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2010年海上风民俗学社跨校读书会

民俗文化的书写与传播

         ——以《最后的巫歌》为例

2010年12月19日下午14:00-17:00，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4257会议室举办了一场跨校读书会，此次读书会所读书目为方棋的《最后的巫歌》，讨论主题为“民俗文化的书写与传播”。除指导老师田兆元和范长风外，与会的还有包括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海上风民俗学社成员在内的共17位同学。会议由魏昕主持。
主持人：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首先请田老师发言。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导）：如今巫文化已成为地方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取得了地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最后的巫歌》是人类学、民俗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由作家参与来传述巫文化、民族文化传统也是近年来民俗文化的一件大事，相对于学者，作家的传播面更广，辐射更宽，同时对我们文化的影响更大。所以作者的这样一个举动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只要传播民俗事象的都应该得到鼓励。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就像民俗事象本身一样，应该值得考察。作家以其更强大的辐射力，艺术的表现力来传播这样一种文化形态，这是民俗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作家描述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形式，是现实的三峡地区土家族的生活，若用魔幻来定义并不恰当，魔幻其实是为现实提供一种神奇的真实的认知，生活中有一种神奇的状态，不能把生活理解为平淡无奇的，神奇的生活状态其实是生活本身。我们在田野考察中也发现，所谓魔幻是有强烈的现实基础的，对作家的这种充满激情的传达应给予支持。
二、巫歌作为土家传统，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旋律。（以164页巫歌为例）后汉书中描述的巴人祖先的神话，崇尚白虎，至少在汉代典籍中就有描述，古老的历史文献和现实的民间巫歌传唱是高度融为一体的，古老的神歌富有非常厚重的历史传统。这是一本厚重的三峡历史和风俗传统融为一体的非常有价值的书。不要以为哼唱民歌是很土很俗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歌谣不管是原生态的还是加入作者的创作，其传统都是很深厚的。寻找其中民俗学人类学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读了这本书，民俗传统该怎么传承，方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诗意的传承方式。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民俗文化是可以传承的，且方式多种多样。反过来，民俗文化是有赖于那些有文化责任感的人去传承的，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另外，文中大量的资料，如仪式、歌谣等，是民俗学人类学尤为关注的东西，其叙述本身已经成了我们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对象。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对于研究的比较好的成果，其本身就可作为研究对象，在文化传承、审美意义等许多方面都能给人启迪。
我就先说这么多，读书会还是以同学为主，希望大家讨论畅所欲言，同时把这次的纪要做成电子书，上传到海上风电子文库，大家要注意现在电子书的传播很广泛，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宣扬我们的民俗文化。
主持人：好，谢谢田老师，下面请同学们各抒己见吧。
闫淑凤（上海大学10级研究生）：我以前认识的同学有那个地方的人，也会说些关于巫术的事情，我感觉作者写的比她们说的要神秘得多，我在看的时候总在想作者的记述是否为真实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陈双双（上海大学09级研究生）：看了这本书，联想我们讨论的主题“民俗文化的书写和传播”，我也在思考真实性。我想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加工，那么还可不可以把她提到的这些巫术作为我们学术研究的资料呢？
范长风（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导）：好，那我们大家先来讨论下这个问题。大家意下如何？觉得真实吗，或者真实性重要吗？
