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遥

[刘铁梁]内价值是民俗文化之本

作者：刘铁梁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3-28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69 期 16 版“人类学”文章之一。 　　运用“遗产”概念，将民俗与前人留下的文物古迹等同看待，强调了民俗文化具有某种重要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人们对民俗文化内价值的实现缺乏信心。 　　当前的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难解难分，这一方面使民俗学拥有参与解决现实文化问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一个还未澄清的核心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真的能够说明民俗文化的价值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关于文化分类和价值判断的概念，主要指那些即将消失或发生根本改变的民俗文化。这一概念本是为了明确需要特别保护的文化的范围，强调保护它们的理由。但是，民俗文化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民俗文化的价值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对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讨论，既被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激活，又被这一概念所搅乱。事实上，学者们都忙于按照“遗产”的价值标准对民俗进行评估和打分，未能对各个地方变化着的民俗进行更多的调查和研究。 　　当前民俗文化保护重视外价值的实现 　　民俗文化的价值，可以从“内价值”与“外价值”两个方面来理解。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时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作为局内人的民众所认可并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内价值与外价值的相对区分，关系到民俗文化保护实践中所面临的根本矛盾。 　　民俗文化两种价值的实现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对其内价值的实现需要加以呵护。目前，“保护”民俗文化的做法与结果，大多重视其外价值的实现。许多保护方案都是按照局外人的价值观来制定的，而局外人又获得了某种干预民俗文化传承的权力，这样，可能会造成对民俗文化原有内价值的伤害。民俗文化的根本价值是其具有生活特征的内价值，而不是把它作为欣赏对象和商品包装的外价值。内价值是“本”，外价值是“末”，如果本末倒置，民俗文化的自然传承与正常更新过程就有可能被遏止。 　　民俗文化不是让局外人欣赏的“遗产” 　　运用“遗产”概念，将民俗与前人留下的文物古迹等同看待，强调了民俗文化具有某种重要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人们对民俗文化内价值的实现缺乏信心。在社会生活中，某种具体的民俗文化能否传承以及怎样传承，必然受制于工业化、科技化的影响，受制于社会关系结构的改变。当群体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民俗文化的形态和作用也必然发生一些变化，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但民俗文化不应该只是让局外人欣赏的“遗产”，例如成为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和旅游场地中的表演。民俗文化应当可以在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不断建构中，经由意义的阐释与形式的创新，不断地发挥作用，从而持续保有其内在的价值。 　　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不是自我封闭地产生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交流的符号和工具，民俗文化的价值不仅存在于某个地域和群体的内部生活中，也存在于跨地域与跨群体交往的实践中。民俗文化的内价值所具有的开放性，也表现为其与外价值可以形成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关帝信仰能够在许多地方扎根，离不开古代中央政权的推崇和各地文人的诠释。这说明外价值可以转化为内价值，条件是获得当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和参与。也就是说，内外价值之间有一个相互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局外人开展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需要特别加强对其内价值的认知，同时，对民俗文化内价值的实现也需给予特别的扶持。北京怀柔区杨树底下村，每年正月十五都有妇女结社做“敛巧饭”（或叫做“雀儿饭”）的习俗，传说是为了感谢麻雀曾经帮助她们获得粮食的种子，也兼有山村生活情趣之意。这一习俗在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召来大量游客前来吃“敛巧饭”。应当说，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村落民俗了，价值实现的重心正从内部转向外部，发展了当地的旅游经济。这是当下民俗文化内价值与外价值互相置换，并且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常态的例子，说明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不可能摆脱整个社会转型的制约。民俗学者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当中，最重要的任务，应是关注民俗文化扎根于生活的内价值是不是得到了保持与新生。 民俗离不开身体实践 　　出于这种关注，需要反思民俗文化保护过程中的一系列观念和做法。首先是关于民俗的分类。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是将本来与生活浑然一体的民俗各取所需地进行所谓科学的解释。比如，艺术学科要求找出作为艺术的民俗，而且要分清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音乐、什么是美术，节日研究者要找出有哪些宗教节日、哪些生产节日。但这些解释往往疏忽了人们在民俗方面出于切身体验的整体全面的感受，所以不能体会民俗文化的内在价值。按照这样的分类标准将一些民俗选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不能引导民俗文化实现其原初在生活中的价值。超然于生活之上的民俗文化分类学因此受到责难。 　　其次是关于“传承人”的作用。认为只要保护了一些“传承人”的技艺或知识，就可以传承民俗文化的想法，未免有些简单。大量的事实表明，这些传承人只是把他们的手艺和才能变为大宗旅游商品或表演展示给外人看。这种做法，并不能还原民俗作为情感符号发挥其在动员及组织和谐生活过程中的作用。原因在于，民俗文化的传承特别倚重群体和社会，当社会对这些个人的角色另有期待时，那么他就不能不改变他承担的角色，尽管他对于民俗文化的知识拥有得比较多。同时，也须认识到，并非只有被政府认定的传承人，而是所有人都拥有不断变更着的民俗文化。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体现出民俗的价值，一个社会的文化之所以是一个整体，是因为能够从一个人的生命中看到这个文化的全部。 　　最后是“非物质文化”是否揭示民俗文化价值的实质问题。民俗作为生活文化得到人们的创造、传承和享用。用非物质文化来界定民俗，是出于一种超然和“客观”的立场，即是作为保护者或研究者的立场，并没有指出亲身感受民俗的正确途径。所有的民俗都离不开身体实践，民俗都具有身体经验的性质。参与当地人的生活，最能充分调动自身的身体经验去感受他人的身体经验，因而能够真正体会出民俗文化在当地的内价值。 　　以某一个案调查的经验为例，在北京西南郊，长沟镇是一个著名的集市，近代以来，周围的一些村落依靠集市，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分工生产格局，当地有一个顺口溜（谣谚）：“七贤村的篮子，沿村的筐，太合庄的小车一大帮，北务（村）的小伙起大香。”（“起大香”指榨香油。）这个谚语不仅记录了一段乡村经济的历史，也记录了只有当地人才能体会的身体经验，包含着许多村民个人的生活故事。为感受这些村民的集体性的身体经验，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形成了“村落劳作模式”的概念。“劳作”指村民从事生产、交换的行为，兼有某种身份认同的含义；作为民俗文化现象，劳作是一切社会中最为普遍和常见的群体性与模式化的文化现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北京西南郊这些村落劳作模式已经被瓦解，成为历史记忆，只有个别老人还在从事这种模式化的生产与销售活动。沿村的个案还说明，民俗文化面临的不仅是需要保留一些文化形式的问题，还有需要结合城乡发展模式来给予讨论的问题。仅靠文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文化的问题。 　　从身体经验角度来描述村落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可以弥补一般农村经济史研究和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不足，因为这有助于体会人与文化传统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塑造的过程。例如沿村人的编筐，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身体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源于文化危机，但保护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文化危机。当代人的文化危机意识，都与人们对于环境发生巨变的身体经验密切相关，例如关于“年味儿淡了”的感慨。因此，只有对各种民俗文化的价值加以“体悟”，才能加深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增强当代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合理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铁梁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链接： 　　“花儿”也叫“少年”，是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独具风采的高腔山歌，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花儿”最显著的特点：一是运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历史、戏剧等作为题材，二是运用各族群众所熟知的新鲜别致的方言，并在歌词中加进一些虚腔和衬词，如哈、么、啊、啦等，以烘托情绪、加强节奏感，弥补了唱腔中的空隙，达到了克服地方语言带来局限的目的。2009年，“花儿”流传最广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联合将西北“花儿”作为一个整体，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取得成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3月08日(第169期) 第16版

