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讲座问答部分
学生甲:刘老师,您刚才讲到地域文化时说了有两个条件: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为什么没有政治因素考虑进去呢?比如泰山,论其自然地理条件在全国并不能说是最出众的,不过由于历代帝王的封禅之类的政治因素的加入,成了中华泰山,您怎么看待其中的政治因素呢?
刘德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刚才讲的那两条主要还是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来强调的,但是实际上政治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我在讲民俗的时候曾经说过山东的语言,鲁西差不多大同小异,从济南往东差异性比较大,几乎一个市一个样,一个县一个样,当时我说了三条理由:第一,鲁西那一带是平原,便于人民群众的交往,从济南往东基本上是山区和丘陵,人民群众之间来往的比较少,语言和习俗的统一;第二,鲁西这里有条大运河,交通十分方便,更进一步加强了群众之间的交往,从济南往东呢山区、丘陵,交通不便,现在修了铁路,有两条济青铁路,有高速路,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我说还可能有一种情况,沂蒙山区和鲁西的语言基本差不多,为什么这里山区交通不便却差不多呢?我说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吧,是过去古代封国所带来的,从泰山往南基本上是鲁国,包括沂蒙山区,这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当国君治理的地方。胶东这一块儿是齐国,姜太公及其子孙后代治理的地方,他们由于治国之策不同,所以就造成了民俗风情文化的不同。因为伯禽到鲁国后实行的是“革其俗,变其礼”,把它的习俗改革了,礼仪改变了,统一到西周王朝的习俗和礼仪上来了,包括语言也是这样;而讲台公到齐国后实行的是“因其俗,简其礼”,因循守旧,所以它的习俗、礼仪改变不大,这是政治的影响,但是我刚才讲地域文化的时候,主要是为了突出它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就没讲到。但它的影响和经济因素相比,经济受政治影响的更大,那么文化受不受影响呢?当然受影响。有句话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受政治影响的更大。
李浩:我来说几句,算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对刘德龙主席的补充。我在每学期正式上课之前,第一个问题就是谈独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有人就批评我,说我是“自然环境决定论”,但我觉得这个“帽子”戴的挺合适。因为很多东西,无论是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首先得有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从中国的地域文化这个大的方面来讲它是这样的,中国文化必须要走这个路子。比方说,远古有一个大洪水时代,是在第四季冰川结束以后,地球温度上升,造成海平面上涨。关于洪水的记忆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它对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就是由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那么中国古史记载中所谓“水逆行”,就是说根据地理形势,水本来应该是应该从西向东流的,水逆行就从东向西流了。这就造成了水平面上涨,带来了必然的影响就是,逼迫原来居住在海边上的人们,也就是我们山东人被迫向内陆迁徙,迁徙的过程中和当地的原居民必然发生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就产生了。因为它需要应付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他就要调动部落所有的力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军事首领的权力加强了,他把行政权力,宗教权力全都合为一体,最终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的行政模式。世界其他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特定地理环境造成的。所以,地域文化同样也是如此。我感觉应该是在某一个区域,由一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植被等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微循环的生态环境情况下,才可以谈发展一种经济和政治形态。
应该讲,人类最初的时候就是环境决定的,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先有经济或文化之后才会产生,它就是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才会产生一种模式,一种生存的模式。无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游牧,都离不开我居住的具体环境;我首先有了环境,才会有我生存的模式;有了这个模式,我才会产生在这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东西。
张士闪:刘主席,以前我们曾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从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等于是没有中心。因为对于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而言,经济建设只是基础。当国家不能提供一个价值中心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心的一个缺失。您对此如何理解?您是否也不满意“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么一种提法?
刘德龙:是的。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去为经济服务,容易造成精神文化建设的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硬可软、可抓可不抓。我们反对“一手硬,一手软”,反对“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是经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你连饭也吃不饱的时候,你的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你让他去唱歌跳舞,弹琴画画,这确实也不现实,就是物质生活高度贫乏的时候,发展经济,搞物质生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当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条件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是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这个关系是辨证的关系,过份地强调哪一方面高于另一方面是不行的,必须用辨证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