彭韬（海上风民俗学社成员）：恰好我是那个地方的人。所谓真实，其是我们所认为的真实，我们接触的世界观基本被马克思主义占领，但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的世界观是由巫术来架构的，所以这个真实是父辈、祖父辈眼中的真实，而且是真真切切的真实。
陈双双：但这种巫术的记录肯定是有作者加工的成分，不再是原初的样貌。
李慧（上海大学09级研究生）：你的怀疑就是对它的科学性的怀疑，作者在创作时肯定会有所加工，或借鉴别的仪式的内容。
彭韬：我是湘西土家族人，我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每一种文化的记录必然有加工的成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加工的成分可能会更高一些。
高海珑（华东师大10级博士）：小说不可避免的有作者创作的成分，我通宵看完，这本书很吸引我。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以后也可以走这种路子吧，像作者这样，在人类学、民俗学的背景下，融合当地文化，写出这样一本很厚重的书。这本书的实际价值、传播意义很大。它写的是虎族家族的兴衰史，从构架上和百年孤独很像，妈武对应奥雷良诺，陶九香像乌苏拉，但没有百年孤独内涵丰富、规模大这是肯定的。而这本书的优势，也就是那些厚重的东西恰恰是民俗学的东西，虎族的信仰、民间习俗、巫术等等。以虎族的神话开始，妈武的个性、命运是对应着虎的个性和命运的，黎爹柱一家就是虎族的兴衰史。整个故事的背景处于蛮荒之乡，充满原始之风的巫术充斥着整部小说，神话和故事，老虎娶妻、周大妹和树精、以草判婚、生育巫术等等，这些习俗很新奇，使小说特别丰满，给人一种诡秘又真实的感觉。很大手笔。
范长风：高海珑把这本书里的民俗元素给提取出来了，方棋说她的这本书是“在仪式和民俗的基础上开出的一只文学之花”，我觉得这句话就说明了真实性的问题。看得出来，这本书是建立在长期调查的基础上的。文学这种形式使作者有极大的自由，人类学的元素同样可以从中提取出来。材料是从田野中来，有同学提出这些资料能不能作为研究的资料，当然是可以，但是是有限度的。搞学术也要生动起来，这本书为什么生动，因为它有人、事件、行动、象征和引用。有了这些因素，写出来的学术作品就是上乘的。写的不好，问题在哪？就是没有调查或者调查不深入。
钟浴曦（上海大学09级研究生）：我对讨论主题的理解是这样的：民俗文化、书写、传播，这三块都是可以分析探讨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也有许多是没有意识到的，没有观察到的，这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怎么挖掘出我们可用以书写和传播的东西是民俗学者要做的事情。有的民俗文化已经消失或被淡忘，在这个过程中被确认为遗产，怎么把它利用为资源？作为可以用的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如何发挥？书写与传播，我的理解是除了文本的东西，如文学作品、信件等等，还有很多非文本的东西，比如说互联网上的论坛、网友的拍摄，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就在传播，包括现在流行的QQ、MSN，每个人的签名也是民俗文化，也可作为研究对象，民俗文化正在以各种方式被记载和传播。
袁锦（华东师范大学10级研究生）：我进入研究生学习以后，读了很多民俗学人类学的书，比较枯燥，这本书很有趣，我联想到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都是湘西那一块的，我看的时候脑海里会翻滚着翠翠的形象，沐浴着山川语言的自然之风，这里的人非常浪漫、野蛮，巫文化也很吸引我。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是姓巫的，我很赞同，天地万物是富有灵气的，都可作为神或鬼，有个问题，梯码是世袭的吗？
彭韬：不是，是挑选的，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徒弟。
袁锦：我觉得作者是很有天赋的，即便我们有这些资料也是写不出来的，没有这种驾驭材料的能力。
杨婷（海上风民俗学社成员）：书一开始，人们对白虎、巫术都很敬畏，最后人们对文化的破坏，吃虎、对法器的破坏等等，我在想民俗文化是不是慢慢的在乡民中不那么重要了，在民间会越来越淡。
范长风：有的的确像物种一样消失了，但文化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遗传下来，有的族群没有了，但通过婚配的形式会传播到其他族群中。人作为主体，人携带着文化是肯定要传播的，无论社会怎样。有人提出文化断裂，但要想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断裂了。
郭添泉（华东师大10级研究生）：作者确实是对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状态经过很深入的调查，才能写出这么生动的小说，把握的很细致，时间感、空间感都展现的跟现代人完全不一样的。具体的民歌、复杂的人物关系都写得很真实，有种艺术性的真实。信息环境和实体环境是重合的。