马知遥

今天在雨中在人群中看到了花儿研究专家柯扬教授，同时也看到刘铁梁老师，和铁梁老师聊起他的“内价值”理论。感觉很有创见，找来分享。

黄清喜

我拍双手赞成刘老师的内外价值之分，但不是很同意刘老师关于内外价值的定义，我认为这个概念还应该挖掘得更深些。今天上课时想说但竟然没敢说，或许是我认为还没考虑成熟吧，就先放着，等考虑成熟了再来向刘老师请教。

李晓婧

我很荣幸，经常能够在所里听到刘老师的精彩论述，经常会被刘老师的激情所感染。
不过，刘老师许多即兴发挥的概念，当时听来很好，似乎很合理，过后如果细细思考，就觉得未必如此。
我曾经尝试着使用刘老师的“标志性统领式”的概念，说实话，用在文中的效果，还不如就老老实实的使用普通词语更好。看过一些师兄师姐的论文，几乎都使用这个概念，但只是在前面提到而已，文中所述与对这个概念的阐释几乎无关。
现在这个内外价值，更不好懂。等着听刘老师自己的解释吧。

传媒虫子

有些看不明白。可能是自己笨了点。

恩施土家

记得第一次看到刘老师“内价值”这篇文章，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没想到农夫兄竟是刘门弟子，看来我上一贴说“显文化”和“内价值”有冲突算是无稽之谈咯！

这篇洋洋洒洒的回复也向我们爆料了一些“内幕”

李晓婧

引用:

原帖由 一介农夫 于 2011-4-25 10:57 发表
晓靖君，刘老师一直繁忙，无暇顾及您的疑惑。小弟不才，忝为刘门弟子之列，常听刘老师教导，对于晓靖君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愿替刘老师抛砖，以引美玉。由于涉足学术甚浅，不到之处，请涵谅。
晓靖君评论一共涉及到 ...

