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净:云之西：阿姆斯特丹笔记
路上的电影节之
云之西：阿姆斯特丹笔记
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又被一些论者归入“中国独立电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转眼间已活跃了二十年，其势头至今未衰。若把纪录片比喻为一架飞机，拍摄和放映，是它腾空翱翔的两翼。但于今的讨论，似乎都把要点放在“如何拍”，对“如何被看”却甚少关注。然而，任何一部影片都需要与观众见面。在体制和金钱的挤压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即没有政府和商业背景的纪录影像作品，一直缺乏走近大众的渠道。其实这也是海外普遍的现象。
既然上不了院线，进不了殿堂，大大小小的电影展电影节，便成了纪录片最重要的窗口。笔者因涉足中国纪录片放映的活动，有机会参加国内外一些纪录电影节和影像展，每次都习惯性地做笔记，回来后及时整理，与朋友们分享。如今翻看，觉得这些资料对于认识影像作品“如何被看”，对于了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或有一定价值。特汇集成篇，供同道参考。“路上”一词，即是形容笔者东颠西跑观看电影的模样，也是描写中国纪录片当下的状态。
2003年和2005年，笔者先后参与组织了展示中国纪录片的两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这期间，又受阿姆斯特丹国际吉利电影界组委会的邀请，于2004年11月21日--26日到荷兰参加该记录电影节。以在国内的经验为基础，对国外纪录电影节的组织方式便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１１月２１日 雨 北京??阿姆斯特丹
１０月下旬，接到阿姆斯特丹国际记录电影节（IDFA）主席Ally Derks的信，她代表基金会和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我以“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组织者的身份参加他们２００４年的活动。
此次同行的还有云南的诗人于坚和北京的独立制片人季丹。于坚曾经去过三次荷兰，参加诗歌讨论会和诗歌节，还跟牟森的剧组去演过戏。这回是带着他导演的第一部记录片《碧色车站》去放映，该片入选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新人单元”。这部片子的主要合作者（副导演，摄像和后期编辑）是我们影像展的两位策展人和渊、杨昆。
季丹２０００年也和沙青去过，那时他们的片子《在一起的时光》入选该电影节。这次，这部片子又入选同时举办的“影子电影节”(Shadow)，在阿姆斯特丹放映。
我们于中午一点多从北京起飞，到当地时间的下午５点到达阿姆斯特丹，同机有很多中国人。入境检查时，排在前面的一个中国男子和一对母女被拦下来，带去询问，我们三人便受到仔细盘问，让出示电影节的邀请信，幸好都顺利过了关。
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来接站，送我们进城。他曾去过北京，说自己是搞软件设计的，喜欢电影，从去年开始来做志愿者，参与接待工作。他把我们直接送到了接待站（Guest Service），在一栋叫De Balie的老式建筑里。这座房子的三层都是电影节的活动场所，一层和二层是酒吧，热闹非凡。三层是财务办公室和信息中心，有电脑供上网。地下的一层是接待处(Service Desk)，有众多穿白色文化衫的志愿人员为大家服务。靠墙的大铁柜分为很多抽屉，每个被邀请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号码在里面找到传递的资料。我收到的报到资料有：一封欢迎信，一份包括节目时间表的手册，一份邀请我明天参加各国电影节组织者的邀请，一份介绍周围旅馆、餐馆、电话、网吧的单子，一张地图。
接待站所在的这片地区叫“噶特曼广场”（Gartman NT Soen），据说是用荷兰一个诗人命名的。电影节的活动就围绕着广场，除接待中心的大楼外，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City Theatre ”，有7个放映厅，一家叫“Filmmuseum Cinema”，有4个放映厅。另有一幢叫（Grown Plaza American)的尖顶大楼，一层是售票中心（Ticket Center），另一边的大房间做电影市场。
在接待站报到以后，我们便一起去找各自的旅馆。因为不熟悉环境，找了一个多小时，其实于坚、季丹和我的旅馆都在附近，离噶特曼广场也就不到10分钟的距离。我在AMS Hotel Museum的柜台报上名字，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便拿到房间钥匙。
9点以后，季丹带我们到广场后面找吃的。这里显然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文化-休闲中心，餐馆、酒吧、小购物店一家接着一家，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比萨，连三瓶矿泉水，共28欧元。
