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蚩尤何许人?《史记·五帝本纪》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说实在话，《史记》上所言，大有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感觉。当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方“诸侯咸来宾从”，直到“然后得其志”。轩辕如此大兴尚武之兵，征讨四方，其意在“诸侯咸来宾从”，称雄天下。只因蚩尤“不用帝命”，自行一套，是被称为“作乱”，“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孰不知这蚩尤原也是为保其领土完整的原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黄帝为了要“诸侯咸来宾从”，就凡“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他蚩尤又何尝心服？“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终使黄帝连吃了好几次败仗。然则黄帝策略还是有策略的，你“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就暂且莫伐，放到一边，直到“诸侯咸来宾从”了，连号称天子的神农氏也被征服了，黄帝也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最为暴”的蚩尤身上。偏偏这蚩尤还是不识相，“不用帝命”，方导致了自己的悲剧“遂禽杀”，蚩尤成了输家。也正是因为这涿鹿之战，最终蚩尤被“禽杀”，成了败者，从而使蚩尤蒙受了几千年的“乱贼”之名，而自身亦惨遭“禽杀”，却不说这“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的黄帝是暴也不暴了？假使那涿鹿之战是蚩尤赢了，恐怕《史记》当是另一种写法。
尽管黄帝在其属土广施仁政，希图“仁德布于四方”，而蚩尤“作五兵”（苏鹗《苏氏演义》）、“造立刀戟兵杖大弩”（马缟《中华古今注》）、“制以刑”（《书·吕刑》），殊不知，这乃是各人治国安邦的策略。我们姑且不论黄帝仁政治国的好恶，且试看中华几千年来的历史，哪一朝又脱离了刑、法约束大众的做法？哪一朝又不是由刀戟兵杖大弩建立起来？当代伟人毛泽东尚且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孰不知还是在“诸侯相侵伐”时代的蚩尤，能否免得了“作五兵”的方式？或许蚩尤之刑太暴，刀戟兵杖大弩之威太强，太不人道，当只能另言一章，又怎能一票而否决他的为政之道和社会地位呢？
据茅盾《中国古代神话研究ABC》说，蚩尤原也是南方一个巨人族的部落首领，正是南方天帝“炎帝之裔也”（《路史·后纪四·蚩尤传》），他的军队就全是由魑魅、苗民、蚩尤自己的八十一个或称七十二个兄弟等南方人组成。奈何黄帝的军队也非泛泛之辈，多经战阵，黄帝本人也“足智多谋”，蚩尤最终还是“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山海经·大荒南经》引郭璞注），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悲剧。
蚩尤系“炎帝之裔也”，是德高望重的炎帝神农氏的属下。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曾大战炎帝于阪泉，使炎帝屈居于南方一隅，这当是蚩尤不满黄帝行为的另一重大思想。蚩尤不满黄帝行为，为保卫南疆，为炎帝抱不平，遂“以肆志于诸侯”（《通典·少典》），“作兵伐黄帝”（《山海经·大荒北经》，站在蚩尤一族，或者说是炎帝一族的立场，他又有什么错呢？可惜“神农氏世衰”，已“弗能征”，神农氏也是仁爱为怀，不忍再见黎民百姓受刀兵之苦，也就丧失了再去与黄帝抗衡的雄心大志，甘愿守着眼下的一点基业，做一方小小的天帝，蚩尤氏也就只好“决心动手自己来干”（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不听从黄帝那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的仁义之说，使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太平御览》卷79引《龙鱼河图》），自行一套，“不用帝命”。
于是，蚩尤就会同南方诸部落组成了“九黎部落同盟”，开始了他对黄帝的大举进攻。试想，如果黄帝当时真的全是为了天下大众公平安处的话，这“九黎部落同盟”又如何建得起来？如果蚩尤真的是“乱贼”的话，“九黎部落同盟”又如何会推举他为首领？当然，这仅是我们今人的猜想，但它又是实在有理可循的。于是，“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通典·少典》）。“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使“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诚当是长了各诸侯的志气，灭了黄帝的威风。