范长风：我们要特别关注多种文化情境下文化接触的问题。在书中，黎爹柱一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必然要和其他人群接触，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一般倾向于把自己的文化带进来，比如把夏七发从很远的地方请过来，用文化的手段建立自己的根基，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郭添泉：民俗文化传播的途径多种多样。我想到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文化传播的方式，比如图书、网站，我自己办了一个展现我们村里文化的网站，其他还有明信片、邮票、广告等等，都展示了当时非常丰富的民俗风情。
李星星（上海大学10级研究生）：小说吸引我的就是其中很多民俗的东西、巫术的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田野调查的经历，之前看很多玄幻的小说，我只觉得这类小说很诡异，而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但是这本小书改变了我的观点，这种奇幻不再是作者的臆想，让我感到生活就是小说创作的来源，田野调查是很重要的。
范长风：田野常常是不好进入的，因为有个专业壁垒，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因为许多地方性知识关乎当地人的生计，信仰也有一定的神秘度，不可能给你完全的解释。我在调查中类似情况很多，常常会忽略掉一些细节，看了这本书引起我的反思。
朱超宇（上海大学09级研究生）：我本身是做庙会研究，我手头上像这样的资料就有，资料的应用还是在于你的选择，把湘西巫文化以文学的方式遗传下来。对于民俗文化的消逝，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我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如果不再需要就会消失，有些却深入骨子里，以其他方式存在下来。
范长风：文化就是为了满足群体或个人的需要？以功能主义考虑仪式是可以的，但仅仅以功能主义，行不行？用在当下的情境中会不会出现一些误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价值是不是庸俗化了。
李慧：事实却是如此啊，比如祭祖仪式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啊。
范长风：布朗认为仪式就是为了解除人的焦虑。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有时候我们看来很有道理的东西，还需要再考虑考虑。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新功能主义和文化多样性呢？
留一点悬念下次再讨论。
李  琦（上海大学10级研究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民俗的东西，我觉得真实性是很大的，作者进行了串联的一个书写。这不只是一部小说，我们可以对其中的巫术、民歌内容进行研究，但难度有多少，需要真正深入其境的调查，如果有兴趣可以对其进行验证。
范长风：做任何事都有难题和挑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能沉淀下去，妄想在比较轻松的情况下获取资料，我们需要的是对田野工作的热情和激情，需要倾注心血和努力。民歌的搜集还好办，要进入到仪式专家的世界里，和他进行沟通很难。
朱  琳（上海大学10级研究生）：首先我是以民俗学的感觉来看这本书，黎家的兴衰、民俗学事象十分的丰富。以前我也觉得民俗事象都消失的差不多了，但现在我发现民俗事象的研究不一定是很古老的，也可以与时俱进，比如现在的非遗，以民俗文化的视角去看的话，中国有很丰富的民俗文化，同时也可以从被建构的民俗文化的视角去研究，比如旅游景点。
范长风：人类学的研究不是金钱密集型的，而是时间密集型的工作，至少三个月。
彭韬：大家不可避免的说到人类学的悲哀，就是我们研究的样本在一个个的消失。看了这本书，我一边感到欣慰，一边也觉得悲哀，我还要靠这本书才了解我们家的事。巫术的肉体博物馆化，巫术的承载应该是广义的，不是说空有形式，巫术的核心是万物有灵，应该物化到新的人生态度或人生仪式上。中国人的精神观就是万物有灵。文中一句，“他们不信我们的神”说明他们的态度由于外部文化的介入有条件的改变了主角的信仰，是不是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怀疑。我生在当地长在当地，在我离开之前没有什么感觉，出来以后感觉当地文化已经死亡，但现在，我又发现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比如现在我去土家风情园里游览，看到刀山油锅和梯码堂，大家一起跳茅古斯（土家巫术舞蹈），我忘却了自己的一切身份，只记得自己是族群中的一员，所以巫术不会消失而是以其他形式存在。我们对先人的祭拜方式的改变，巫术与现代社会的衔接等，但是这种需求是不会改变的。此外，巫术和巫术形式如何交替，如何不被外部文化冲垮也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刘一童（华东师大09级研究生）：无处不在的神话意识，内化到作者的字里行间，灵性的氛围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关于真实性的讨论，我在看书时并没有关心到这个问题，触动我的是作者的学术积淀、田野考察的丰富性。诗性的、文学性的、生动性的表达更加吸引人。对民俗文化的书写和传播是有重要意义的。