10点，我按邀请的指点，和于坚去售票中心参加“脱口秀”（Talkshow），一种体现自由对话的讨论会。在那里遇到几个中国人：内地来的黄文海和他的制片人王清仁，他们的影片《喧嚣的尘土》也和于坚的《碧色车站》一样，参加“新人竞赛”（First Appearance Competition））单元；英国来的女子郭小橹和她的英国摄像，她们的影片《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参加“银狼单元”(Silver Wolf Competition)的竞赛；香港Reality Film Production公司的张虹，她2003年以《平安米》参加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今年带来了荷兰Jan Vrijman基金会赞助的《七月》。其他参展的汉语片还有台湾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的《石头梦》，参加“伊文思单元”的竞赛；大连电视台周于的《离婚和复婚》，及黑龙江电视台王东东的《骑单车旅行》，参加非竞赛单元“Reflecting Images”的放映。
脱口秀由一个加拿大的电影人主持，主题是South by Southeast，由印度、中国、非洲和拉美的几位记录片作者讨论他们的影片和“南方世界”的关系。多是一般的介绍，不深入。这大概是“脱口秀”的特点吧。
11月22日小雨 阿姆斯特丹
可能是时差影响，早上4点就醒了。城市很安静，因为交通主要依靠轨道电车和自行车，少了汽车的嘈杂。
9点多，陪季丹去她的“影子”电影节报到。转了半天，才发现它藏在IDFA(阿姆斯特丹记录电影节)购票中心大楼背后的一家电影院里。大门关着，拉门进去，柜台里一个女人让我们11点来，说那时才报到。除了大门外面的一个标志，没有任何说明和海报，和IDFA的热闹比起来，这里有点冷落，怪不得叫“影子”。季丹说，山形电影节的藤冈朝子来过这里，说这个电影节虽然小，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更人性化。
我到De Balie去看抽屉里有什么通知，被IDFA的一个工作人员拉住，说正找我去参加各国电影节组织者的会议呢。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大家各拉一把椅子围成一圈，先由IDFA的主席——中年女子Ally Derks介绍该电影节自1988年创办以来的情况（大家可以查阅他们的网站：www.idfa.nl）。之后，各电影节轮流作自我介绍，有保加利亚的，亚美利亚的，非洲的，土耳其的，美国的，尼加拉瓜的，印度的，巴西的，最后是我们的云之南。在场的，还有三个荷兰的基金会成员，他们专门资助第三世界的记录电影活动。我个人对尼加拉瓜的那个小电影节感兴趣，他们有100多部片子参展，不搞竞赛，而且常到农村去放映，很接近我们“社区影像单元”要做的事情。
IDFA这次请这么多小电影节的人来，看样子是想建立一个第三世界记录片的网络。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记录片是一个冲击全球化的政治和艺术标准，发出另一类声音的重要方式。在这些影像的声音中，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声音还很微弱，我根据有关资料，对这个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做了个统计，结果是：
1伊文思竞赛单元
英国2部 以色列1部 德国1部 西班牙1部 瑞典2部 罗马尼亚2部 荷兰2部
丹麦2部 巴西2部 美国1部 法国2部 中国台湾1部 智利1部
2 银狼竞赛单元
南非1部 荷兰1部 波兰1部 希腊1部 吉尔吉斯坦-加拿大 1部 德国2部 中国-英国1部 挪威1部 芬兰2部 保加利亚1部 丹麦2部 伊朗1部 美国1部 以色列1部
克罗地亚1部 芬兰-德国1部 意大利1部
3 新人竞赛单元
美国4部 德国1部 日本-美国1部 巴西1部 中国2部 阿根廷1部 以色列1部
荷兰1部 丹麦1部 加拿大1部 罗马尼亚1部 英国1部 苏格兰1部 委内瑞拉1部 法国1部
4 Reflecting Images单元（非竞赛）
英国4部 伊拉克-美国1部 澳大利亚3部 美国19部 英国-新西兰1部 意大利2部
澳大利亚-加拿大1部 菲律宾1部 德国5部 法国3部 伊朗-美国1部 法国-南非1部 拉托维亚2部 瑞典4部 乌孜别克斯坦1部 俄国-瑞士1部 以色列2部 瑞士1部 喀麦隆-法国-德国1部 阿根廷-法国-瑞士1部 匈牙利1部 比利时-加拿大-英国-法国1部 加拿大1部 韩国1部 中国2部 英国-印度1部 Serdia-Montenegro1部 阿根廷1部 南非1部 俄罗斯1部 智利1部
5 J V Found资助单元
阿根廷2部 巴西1部 南非1部 伊朗1部 印度1部 Lithuania1部 保加利亚1部
芬兰1部 中国香港1部 Estonia1部 斯罗文尼亚1部 加拿大1部 克罗地亚1部 法国1部 智利1部 Montenegro-Serbia1部 法国-以色列1部
其中来自美国和欧洲记录片大国的影片居多，而不少有关非洲、南美和亚洲的片子，也是欧洲导演拍的。他们有很多电影公司、电视台在投资做记录片，也有一些基金会资助记录片的拍摄。12点会议结束，我到电影节专门办的“记录片市场”（Doc for sale）看看，据说这是欧洲最大的记录电影市场，应该长点见识。