实际上，蚩尤之举，开始时的出发点是想要为炎帝复仇的，“他很想把他的祖父——仁懦的炎帝所遭受的战争失败的耻辱湔雪掉，把黄帝的中央天帝的宝座给夺过来。”（袁珂《中国神话研究》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其当时的环境，炎帝被黄帝大败于阪泉之野后，炎帝就被迫退居到了南方地面去了，成了独居一隅的一个小小天帝，使“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淮南子·天文篇》），黄帝成了“制四方”的至高无上，是称皇天上帝，使“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伐）[代]神农氏。”（《史记·五帝本纪》）。而事实上，炎帝的功绩是远在黄帝之上的，他不仅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还教会了人们打井汲水，发明了诸如耒耜、锄头、斧子等农业生产的工具，又发明了五琴弦等器具，以供人们娱乐，还发明了栽桑种麻，用蚕丝麻织成布，做出衣裳，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他又首辟市场，成了市场交易的创造者；他又“始尝百草”，成了医药的始祖。试想，在如此一位有着大德于人类的炎帝面前，他黄帝又有什么资格居于其上呢？且是在“习用干戈”的情况下，“以征不享”而得。尽管“神农氏世衰”，又怎会没有看不惯的人、有“血性”的人站出来说话，为炎帝打抱不平？也只有蚩尤，唯有“最为暴”的蚩尤方有这个胆量和能力了，蚩尤方始“不用帝命”，出来“作乱”。也正是他的这一“打抱不平”的“血性”精神，方打造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性转变意义的涿鹿大战。
可惜，“最为暴”的蚩尤最终还是被黄帝战败了。
（二）
蚩尤战败后，他的兵士部分被杀，部分被迫退过黄河、长江，隐居到了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然也就有人成了梅山的先民。关于此一问题，陈子艾、李新吾所著的《古梅山峒区域是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湘中山地蚩尤信仰民俗调查（一）》一文中已作了相当多的实地调查，有了较充分的论证，本文就不再多行叙述了。
梅山，在汉以前是没有名字的，仅为一荒凉偏僻的山地，层峦叠嶂之绝境。这里早先即为三苗氏、卢戎氏、巴人、濮人以及盘瓠氏与帝舜的“猺民”融合而成的“猺人”等多个民族所居住。春秋战国时，楚灭越，分散在江南一带的百越民族的一支——南越人，因“与其君长避楚走丹阳皋乡，更姓梅。”（引自《南越笔纪》），秦并六国后，越复称王，这群人又从丹阳梅里（即皋乡）迁居番阳。秦时番阳县治在今江西鄱阳东北，辖今江西北部及皖南部分山地，秦末时期，陈胜、吴广起义，番阳令吴芮随之响应，有关方志和史传云：“秦末，百越叛秦，众推鋗为长，鋗下令举兵，户出壮士一人，领以户将，使合付胡害将之。战则编为什、伍，领以队将，使摇毋余将之，将士受命，留庾胜兄弟守台岭，率众归番阳令吴芮。芮遣将百越往会沛公伐秦，同攻析1、郦2，降之，同攻武关，破之。秦亡后，叙封十万户，食台以南诸邑，谓之台侯。子孙多移居曲江、浈阳，代有显贵，宋进士梅鼎臣盖其后也。”（《粤中见闻·梅鋗传》）。《汉书吴芮传》上则云：“吴芮，秦时番阳令也……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皆，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3。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4。”据《读史方舆纪要》和《续广事类赋》二书考证，梅鋗封台侯乃其死后之事，死前所封，当依正史。从而，“按《楚志》，梅鋗从吴芮之国长沙，以益阳梅林为家，遂世有其地。”（《楚宝·梅山考》），自此方有梅山其名。
