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11月：读书汇报——韩雪春1257
2011年11月是调整的一个月，也是极为忙碌的一个月。13号之前一直忙开题，散乱地读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群体以及语言学的杂的文章和书，也没有怎么读透彻。且与大高师兄的情况有些类似，为了准备开题，读书都是非常具有功利性。也没有贯穿地读下来。开题结束之后就是两个读书汇报，是关于“民俗学视角——遗产旅游”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次课堂汇报。但似乎不怎么符合读书汇报的“至少两本理论两本个案”要求。所以，这次月末汇报，跟课堂汇报有关的我只报告Barbara Kieshenblatt-Gimblett 的《遗产的理论化》（“Theorizing Heritage”）这篇英文文章，算是一个关于个案研究的报告，另外再汇报安东尼•吉登斯的《为社会学辩护》和《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这两本书，我认为这两本书有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均是对社会学界的一些理论或一些大家进行作者自己的反思和评述，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吉登斯在这两本书中都有所论及的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特点、困境与谋求突破的探讨，这些探讨也涉及了人类学，促进了我对民俗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另外报告美国学者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这本书是我的导师康丽老师两个学期都推荐了的书，很有趣，像是一本故事书，但却处处充满了思考，可以促进我们去思考与反思很多问题。
1，Barbara Kieshenblatt-Gimblett 的《遗产的理论化》（“Theorizing Heritage”）：BKG是美国民俗学的一员女将，1972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美国民俗学会的主席。研究思路很开阔，涉及旅游、民俗、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兴趣主要为犹太文化表演、遗产、博物馆、旅游、日常生活的美学等。这篇文章是作者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对“遗产旅游”的研究，作者开篇论及了公共民俗学和学术民俗学的关系，公共民俗学加速了学科的危机意识，促使学者们重新去检查这个学科的根基，针对“folklore”这个术语在学术界以及公共民俗学界的否定性的内涵（剑桥英语词典把folklore定义为misinformation；学者Johannes Fabian把folklore定义为 a mode of production；Latin American知识分子把folklore看作是大众文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如果民俗学要想不改名字而继续以研究性学科存活下来，我们必须去修正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并且以更加现代化和复杂化的术语去修正这个领域；而关于“folklore”的更名问题在美国民俗学的讨论也持续了很久，虽然有的学者发出了“the name is the thing”的呼声，但是关于更名的讨论却一直在持续。而在德国，因为“volkskunde”在二战时期的帮凶作用，直接导致德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学者开始反思民俗学在二战时期的作用以及民俗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但大都更名为“欧洲民族学”或者是“经验文化学”，比如赫尔曼•鲍辛格在图宾根的“经验文化学”研究所。BKG就是带着这样的疑惑才切入对“遗产旅游”的研究，实际是为了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如何转为当下”这一问题。但在“学科研究对象转向当下”的背景之下，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民俗学的研究？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到底是什么？对应岩本通弥的那篇文章的讨论，“民俗”到底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民俗学究竟是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探讨，我认为都属于同一个讨论范畴之中。这个探讨在《民俗研究》2011年第二期中各个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记忆最深刻的是赵世瑜老师的关于“传承”的那篇文章，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究竟如何做，还需要自己慢慢去探索。接下来，BKG集中阐释了自己对“遗产”和“遗产旅游”的观点，作者认为遗产是“the transvaluation of the obsolete, the mistaken, the outmoded, the dead, and the defunct”，遗产通过一系列的展示过程而被创造出来，展览也因此赋予遗产第二次的生命，作者想要强调“遗产并不是丢失而发现、被偷而再收回”而是一种利用过去而存活与现在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生产产业的新形式，遗产产业也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遗产保护的过程，也是遗产增值的过程，尽管是以过去的名义，却是面向、针对当下的。作者通过五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阐述，最后，作者得出了“作为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和民族音乐志学者，我们积极的生产着遗产，以我们讨论过的争议的方式。但是当我们去思考什么可以被算作遗产时，生产遗产的工具依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做。在参与到这些问题中时，我们也被迫去思考我们的学科对象和实践。遗产的理论化仅仅是一个开始。”这样的结论。对于“遗产旅游”我没有过多的思考，但是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并不难懂。