一个大房间，每张桌子都有人在交谈，那是作者、发行人和片商在谈片子的交易，周围的墙上、桌子上都是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和明信片。还在我们出发之前，每个人就收到IDFA的通知，问是否愿意参加记录片市场的活动，后来才知道，无论片商还是作者，只要预先报名，交一笔报名费，便可以到这里自由交易。作者把影片放到video library（影像库）里，让片商和其他电影节的人挑选，拿到电脑上观看。如果看中，马上就和作者商谈。另外，还可以交钱参加选题评选会，每个作者有几分钟的时间，对各大电视台和制片公司的人讲述自己的拍摄计划，如果有人感兴趣，当场就可以敲定，得到资助。
在这里，经黄文海的介绍，我认识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杜阿梅，她也是一个干练的中年女子，讲一口流利的北方话，是在东北学的。她知道我们影像展的情况后，马上邀请我们明年一月去巴黎交流，并表示：尽管真实电影节在三月举行，她本人脱不开身，仍然希望派一个“可靠的人”来参加云之南影像展。
一点以后，我们一群人（黄文海、杜阿梅、郭小撸、张虹、季丹、云南在欧洲留学的易思成和妻子连小楠、田瑶等）去Cinema1看于坚《碧色车站》的首轮公映（第一轮是给评委看的）。为了观众有更多机会欣赏电影，每部影片至少安排了两场放映，《碧色车站》要放映四场。杜阿梅开玩笑说，作者在电影节都怕没人提问，如果没人，她就先问。真实电影节考虑到这点，会安排一个法国专家陪同一个参展的作者，并有一个助手带头发言，以调动气氛。IDFA给于坚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电影厅，可以坐几百人。但可能是宣传的原因，大约来了几十个人。主持人是荷兰一个有名的电影评论家，他对这部片子探讨的“时间”概念，和以独特影像表达日常生活的方式很推崇。他把光头、穿黑色对襟衣的于坚介绍给观众以后，于坚只说了一句：“我的片子很慢，希望大家有耐心”，便开始放映。头十分钟的放映出了问题，有画面没声音，经交涉后重放。
122分钟的DV影像，一个没有火车正面出现的关于火车和人的故事。真的很慢，中途有两三个耐不住性子的人离开。火车消失以后，历史又返回原处，时间停顿了。结尾，引了艾略特关于时间的诗句。提问：一个女子问音乐是谁做的？一个外国人作的，曲名就叫《于坚》。一个男子问这片子当地人怎么看？没给他们放过。为什么？虽然和当地人关系很好，收到他们带来的花生，但有的镜头（如吵架）担心他们难于接受。
散场。一个德国男子走来，说他很喜欢，邀请这个影片去参加明年的慕尼黑电影节。
和于坚到De Balie的三楼报账，旅费和5天的食宿由电影节承担，据说今年请了几百人。三楼是一个信息中心，摆满电脑，工作人员和被邀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上网。
晚上7点半，我去看一个美国片，Jon Alpert 制作的main Street USA, 很好玩，讲一个电视台开着一辆带设备的大篷车周游美国小镇，每到一个地方，就露天放映记录9.11和伊拉克战争的记录片，对比两种杀戮，然后让镇民自由发表意见。这个片子以及另外几部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电影节对当前世界政治的看法。难怪有人说，西方的记录电影往往表现出左派运动和反全球化的倾向。这类影片的镜头语言很活泼，小小的放映厅（约100个座位）全部坐满，大都是年轻人，能感受到在国内电影院看大片的气氛。在18-28号的十天中间，每天早上十点开始放映，最后一场放到晚上12点。天天售票中心都排队。我看的电影有两场都是爆满，凡戴邀请胸卡的人都被挡在放映厅外，先让观众进去，有空位，才放我们入场。
11月23日多云
今天看了一天电影。IDFA的所有电影都公开售票，每张7.5欧元，晚上的时间，以及在校学生还可以打折。入选作者和嘉宾凭胸卡免费观赏。上午 10点，是一部德国片子，叫《中心》（ Center ），以欧盟的迅速扩张为背景，讲一个摄影队跑到欧洲各个偏僻的地方，了解当地人对欧洲统一的看法。结果发现，每个地方都在路口立了一块大石头，标明“欧洲中心”，以吸引游客。这不仅让人联想到我们这里到处在争夺“香格里拉”的招牌，甚至由政府命名了一个香格里拉县的情形。最有意思的场面，是在波兰和前苏联拍的，两个老人在屋外竖秆子收看模糊的电视节目，以及人们在一个卖报亭的交谈。统一的政治实体，能真正容纳欧洲的多样性和人们对中心的不同认识吗？
接着，到电影院的三楼看了一会怀斯曼的关于“机构”的影片。下午，又看瑞典导演Mikael Wistrom的新片《Compadre》，90分钟的35毫米电影，讲述他和秘鲁一家印地安人30年的兄弟情谊和冲突。画面质量和镜头运用很考究，但不仅不排斥导演的介入，而且以这种介入和他内心的矛盾作为另一条主线，可以看成是一部带有人类学色彩，又很故事片化的“参与式电影”。
之后又看了由荷兰JV基金会赞助的两部实验性很强的片子。一部是芬兰籍的俄罗斯导演Sergei Dovrtsevoy 的《In The Dark》, 40分钟，讲一个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盲眼老人，每天织毛线网带，拿去街上送人。但所有人都不要，说有塑料袋了，不用这种过时的玩意。但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老人养着一只白色的大猫做伴，它不停地在镜头里捣乱。当猫把老人的东西打翻在地，而观众对拍摄者产生某种期待的时候，导演被迫放弃旁观的态度介入进来，帮助老人—也是他的亲戚收拾乱局。