“梅山，在新化县南五里，名上梅山，汉时梅鋗家此。”（清·光绪《湖南通志》），也有说“汉梅山隶长沙益阳地，长沙王吴芮将梅鋗之家林为下梅山，属安化”（明·嘉靖二十三年《安化县志》）的。其实，梅山开始时是没有上、下之分的，据有关文献记载：“考《楚志》，开梅山地为二，以上梅山置新化县，以下梅山置安化县，《明史·地理志》遂误以为新化有上梅山，安化有下梅山，不知梅山非山名。且因分建二县而后以上、下名。其实，梅山未开之前无上、下之称也。”（清同治《安化县志》），“新化，熙宁五年收复梅山，以其地置县。”（《宋史·地理志》），“安化，熙宁六年置。”（《二十五史·宋史》第307页，上海古籍书店版），从而，据现代有关研究，梅山实为区域名，或称领域名，“即古代梅山蛮据有的生存空间。这个领域无固定疆界，它随着梅山蛮势力的扩大而拓宽，也随着梅山蛮势力的削弱而缩小。”（龙水琼、龙沛林《梅山与梅鋗》，《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关于梅山名称之由来，因史书记载仅在唐末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至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这近20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它的来历和区域范围在学术界尚有不少不同的说法，除以上所说是因梅鋗家此而得名外，还有说是因其地以多产杨梅而得名的，有说是因“蛮山”或“瑶山”或“苗山”演绎而得名的，也有说是因梅山以狩猎中的性吸引而得名的，有说是以梅山人崇梅杏而得名的，还有说是由“皋、芈”二字的异写而得名的，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里地理环境相当复杂，有《梅山颂》称：“梅山峥嵘，矗立乾坤。层蛮叠嶂，脉属雪峰。五溪十峒，笑傲苍穹。北临鼎澧，南接邵陵。东邻潭州，其西则辰。山岳险峻，沟壑纵横。资水萦带，群岭纠纷。滩多水急，舟楫难行。交通阻塞，雾锁云封。古木参天，莽莽森森。人迹罕至，虎啸猿鸣。……”（引自新化《梅山文化研究》第二期），宋代章惇亦有《梅山歌》云：“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扪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缰木横崖巅。肩摩直下视南岳，回首蜀道犹平川。……”故梅山多时期为梅山峒蛮恃险而居，为皇权不达之所，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581年隋统一以前，尚处于蒙昧阶段，到宋熙宁间（公元1068年至1072年）还是“旧不与中国通。”（《宋史·梅山峒蛮传》）。这里的居民，“其载于前史者，汉曰武陵长沙蛮，晋曰荆州蛮，宋、齐曰湘州蛮，隋曰獠，梁曰莫徭，陈亦曰莫徭。”（《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第551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汉之长沙蛮即唐、宋之梅山峒蛮。”（《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第372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他们不服王化，不缴租、调、赋税，尤不负担徭役，甘愿在梅山区域中过着“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言语侏离，出操戈戟，居枕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宋·吴致尧《开远桥记》）的自在日子。
梅山区域也籍此成为正如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所说的“世外世界”，成为朝廷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直到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章惇开化梅山，其境域始“纳入北宋版图”（清·道光《宝庆府志》未卷），置新化、安化二县，“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宋史·梅山峒蛮传》）。
梅山蛮独享其地，据有史实可查，当始自梅鋗。而梅鋗何以要以益阳梅林为家，史家却又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只能从侧面了解情况：秦灭亡后，汉王即位，怎奈汉王刻薄寡恩，其太后吕雉更是阴毒残忍，吴芮受封到长沙，第二年即不明不白的死去，其女婿九江王英布更是被活活的剁成肉酱而死。还有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亦被惨遭捕杀，肖何被囚，张良远扬，许多汉王朝的异姓王侯均不得善终。而梅鋗深居梅山后，静静悄悄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启林开山，刀耕火种，终致不失其有土之侯，繁衍生息，死后还被加封为台侯，绵延五世。至吕太后执政，其两庶子仍被袭封为列侯，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此当是梅鋗何以要以益阳梅林为家的理由。由此，亦可见梅鋗的政治眼光。