范长风：关于书写方式的问题，怎么样你的论文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有个说法叫“不浪费的人类学”，我们可以提供更加有诗意的东西，比如人类学的散文、小说、影片等等，这样搜集的资料可能更丰富一些，也有利于写论文。
丁玲（华东师大09级研究生）：这本书和《百年孤独》的主旨很相似，都是在描写一种充满野性和灵气的文化样式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如何丧失原有的特色，而一点点被同化和规训。不同的是，《百年孤独》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互不关心是导致整个家族毁灭的根本原因；而在《最后的巫歌》里，家族还是团结的，是外界的冲击，战争、文革等等冲垮了这个家族。
   这本书是对一种逝去的文化形态的追忆，我一开始有些怀疑：这种追忆有什么用，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足？后来我一想，如果不是《百年孤独》，我对拉美基本没什么印象，同样的，如果不是《最后的巫歌》，我们对三峡文明的记忆就无从追寻。鸟儿从空中飞过，没有留下痕迹，那如何能证明它曾经飞过？这个已逝去的文化形态，正因自己的故事被文字记载下来，才证明了它的存在。此外，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引起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书中，人们一开始对大自然、对生灵是很敬畏的，比如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代，周大妹死了以后，还要把她安葬在大树旁，表示对树精的尊敬和友好。可到了后来，人们破坏自然，杀虎吃虎，文明的背后却是更加野蛮，这是让我比较有感触的地方。
方菁菁（华东师大09级研究生）：就真实性的问题我有一点感触，这是小说，我们要宽容的看小说中的民俗文化。《追风筝的人》所描述的阿富汗人的生活，在作者的眼中阿富汗人并不是那么野蛮，看这本书也有这种感觉，对巫术并不那么排斥，他们做事也有自己的规律和原则，并不那么野蛮。我有一个问题是，最后水电站将要把这个地方淹了，那文化还怎么传播？
范长风：文化移民，人可以搬迁，会把文化环境复制过去，重建自己的文化。
彭韬：我觉得图腾物种的消逝，比如白虎，并不影响信仰的继承。
魏昕（华东师大10级研究生）:这本书我看得很慢，我并没有关注真实性的问题，毕竟不是研究民俗的记录文本。我看这本书感觉阻拒性很强，书中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都不太明白。的确，把民俗事象融入到小说中可能使得研究范围更广，但我觉得这本小说的亲民性不那么强，让人看得吃力，我觉得做得更亲民一些会更好。
说到被水淹了以后，文化怎么传播，其实移民是可以带走当地文化的。比如三峡移民，他们是一片一片的整体移民，等于是散居在全国各地，但是仍然是聚居在一起的，生活习惯和当地人还是不一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小圈子。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官员是利用文化给地方做宣传的，但我们作为学者会很负面的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不应该的，学者的尴尬是没有掌握社会资源，如果不跟政府合作会是一种浪费，和掌握资源的人、机构的联系非常重要。
高海珑：个人的思维不同，对同样的东西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魏昕认为需要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我个人恰恰相反，觉得这种用当地的语言表达出来，恰恰是本书的优势，作者是很有天赋的，巫术思维和神话性思维是很强的，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才能体会当地人的思维，细微准确的描绘出当地人的所思所想。我看这本书联想到西王母，虎信仰的传播，甚至有这样的冲动，想去当地一看究竟。
范长风：资料可以运用在文学作品中，也可用在论文中，但两种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要用不同的方式出现。
彭韬：小说可以作为研究文本，但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稀缺性，如《诗经》。可能一千年以后再看，只有《最后的巫歌》这部小说描写了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就成了稀缺的资源，成了权威了。
主持人：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相信大家对《最后的巫歌》理解的更加全面和深刻，对我们的主题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本次读书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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