第二部是前苏联管辖的Lithuania的导演Audrius Stonys的《Countdown》，45分钟，前面的大部分镜头都是作者在寻找一个死在医院的人。没有人说得清他的生活和模样，也没有人怀念他，他似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电影机一点一点进入他的过去，进入一个人秘密的人生，逐渐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因被迫害而放弃拍电影，变成一个电器修理者，最后是一个医院里孤独的病人。影片节奏很慢，总是被访问人的脸，我疲倦之极，迷迷糊糊半醒半睡。直到最后，那个消失的人默默对着窗外凝视，我发现他很像我的父亲。镜头不仅可以表现，而且可以挖掘和寻找。记忆深处的东西变成影像，会让人深思和清醒。
晚上9点，季丹约我去“影子”电影节，和它的主席Stefan Mayakovsky聊了一会。他个人喜欢电影，不一定是记录片，但每年在IDFA很少发现有创意的东西。5年前，他问主办者是否愿意在早上人少的时候放一些他学生做的片子，人家叫他走开。他便和朋友谈论要办一个边缘的电影节，标准是：要像收养孩子一样，只放最好的影片，不凑数，那年有38部片子入选，大多是短片；大电影节顾不上拍电影的人，而“影子”要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大电影节把题材当作重要的标准，如强调第三世界的苦难，而“影子”只选有个性的影片，不看新闻性，只重内在的感情。
这个电影节的确很边缘，从电影院的正门进去找不到，要到侧面的小门，转一把楼梯拐上楼，才看见一些人三三两两聊天。放映厅的地板为黑白条纹，约有百把座位，坐了几十个人。先是一个短片的颁奖仪式，气氛轻松，主席拉把椅子坐下，简单说几句，便给获奖的两个学生授奖，奖品是皮蛋和柯达公司提供的几卷胶片。两个学生不在场，主席通过电话向他们祝贺，并聊了一会。之后，放映了沙青和季丹的《在一起的时光》。大家很专注地观看，放映后和季丹交流，好些人还买了她带去的影片主人公做的剪纸，以帮助他给孩子治病。这样的小场合，大家有较多时间谈话，感觉和外面大电影节真的不太一样。
晚上10点5分，大家都赶往City7，观看郭小撸的《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这部影片此前已经炒得很热，作者忙于会见记者和片商，该片在“记录片市场”的调看数一直排在第一位（我离开以前有48次）。几百人的放映厅挤得满满的。这个片子那么受欢迎，有其现实的背景，一是当前中国城市建设所引起的建筑风格以及生态和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二是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在西方人眼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至于影片本身，以影像碎片的拼贴和作者个人的解说，制造出一个让西方震惊的东方世界。但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不深入的表象的世界。提问的观众似乎对中国知之甚少，一个人问：毛泽东看了这个片子会怎么样？一个人问：北京是否真像你说的那样没有绿色？如此等等。
11点后，我们先到餐馆后到酒吧聊天。除几个中国朋友，还多了英国的记录片发行人Jane Balfur，她曾经代理过段锦川他们的片子，现在不再经商，而改行做记录片的国际交流活动。下午放的俄罗斯影片〈In The Dark〉是她推荐的。她去年由段介绍，参加了云之南影像展，印象很好，2005年还想带两个风格独特的影片来放映。
11月24日多云
今天大家决定闲散一下。
上午9点，会聚到于坚住的Ramada旅馆，遇见台湾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她创办了非竞赛的台湾的民族志电影节。前年我在云南省博物馆的时候，曾邀请她来放过一次片子。她答应明年尽量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并建议我们应该售票，从一开始就培养观众尊重记录电影的习惯。这次，她的《石头梦》入选“伊文思竞赛单元”，影片主角是一个大陆去的国民党老兵，在台湾成家几十年，即想念大陆的故土，又无法舍弃已经扎下根基的台湾。