也正是梅山先民深恶朝廷政治的这种恶毒阴险，故自愿偏居于小口之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也正是因此一“怡然自乐”，致召来周围有势地主的私心窃望及朝廷国主的觊觎之心，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梅山峒民宁折不屈的人格本性，其自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第一次“叛乱”算起，至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镇压新化李再万起义止，共进行了长达1400多年的不懈斗争，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另类世界。其境域居民“在其‘硗确’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在陡峭的山坡上开畲凿田，一代一代生息繁衍。”（曾迪《奉家山瑶人遗址初探》），创造了灿烂的梅山文化。
（三）
梅山峒民，历史上多被视为 “蛮”、“獠”、“莫徭”。“蛮”，据1979年所编的《辞海》解释称：“1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旧时也用以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2野蛮；蛮横。……”有不讲道理、粗野的意思；“獠”，《辞海》亦解释为：“1凶恶貌。如獠面；獠牙。2夜间打猎。……”有长相丑陋、凶恶如獠面之鬼的含义，其正如有关古藉对蚩尤的状貌描写：“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太平御览》卷79引《龙鱼河图》）、“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任昉《述异记》卷上）、“蚩尤八肱八趾。”（《绎史》卷五引《归藏》）等；“莫徭”，则是对“部分瑶族的古称。初见于《梁书》，隋时分布在长沙、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等郡（当今湖南大部、广东北部和广西东北一带）。宋以后称徭。”（《辞海》第58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前二字是对梅山峒民的蔑视，是朝廷政治对梅山峒民的一种丑化行为；后一词则是对梅山峒民实际情况的表述。
梅山峒民不堪各种恶势力的军事打击，从而在心灵上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地方神灵——“翻坛倒立张五郎”，俗称“翻坛菩萨”，以期得到他的保护，表现出顽强不屈、宁可翻身倒立行走也要生存于世的避恶心理。他们羡慕与世无争的清静生活，宁可“富也不要，贵也不要，只要凉风阵阵”，以解朝廷“炎热”，象烧炭农夫“黑人总管孟公神”一样，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即此，“翻坛倒立张五郎”成为梅山峒民不畏强暴、坚毅、勇敢的个性特征，是一种精神崇拜，偶像作用；“黑人总管孟公神”则实为梅山峒民对社会生活的迫切愿望，是一种简单得如纯净之水的心灵独白。
蚩尤的精神是民族的精魂，它自始至终统驭着梅山峒民的思想。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区，原较早地从“万物有灵”的观念中转化出了一种天神崇拜观念，形成为天神统制一切，而天神遣其子代表其统治着凡间万民的思想，故称皇帝为“天子”。天子为扩展势力范围，多用武力镇压南蛮、北狄。即此，梅山徭人的先民，多属受害者，长期在苦难中挣扎，成为受压迫最深，也是反抗最为强烈的一支民族。他们在为民族生存、为祖先争光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万众一心，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民族英雄为酋长，与天子相对抗，也无论其对手派来多少军队，屠杀多少无辜，手段如何残忍，都誓死不屈，守卫着梅山这一块自己的土地，并通过言传身授的方式，原汁原味的保留着他们的民族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情。
诚如此，梅山峒民其风尚武，其习练的梅山武功终致成为我国长江中游湘、鄂、渝、黔、桂一带极有影响，也是保留得比较完整的一种复杂的体育文化。这种体育文化，至今共保留有徒手套路86路，长、短、软器械套路无数。其器械亦五花八门，凡生产、生活中常用的工具耙、叉、板凳、短棍、扁担亦随手可用作战斗的武器。这种武功“以古朴、纯真、典雅、威猛、防身、健体的功能融合在民俗、礼仪表演等活动之中，并广泛流传于民间。”（陈文卿《梅山武功的综合研究》），具有“短小精悍，结构紧凑，动作朴实，手法勇猛，刚烈多变，步法稳健，落地生根，桩功稳固”（郭兆祥《中国梅山文化》第155页，天马图书有限出版公司2002年版）的特点，它是梅山“渔猎生活文化的升华……军事击技文化的移植……宗教祭祀文化的融汇……移民习俗文化的综合……巫药医疗文化的扶持”（陈文卿《梅山武功的综合研究》），故历代 梅山人都尊蚩尤为教主、兵主，日日奉祀。
