华大学兼北大地质学和地文学教授，1928年12日以后任考查团代理团长；黄文弼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考古学讲师：厂道衡是北大地质及占生物助教：詹藩勋来自水利委员会，研究大地测量和地图学：龚元忠来自历史博物馆，为考查团的照相员。又通过考试，选拔4名北大学生为考查团气象生：崔鹤峰为土木工程毕业生：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分别为物理系三年级、二年级、—年级的学生。欧洲团员17人，主要包括瑞典人团长斯文·赫定；队长拉尔生(Larson)，指挥旅行中一切事宜；丹麦人副队长哈士纶(Haslund)研究人类学；德国人气象主任赫德(Dr．Haude)等。团员们各有明确的职责和研究领域：地质、测量、人类学、考古学、天文观测、气象观测，考查团的医生、会计、翻译、摄影师、电影员等。

[ix]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这些书籍第一次以中文出版。

[x] 杨镰《土尔扈特部落的光荣与梦想》，《蒙古的人和神》（代序），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999年。

[xi] <The Music of The Mongols> Part 1 Eastern Mongolia ,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Publication 21. Stockholm,1943

[xii] 同9：p.15-16，本文对哈士伦的引述，采用林晓莉的译文。

[xiii] 同9，p.30

[xiv] La musique chez les Mongols les Urdus, Anthropos, May-Aug.1915-16. Vols. X-XI;

[xv] Rudnev, A. D.: Melodii mongolskikh plemen, in Zap. Imp. Russkago Geogr. Obsc. Po. Otd. Etn. T XXXIV

[xvi] La Princesse Nirgidma De Torhout et Mdm. Humbert-Sauvageot: Dix-huit Chants et Poemes Mongols. Paris, Geuthner 1937

[xvii] 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for Thirty-three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p.60-67, China Inland Mission / Morgan & Scott, Ltd., 1911

[xviii] Sir Charles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p. 171-214, Clarendon Press, [1928] reprinted by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New Delhi, India) ,1991

[xix] Hei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 p.163, London: Pan Books, 1956.

[xx] 顾著由李茂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第三次修订。

[xxi]Cornelius Osgood,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New York, Ronal Press in 1963.

[xxii] 王建民：206－207

[xxiii] 此为美国学者Helen Rees（UCLA）近年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查阅结果。Rees并复印全部资料提供笔者。

[xxiv] G.A. Combe, H. B. M. Consul General, <The Devil
Dance at Tachienlu (Dartsendo)>
Vol. II .1924-1925, p. 20-32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the 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Chengtu, China.

[xxv] M.H. Duncan, <The Tibetan New Year Dances>, Vol. IV .1930-1931,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printed by the Canada Mission Press, Chengtu, Szechwan, China.

[xxvi] Grace Manly. <The Road Calls of Chair Carriers> JWCBRS 13 (1941) :14-41

[xxvii]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of the Ch’uan Miao>, Vol. IX .1937, JWCBRS, p.15-16; 30-33 the 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Chengtu, China.

[xxviii] R. Gorden Agnew,< the Music of the Ch’uan Miao> JWCBRS
Vol. XI.1939, Thomas Chun & Sons ,Shanghai, China.p.9-22

[xxix]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二辑，国立编译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xxx]鸟居龙藏: 310，此所谓土俗学，即民俗学另一译。


[xxxi] 同28：p. 295

[xxxii] Helen Rees:《1949年中国西南地区地方音乐研究的外文资料》（发言稿），第37届ICTM年会，2004年1月，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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