整个白天逛街，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天主教堂，到唐人街吃中饭。晚上7点，因jane Balfu的强烈推荐，我去看由法国著名导演Hubert Sauper制作的《Darwin’s Nightmare》（达尔文的噩梦）。这个片子是“第三世界灾难影像”的典型代表。107分钟的胶片电影，故事梗概是：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荷兰国务大臣的妻子倡导大家喝鱼头汤，于是，一种叫Nile perch的大鱼被以科学实验的名义引入非洲最大的维多利亚湖。这种鱼迅速泛滥，把当地的土鱼全吃光了。西方市场对Nile perch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湖边出现了一个专门加工鱼的城镇和一个货运飞机场。腐败的鱼象山一样堆积，飞机整天来来去去，经常坠落在湖边，当地人却穷困依然。一个守夜的男子微笑着对摄影师说；我们希望打仗，我不怕杀人，因为士兵的待遇最好。货运公司的一个俄罗斯飞行员向导演透露了一个秘密：飞机把鱼运往欧洲，欧洲人则把武器运到非洲。这是一桩鱼和坦克的交易。影片强烈批判生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帮助人们看清隐藏在环保问题后面的不公平和肮脏交易。
这个尖锐的记录片激起全场热烈掌声。从作者和观众的态度，我看到欧洲人自我反省的精神。其实，不管记录电影节已经如何被商业和政治腐蚀，它们仍然比剧情片保持着更激进的立场。“影子”电影节的主席这样说：故事片是独裁的，记录片是开放的。
走过冷飕飕的街道回到旅馆，我翻看电影节的各种资料。有一本杂志一样的大手册，详细介绍各个单元，包括：
1竞赛单元（Competition Programmes）
伊文思奖(Joris Ivens Competiton)----从近2000部来稿中（60分钟以内）挑选20部入选片，竞争这个12500欧元的大奖。五人评委会于11月24日做出决定，26日宣布。他们还可以授一个评委会奖。
银狼奖(Silver Wolf Competition)----20部不超过60分钟长度的影片入选，由五人评委会选出一个获奖片，10000欧元奖金。
新人奖(First Appearance)---入选19部影片，邀请作者来阿姆斯特丹参加培训，由五人评委会选出一部影片，授予2500欧元奖金。
2 普通单元（Regular Programmes ）
“映像”(Reflecting Images)。
“基金资助”影片(J V Fund)。
“低地关注”影片(Highlights of the Lowlands) 专为荷兰影片所设。
“工作坊”影片(Workshop Results) 创于13年以前，10部，其中一部由荷兰文化广播基金会授予125000欧元奖金。
“儿童记录片”(Kids & Docs/ DocU!) 国际儿童记录片的展映。IDFA整年都有与此相关的教育项目。
3特别单元（Specials）。
特别放映(Special Screenings)。
特别项目(Special Programmes)。
10部佳片（Top 10）由Jannie Langbroek挑选的影片。
回顾(Retrospective)：纪念波兰罗孜电影学院（Lodz Film Academy, 基斯罗夫斯基的学校)的作品展。
直接电影辩论(Cinema Verite)：美国记录片“直接电影”的几位大师举行的讨论会。
实验电影（Para Docs）实验性的记录片展映。
4 其他活动
阿姆斯特丹记录片市场(Amsterdam’s Documentary Markets)
研讨会(The Forum)
记录片货摊(Docs for Sale)
。。。。。。
从这本手册的介绍，可以看出IDFA的摊子有多大。它以记录电影的名义，动员了荷兰乃至欧洲大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商业的资源，而并非几个记录片爱好者的小打小闹。
另一本小的手册，则是电影节的日程安排，观众可以很容易找到想看的电影和它的放映场地以及时间。电影院、售票中心和周围的酒吧，到处都有海报、明信片和各种印刷品。在德国学人类学的易思成告诉我，光这些印刷品，就带动了多少设计、印刷的企业。我们这里叫得很响的“文化产业”，在阿姆斯特丹落实得相当到位。然而，商业对电影节的影响到底怎样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从某种方面讲，商业是比政治更民主的手段。不管你是记录片的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找一张桌子坐下，和有眼光的片商讨价还价。黄文海说，他就是靠上次卖片子的钱，支撑着这次参展影片的拍摄的。尽管片商有自己的政治标准，但他不会因此打压你，也不会因此阻碍你把片子兜售给别人。
荷兰人一向以经商著名，电影节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像于坚的片子入选，组委会付他出席电影节的路费和食宿费，四场放映，如果每场有100人，就可以收回2000多欧元，远远超出他的花费了。何况靠了电影节的名气，各种赞助，从世界各地来看电影的大批游客，给阿姆斯特丹带来了不少财富。至于那些非物质利益的收获，就不仅仅是用钞票可以计算的了。
中国做记录片的人不算少，但真正的记录片市场，不受官方垄断的市场，一直难以形成。其结果是，许多好的影片都流到国外，成为他人的精神食粮，为人家的电视台、电影院赚钱赚名声，国内的观众却无缘欣赏，而记录影像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也因此大打折扣。
11月25日多云