梅山人尚武，从而也锻炼着他们的个性。
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也使得梅山人个性较倔犟。他们常处于重山叠嶂的丘壑之野，人烟廖落，交通阻梗，开户相望惟见万山罗列，古木森然，阴雨时节则更见云雾弥漫，几与外界隔绝。而其亦受生活所迫，男女必须日出而作，日落方息，所以其本质又显得十分纯朴，养成直爽而讨厌欺骗的习性。他们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一语不合即责骂相侵，寻至动武，但得一遇外侮却又尽弃前嫌，拔刀相助，至死不渝。他们自信心强，想干的事说干就干，百折不回，就是堆金砌银亦难动其心，据《宋史·翟守素传》记载：扶汉阳为梅山蛮王时，数郡大吏富人有书信数百封与其交通，许以高官厚禄、金银财宝，亦不使其动心，在其强大的敌人面前，还是显得毫不畏缩，一直战斗到死。
由此，梅山人在生活习惯上亦是独喜麻、辣风味，其有名的三合汤、五合汤就是以牛血、牛百页等，佐以山胡椒、山椒制成。其饮食文化更是多姿多彩，有十晕、十素、十饮等特色饮食，色、香、味俱佳，成为湘菜系中一个卓有盛名的支系。
梅山人尚义，也是梅山人个性中的一个特点。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前，梅山尚处于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解不清的矛盾；在广大峒民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他们的酋长，也必由峒民推选产生，并与峒民保持着平等的社会关系，清同治《安化县志》就明文记有“众推鋗为长”之笔为佐证。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甲首”顿汉凌、扶汉阳、苏方等，亦都是由梅山峒民推举出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梅山猎人在分配猎物时，也讲究“见者有份”的分配原则，就算是过路的人、抱在手里的小孩也不例外，如没打到猎物，猎人也有用竹枝将张五郎偶像抽打一顿的习俗。由此，也体现出了人、“神”平等的思想观念。
梅山人尚义，在许多古书上还有不少清晰的记载，如“民风简朴，颇有古意”（明·杨士珩《梅山亭记》）、“虽民瑶杂处，而好礼尚义。”（南宋·文天祥《奎文阁记》）、“火耕水耨，饮食还给，不忧冻馁，亦无千金之家”（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尚气贵信，好武少文，淳面不佻，俭而不侈”（清·同治《新化县志》）、“往日皆廉雅，途遇先辈，拱手旁立，俟其行，然后敢行，命其坐，然后敢坐”（清道光《宝庆府志》）等，就是最好的说明。到如今，当地民俗中还保留有一家杀猪必送猪血一碗与相邻之家、猪肉吃借还、农忙及喜庆活动不付工资而互相告工等习惯。
这就是梅山“血性”的具体表现。湘中地域被誉为教育之神的著名教育学家罗辀重曾解释“血性”说：“血性”就是“吾国固有之美德‘信义’”（佘国纲《罗辀重文集》第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实守信”、“甘于奉献”、“尽职尽责”，“血性的重要元素就是‘义’”，“‘义’是应该做的事”，“对于一件事，只须问良心，看应不应该做，如果应该的则以大无畏精神，冒万难去做”，“这‘义’的标准容易定，凡为公众谋福利的就是‘义’，自私自利的就是‘非义’了。”（佘国纲《罗辀重文集》第216—21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这乃是后代人对蚩尤精神的最精辟的阐述，从而，这种梅山血性也就为我们孕育了不少坚强的精神楷模，如伟人毛泽东、革命志士蔡和森、清代中兴重臣曾国藩、革命先驱陈天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等。
注释：
1析：古地名，即今河南析川县。
2郦：古地名，即今河南南阳西北。
3邾：古地名，即今湖北黄冈县西北。
4临湘：古地名，即今长沙市。
5中国：宋时称中国，并非今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指华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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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曾有幸 于 2011-1-5 12:0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