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31日
城市、时代、个人的记忆
■雷颐，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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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读书不算多，所读书多与“记忆”有关，是对城市、时代、个人的记忆。
《城市九章》
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是本小书，还不到十二万字，但却异彩纷呈，令人颇有“目不暇接”之感。作者陈
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就读于香港大学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早在1976年就在香港创办过甚具特色的《号外》杂志，还当过电影制片、编剧，甚至客串过演员；曾在台北呆过六年，现在长居北京，与京城“文化圈”“混得烂熟”。或许，只有有如此“精彩”经历者，才能把香港、台北、北京、上海的本质、灵魂“参透”，才能在实不算多的文字中，对这几座城市作如此精彩生动的比较、品评。对故乡香港的评论，就是他的“城市记忆”。
他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英国绅士的下午红茶，在这里演化成为香港本土符号的大排档中的奶茶，还有什么茶餐厅、豉油西餐；享誉全球的港式电影从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莱坞，港人对跟风模仿甚至不感汗颜，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自成风格，不是好莱坞。因为“你说我是半唐番，我承认，但是你别忘了我的汗和血”。“汗和血”，是他的理论重点。即“劳动价值和再生产，只有汗血论才能破各学说中的原教旨论和中心论”。在文化的传播甚至“殖民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劳作、创造的“汗和血”；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变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几种文化的机械结合，而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创造物”，通俗地说，就是“杂种”。杂种已不可能分出原来给予这个生命的每个个体。“还原就是毁灭，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论和杂种论同样新生在地人的劳动生产，是解放的文化观”，从那种自命为“伟大”的文化观中解放出来。
根据“杂种”文化，作者提出了“杂种世界主义”，因为“杂种”这个概念比多文化主义更符合世界主义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宽容、开放、自由、交流、合作、睦邻、和平这些世界主义的价值观支撑，城市的多元文化和杂种文化都会萎缩凋谢。如果深入探求、思考城市的文化比较，必然会谈到一个更基本、更重要、更广阔、更严肃的问题：“让世界主义缺席的民族主义，是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到处都是民族主义论述的时候，我们也要多谈世界主义。”这，便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流逝的岁月》
赞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评定，李新先生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最重要、最大的特点，就是“迂直”。没有想到，李新竟是著名作家王蒙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那是1946年，王蒙刚刚11岁，李新随叶剑英元帅到北平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因与王父是好友曾来王家。李新的谈话，对年幼的王蒙竟有深刻的影响，所以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了这一段。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李新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虽然80年代中期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时他已升任中央党史研究部门的副主任，但由于他主持的两项主要研究任务仍由近代史所承担、因此多有具体指点，更由于他长期在此工作，因此影响或曰“遗风”仍“大大地”，时不时就会听说有关他的许多“言行”，在几次会议上也听过他的发言，所以读他的回忆录自然感到亲切，但，更感格外深刻。深刻，因为他既是经历过革命的火与血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他的学生、著名史学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亲历历史》
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篇篇都是带着“体温”的历史，值得珍重。然而，我以为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其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
不到九岁的费振钟那时在一个苏北小镇，也混进“革命群众”去抄别人家，只是为了能吃一碗免费的阳春面，不想吃过面后回家才发现自己的家刚刚被抄，父母已带着弟妹被赶出家门。更严重的是，本以行医为业、年近七十的祖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于是开始了无穷无尽的被批斗、毒打、像狗一样被拉来拉去的游街示众。费振钟幼小的心灵，充满了耻辱感。刚刚十三岁的万方在北京某女中上初一，同学中开始划分“红五类”“黑五类”，“黑五类”不能当红卫兵、还不准进入教室，只能站在“红卫兵”指定的地方。“红卫兵”在教室外画了一个圆圈，随时可以叫任何一个“黑五类”单腿站在圈内，听从指令学猪叫猫叫狗叫。她是“黑五类”，提心掉胆，生怕喊到自己。南京的叶兆言刚刚九岁，抄家时把他的身也搜了一遍。几天后，一个本来还是好朋友的同学在教室模仿他父母游街的情形，还说：“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其他同学也纷纷对叶嘲笑。不到十三的严平在北京上小学，马上就要毕业，本来还是看抄别人家的“红五类”，突然自己的父母也被“揪出”。于是互赠相片作毕业留念的小同学们立即要她还回照片，都把她送给自己的相片扔到地上用脚踢踏。她想保存同学的相片不还，意味着自己还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没想到同学们找到家门口高喊口号，要她还照片、要打倒她的父母，最后还扔石头砸碎她家窗户玻璃……
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是最纯真善良，充满爱心呀！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回忆说明，这是从小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必然结果。费振钟说，“好人的概念，并非对人的人格的判断，而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论定优劣，阶级成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我进入学校读书后就接受的教育和情感训练”。
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总之，新闻“存”久了，就成为历史。然而，有一种“新闻”却非常特别，不是为了公开报道公众传播，只是为极少数人“通消息”。在我们中国特色语境中，这种“新闻”叫“内参”。重要的是，“内参”受到的限制不能说没有，但比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却要少得多。所以，当经过几十年“冷藏”后，这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新闻开始“解冻”，便是格外珍贵的昨天的“历史”。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1982年调离，张广友先生在新华社总社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写了许多公开报道，但写得更多的，还是那些没有公开的“内参”。“文革”中，作为只送政治局领导参阅的高度机密内刊的骨干，他几乎写了近十年的“内参”。记者、尤其是“内参记者”的特殊身份，使他亲历并详细了解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长期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当把这些公之于众，便成为我们集体“抹不掉的记忆”。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中，他记述、分析了“三年困难”、没有公开报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大动荡中到铁道部“蹲点”、农村改革初期的激烈争论……这些，都是他“堵在心口的话”。
但愿所有这些都能成为“抹不掉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