上午还是一个人去看片，导演为韩国的Dong Won Kim，片名叫Repatriation，属于非竞赛单元。整个影展，韩国只有这一部入选，而且，和它的独特选题有关。该片以南北韩长期的分裂为背景，关注被南韩抓获的2000多名北方“间谍”的命运。这些人被捕入狱几十年，身心受尽折磨。直到近些年南北统一的呼声增高，韩国的民权运动人士才积极为这些人的解救和返乡而斗争。导演从1980年代跟踪拍摄其中获释的几位“间谍”，记录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逐渐发现，他们已经不是在为革命的信仰活着，而是在残酷的迫害下努力维护个人的尊严。经过旷日持久的抗议和交涉，这几个人终于回到北朝鲜。导演无法去北朝鲜拍摄他们现在的情况，便把摄影机交给一个去访问的朋友，那人果然见到了那几个昔日的间谍，得知他们被当局当作反美的英雄，到平壤时受到万人夹道欢迎，并住进了现代化的公寓。
影片深刻地表达了政治对人生的影响，以及人对命运的反抗，拍摄手法也很专业。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样是被战争分割的土地。但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我们这里没有记录片导演去挖掘这样的题材。上百年剧烈的变革和政治风暴，留下了许许多多历史的记忆。那些行将逝去的老人，将把大部份记忆的财富带走。不久前，看到一个藏族作家关于西藏照片历史的书，深感震撼。我们身边的很多DV爱好者都把“玩”字挂在嘴上，除此以外，是不是也应该用镜头对准父辈和自己内心隐藏的部分，把那些必定会消失的时光雕刻成一种记忆的影像？
这部片子有点像韩国的电视剧，感情过于充沛，眼泪太多，叙事拖沓，使人看得疲倦，然后麻木。
下午去梵高博物馆，在他的原作面前，过去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相互交融。罗兰巴特说：照片是一种“此曾在”，其实以真实风景和人物为对象的作品（包括写生和记录电影）都有这样的特点：既是过去的（图像所描绘的情景），又是现在的（观看的情景）。我们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积累的东西，借助这些影像活了过来。我们可以和过去的时光对话，而风景里面的人也会询问我们生存的意义。
如果说，电视机创造了一个娱乐的空间，它提供此刻的快乐而很少让你思考，电影节则在娱乐之外，还提供了一个回忆的空间。那些不想取悦观众，取悦广告商，而只想刺痛他们，逼迫他们回忆的记录影片，只能在电视节目的夹缝里生存。而在电影节上，它们可能焕发出生命力。就像法国真实电影节的主持者所言，他们不得不跟电视台打交道，但仍要尽量坚持电影节的立场。
下午去设在“美国旅馆”一楼的记录片市场，见到法国的一个片商，同时仔细了解了这个市场的情况。IDFA的记录片市场开办了9年，2004年，组委会为报名者提供了38台观影的电脑设备（2003年是27台），像网吧一样，可以借来任何一部影片单独观看。到影展的第6天，这里的观片次数达到2986次，去年9天的统计是2656次。去年来看片的片商是57人，今年是92人，因此造成排队等待看片的情况。组织者表示，今年的统计将为明年要准备多少设备提供依据。有意思的是，今年拿到市场展出的影片比去年少，从453部减少到415部，原因是挑选更严格了，报名的价格也提高了。大约今后会保持在平均415部的水平。另一种现象是，去年获奖的影片也是市场上被观看最多的电影之一。今年，评委会和购买者的口味发生分歧，只有一部入选伊文思竞赛单元的电影进入销售观看的前10名。这部影片由英-法-芬合拍，Thomas Blames导演的《 A Decent Factory 》。洛基亚公司邀请一位环保专家去他们的中国分公司参观，提供可持续方面的咨询，并同意记录片导演跟随，以做宣传。但导演用直接电影的镜头，拍下了该公司的许多内幕及对中国女工的压榨状况。这部电影的题材，正涉及西方人关注的平等发展等问题，所以被片商看好。
电影节专门为这10天的聚会做了一张彩色日报，一半英文，一半荷兰文。内容有放映日程，重要的影片和活动报道，对导演的采访，各种统计数字，以及和电影有关的广告。电影院、酒吧、记录片市场都有架子放这份报纸，供人免费取阅。我注意到，在第一版有两个Top Tens排行榜，一个是在记录片市场上被观看最多的十部影片，一个是每天观众投票选出的十部影片。在前一个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是郭小撸的《嵌入肉欲的城市》，被观看48次，并连续一周保持排行榜第一的位置。第二名是一部关于中亚抢婚习俗的片子。在后一个观众投票的排行榜上，没有一部进入三个竞赛单元的片子入选，只有一部被片商看好的10部影片之一：《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所以，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上，一部影片要受到三种评判：评委的，观众的，市场的。由此搭建的评价体系，应该说是相对公平和有效的。
11月26日多云
电影节不仅是新的思想、艺术观念的表演舞台，也是新的视觉手段展示的场所。这届活动虽然还延续着“电影节”(film)的名称，但录像技术，尤其是数字录像已经明显占据上风。征片的时候，作者交VHS 和DVD，正式放映有35毫米电影胶片和DVD（法国真实电影节也如此）。至于导演们拍摄所用的材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在伊文思竞赛单元里，用35毫米电影胶片拍摄的有9部片子，用录像带拍摄的有11部；
在银狼竞赛单元里，用35毫米拍摄的片子有1部，用录像带拍摄的片子有19部；
在新人单元里，35毫米影片有1部，录像影片有8部。