2，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本书作者通过十个主题来探讨“小红帽”这个故事，旨在探索社会对小红帽的兴趣，包括她带来的讯息和隐藏的讯息，尤其是探讨这个故事如何论述男女与性别角色，及这些主题如何变化。作者认为，童话中常含有了解自我和待人处世之道的不朽规范，童话故事的目的——男孩渴望当国王，女孩渴望婚姻，至少一般人的标准是如此，并且用比较不尖锐的口吻述说社会对男女的期许。不同流派的学者和抱有不同目的的思想者根据自己的目的来改编这个民间故事，尤其是得到“女性主义”的青睐，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编，“变装之狼”挑战了性别界限，对应波伏娃的言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她们是后来变成女人的。”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gender”与“”这两个术语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这学期对于“女性主义”的学习并不是要教会我们去做一个女权主义斗士，而是让我在现在的思潮之下，从理论层次去思考一些东西，让我的思想和视野更加开阔，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挑战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结合现在的民俗学以及民间文学研究，我们应该学会从“gender”的视角去看。但是，具体怎么去做，我自己也还没有实例，倒是看了一些文章，留待以后汇报。并且，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研究民间故事很好玩的范例。
3，安东尼•吉登斯的《为社会学辩护》：在本书中作者从自身立场出发，对社会学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学发展问题及地位问题进行论战并对世界上各种对社会学的非议观点进行了驳斥。不赘述，只论自己有感触的地方。其中，《生活在后传统社会》这一章，对“什么是真正的传统？”以及“传统社会的属性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从自然与传统、成瘾问题、全球化与传统、现代性与传统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传统是由仪式和形式真理来保证和表现的，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传统在文化多元主义中与话语、权力紧密相连。对于“在晚近现代社会中，传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以什么样的外观存在？”的问题，我其实也一直很困惑，“传统”向来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现在，表演理论等新兴理论都对“传统”进行了探讨，戴尔.海默斯的“传统化实践”，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希尔斯的《论传统》都是对传统很好的阐释。只是，我的疑惑是该怎么理解“后传统社会”？如果传统与现代性相对应，后传统社会是否可以与后现代性相对应？分别产生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背景之下？但其实我没有特别看明白，但是郭于华老师对这篇文章的评论《生活在后传统之中》却很好读。对于传统，郭老师认为，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和为现实乃至为未来）研究传统。并且也论述了传统与记忆、仪式的关系，而这些也正是民俗学者非常关心的话题。并且对于传统的动态性和其作为权力合法化的核心的地位也有所论及。对于一地对于“传统”的选择、挖掘、利用以及其传统化实践，康老师特别强调关注“过程”（process），我也读了一些文章。但具体的研究与写作需要自己再慢慢琢磨。
4，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在本书的代译序《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一文中，首先论及了“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对于社会学关注的核心主题界定为“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后来学者认为是吉登斯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并且作者在《为社会学辩护》一书中也提及，社会学本身涉及现代性及现代性的影响，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知识普及性的阅读，知道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紧密关联。在考研的时候，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我通篇背了3遍，所以现在社会学书中论及的社会学家我都还模糊记得，但是还是需要后续的跟进阅读。并且，我看东西都是我自己熟悉的我会思考挺多，自己不熟悉的就更多的会“臆测”。但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个人强烈建议与杨念群老师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一起看，可以对“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局限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背景，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天不足，并不能发挥其在国外等同的批判性作用，而更多地展现出支持“现代性”的特色，相反，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与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差异、多元、话语、解构也许对理解现代性有很大的助益，但我需要对这个有更多的支撑阅读。并且，对于本书中，现代哲学的社会学取向涉及对日常生活和世俗生活兴趣的恢复，欧文•戈夫曼对社会互动、实践意识、角色距离、encounter、共同在场的研究，以及其在《社会科学与哲学——社会理论的新趋势》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生产》论及的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问题与各个学者的观点，这些都是我需要仔细去看第二遍甚至很多遍的。
同时，这两本书中，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困境（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关于社会学前景的九个观点、人类学的未来等文章）都有很大篇幅的论述，“社会科学的双重解释性”的含义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让我联想到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的，民俗学在20世纪40年代在杨堃的带领下社会科学化的努力，其夭折对民俗学影响巨大，后续的思考则需要更多的资料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