谢谢这位师兄或师姐或老师的指点！
还有，我发现，除了刘老师的学生，好像别的学者或学生不太使用“标志性”这个概念，就是咱们所其他老师的学生也几乎不使用。

恩施土家

又爆料了一些“内幕”

李晓婧

引用:

原帖由 恩施土家 于 2011-4-28 07:27 发表
又爆料了一些“内幕”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李晓婧 于 2011-4-28 07:25 发表

谢谢这位师兄或师姐或老师的指点！
还有，我发现，除了刘老师的学生，好像别的学者或学生不太使用“标志性”这个概念，就是咱们所其他老师的学生也几乎不使用。

俺使用过。
不过，俺用滴时候还只是听他的口头表述，没有看到他的相关论文，所以只是借用了一下概念。
虽然俺在文中没有注明这个概念出自刘铁梁老师，但事实上是受他启发。
参看附件。

梯田

呵呵，你不是所里的学生吧？所里的硕士生都参与的北京市各区县的民俗文化志是对刘老师标志性文化书写模式的践行，08、09的硕士都参与了这一项目？记得你说你是杨老师的学生，杨老师学生去年开题报告时候就提到了，近年来所里的毕业论文如蔡磊师姐关于房山编框这一劳作模式的研究，去年答辩的巴特师兄关于江格尔的研究，今年汪青梅关于屯堡地区的抬汪公习俗的研究，都使用了标志性文化这一视角。记得你去年不是说去听师兄师姐的答辩了吗？他们答辩时候都已经陈述的很清楚了，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我都有，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借给你查阅，相信你会对这些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呵呵

[ 本帖最后由 梯田 于 2011-4-28 22:35 编辑 ]

马知遥

引用:

原帖由 李晓婧 于 2011-4-28 07:25 发表

谢谢这位师兄或师姐或老师的指点！
还有，我发现，除了刘老师的学生，好像别的学者或学生不太使用“标志性”这个概念，就是咱们所其他老师的学生也几乎不使用。

这位同学似乎对“刘门”带着斜视的态度？我就纳闷了，弟子学习老师，并发扬光大老师的学问有什么不好吗？而至于其他人学不学又有什么关系吗？看不懂听不懂可以虚心求教，反省自身的学养，因为看不懂听不懂就认定“不好”似乎不是学人该有的态度。


“内价值”如果读过一些民俗学和人类学书籍，自己再悉心揣摩应该是明白易懂。

恩施土家

好不好懂应该是每个人的具体感受，真实的表达出这种感受是没有错的，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真的是如梦初醒的感觉，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仔细思考并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的时候，变得越累越迷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并非个人态度有问题。到现在我都必须承认，吕微老师的文章我看不懂，特别是那篇讲外在的和内在民间文学，压根没读通过。但既然没读通，就不敢妄言文章中的东西，更不敢评价。我想这绝对是与读的书的多少有关的，所以马老师提醒的很对。

对一个新的学术词汇或学术概念的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通常说隔行如隔山，其实就是在一个行当内，学术思想和研究路径的不同都会大大局限每个人的思维，特别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所能领悟的道理有着很大的局限。而且由于经验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言多必失，所以这么多“内幕”才被爆料出来（玩笑），但是这可能又真正反映了做学生或做学术初期的真实状态，所谓无知者无谓的状态。

对新的概念的酝酿和提出一定是经过学者深思熟虑的考量了的。这方面的成果大量出现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界定无法统一。就像上次探讨的给中国民间信仰取名的事，每个名称背后都有一套学者自己的材料来源。所以尽量从别人的思路上去理解会更好，就像现在说的比较多的叫“消化吸收再创新”，找到别人与自己切合的地方，这样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无论是从别人的理论中长驱直入还是从用别人的思路旁敲侧击，都会为自己的思路打开更多口子。记得施老师曾经说过我们不太重视民俗学界新的理论的运用。这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或许和研究者的心态有关，或许和批评素养有关。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能相互借用彼此的概念，运用别人的方法，共同切磋，那样的批评氛围也许更好。

传媒虫子

很多概念，是难以被人理解的，但不妨碍它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也许这个概念只有一两个人真正懂。别人使用这些概念，在懂得的人看来，全部是错误的使用，是对它的概念的糟蹋。
或许，上面说的这位刘老师创造的概念就是这样的。

李晓婧

引用:

原帖由 梯田 于 2011-4-28 19:06 发表
呵呵，你不是所里的学生吧？所里的硕士生都参与的北京市各区县的民俗文化志是对刘老师标志性文化书写模式的践行，08、09的硕士都参与了这一项目？记得你说你是杨老师的学生，杨老师学生去年开题报告时候就提到了，近 ...

刚才，一位师妹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惹祸了。我赶紧上来看，乖乖，我不小心说的几句话，引来如此质问。罪过罪过。
我不幸的狠，本人硕士不是师大出身，而且也不是民俗学出身，自然没有机会参加刘老师以标志性文化统领的北京各区的调查。我当然也不是杨老师的学生，是谁的学生其实是无所谓的。
我山野之人，能够当面聆听刘老师等各位老师的教诲，已经是三生有幸了。谁让我愚拙，实在弄不懂老师发明的概念，引来刘门弟子的讨伐，活该活该！
今后本人一定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弄不懂也得用，“标志性”我还是会用的，“统领式”未必用好。
向各位批评本人的师长学长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