这些录像“电影”，基本上采用了数字录像和录音技术，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放映，效果虽然还赶不上胶片，但已经很不错了。思想和创意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依然令人瞩目。在阿姆斯特丹期间，我正在读文德斯写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一段安东尼奥尼评价现代技术对电影冲击的话：
“在《红色沙漠》里，我已经在审视适应的问题??适应新技术，适应我们或许不得不吸入的污染空气。甚至我们的肉体也可能进化??谁知道以何种方式。未来或许将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冷酷呈现自己。我现在又要说回去了，我不是哲学家或演说家。我情愿尝试做事而不是谈论它。我的直觉是：把我们变成新人，更习惯于应付新技术，不会那么难”。
对着文德斯的镜头说完这段话，过了一年（１９８５年），安东尼奥尼就得了中风，然后失语。十年以后，他依靠文德斯的帮助，拍摄了《云上的日子》。我们阻挡不了技术的进化和自身的进化，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就象一位藏族活佛讲的，路不好，有的人要不停地铺路，其实，你只要换一双鞋子就可以行走。
在拍摄的方式上，这三个竞赛单元的入选片，很少有一个人完成的，导演、摄影和编辑这三个重要的角色，大多是不同的人，录音也基本有专人负责。可见，记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仍然强调团队的合作。
至于拍摄的手法，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中规中矩的，也有实验性很强的。影展期间有评论说：许多导演不了解录像拍摄和胶片拍摄之间的差别，以为和看电视的效果一样。但等拿到电影院的大屏幕上放映，摇晃的镜头就把观众搞得晕浪了。可我这次看的一些片子，并不回避摇移和晃动的镜头，甚至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以显示某种风格，或突出记录片粗糙的、接近生活现实的质感。我个人比较喜欢在手法上给人独特感受的东西，毕竟记录片是电影事业的一块飞地，大师不算太多，清规戒律也不多，更能包容新的人、新的思想和新的手法。许多人其实是喜欢电影，而又混不进电影的小圈子，买不起拍电影的器材，才来搞记录片的。于坚感慨地说，他以一介诗人，第一次在记录片领域玩票，直接把片子寄到电影节组委会，人家觉得不错，就邀请他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有一个参加选片的电影评论家喜欢这部影片的时间观念，以及运用安静的镜头表现生活状态的方式，便极力推荐，使之入围。
记录片不仅仅是艺术，“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词汇。今年米歇尔.摩尔，《华氏911》的获奖，在欧洲引起一片喧哗，自然也波及到阿姆斯特丹纪录电影节。表现之一是从美国来了大批纪录片参展，仅入选的就有近30部。表现之二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大众传媒是否虚伪，纪录片是在反映真实，还是在撒谎的大辩论。9.11以后的世界政治和文化冲突，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因而，纪录影像越来越成为不同文化相互询问和对话的桥梁。IDFA主席Ally Derks女士强调：“纪录电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讨论、提问和考察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一个制作纪录片的风潮正在兴起，从而导致一场跨越文化的对话”。
由此看来，欧洲的纪录电影节，实际上是当代欧洲思想文化运动的表达形式之一。它们并不是单个的艺术行为和事件，而是欧洲知识界的各种力量力图利用视觉传媒，影响社会大众，开展现代启蒙运动的工具。它们企图在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浪潮中，以影像的方式推动社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除了挖掘记忆，纪录电影还有揭示现实，探究未来的作用。所以Ally Derks才有勇气说：“记录电影的现状，给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为了给予多种声音一个恰当的地位，今年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特别挑选了15部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影片，其中有4部来自中国大陆。当然，它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可其他声音的进入，会使它产生某些变化。参加非西方国家电影节组织者会议的代表，无论是来自非洲的，南美的，还是亚洲的，都在开始自己的事业。仅在韩国，目前就有三个与纪录片有关的电影节。在这几天的活动中，南非、土耳其、印度的代表表现十分活跃，看来和西方电影节已经有一定的交流。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录电影人显得比较松散，茫然，与其他地区的人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与中国纪录电影的现状是相对应的。
IDFA每年举办一次，所以组织机构比较庞大：
理事会（Board IDFA）７人（主席１人，成员４人，其他２人）
论坛理事会（Board the Forum）４人（主席１人，成员２人）
基金会理事会（Board JV Fund）５人
顾问委员会（Recommending Committee）１１人
组委会（Organization）５人（主席１人，副手１人，财政１人，交流／市场１人，电影节主管／资助１人）
来宾服务（Guest Service）４人
办公室（Office）３人
项目部（Programme Department）１２人
出版／宣传（Press/Communication）２６人
赞助／特别事务（Sponsoring/Special Events）３人
志愿服务（Volunteers）１人（有数百志愿者）
纪录片市场（Docs For Sale）３人
论坛（Forum）３人
基金会（JV Fund）２人
２００４选片委员会（Sellection Committee 2004）９人，竞赛评奖助理３人，后勤８人（票务，汽车，通讯等）
技术／放映（Technical/Sreenings）１１人
来宾合作（Guest Co-operations）９人
隐藏在这个庞大机构背后的，是支撑文化艺术事业的荷兰和欧洲社会。这个电影节有不少企业长期赞助，也有政府的支持，而且有三个基金会的撑腰，其中一个基金会是IDFA自己的，基金会主席就是电影节的主席。而且，该电影节还与荷兰和欧洲的电影教育机构密切联系，自身也有全年的纪录片培训计划。其中竞赛部分的“新人单元”，特别邀请世界各地有前途的新导演到电影节参加各种讲座，把培训扩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活跃在各种场合的大批志愿者，更搭起了电影节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就像一部汽车的生产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一个成功的电影节，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教育等因素协调运作的结果。
在此前，中国记录片在IDFA曾有一次获奖记录：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获得2002年的银狼奖。
此届IDFA的获奖者已经公布，请参考IDFA网站：www.idfa.nl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边打盹，一边想我们的影像展。在国际记录电影的版图上，我们的定位是：一个边缘的（marginal）纪录影像活动。它首先关注中国的纪录电影，努力为其提供一个国内和国际的交流平台。国内已经有几个官方的纪录电影节，但体制的限制，以及传播领域变革的必然趋势，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从198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以来，中国纪录电影发展迅速，主要是就影片的制作和观念的推广而言。由于缺少真正能够保持自己学术立场，并向专业和民间作者开放的电影节，这个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作者之间、作者和评论界以及大众之间的正常交流。纪录电影对思想解放、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的作用便大大削弱了。如果那些优秀的纪录片在国内没有地方放映，其作者不能听到观众和评论家的意见，甚至普通观众还把《国家地理》的影片和《德拉姆》等当作纪录电影唯一的表达方式的话，中国的纪录电影就依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批评，挖掘，思考，质疑，实验，应当是纪录电影最核心的东西。它是另一种思想的工具，更便于和大众沟通的传播语言。它应该发出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反映我们多元文化的真实面貌。
早晨，我朝窗外张望，忽然看见一架飞机从我们的机翼下反方向掠过。它的翅膀下面，是外蒙古无边无际的荒漠。壮观的地貌表面，隐约呈现出一些规则的长方块。是被淹没的耕地？还是荒废的城镇？据说，现代遥感技术可以发现大地上远古的遗存。我们也在用尖锐的镜头，探寻大地的表面，探寻掩藏在地貌下的历史、回忆、事件、时间和诗意。我们的镜头也可能是迟钝的，它会表达谎言、错觉、傲慢、侵略以及伤害。
越过一列山脉，荒漠即刻变成北方密集的乡镇和田野。再往前飞行，巨大的工厂和城市扑面而来。
本文转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