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体到言语体裁
作者：张会森
修辞学习 2007年第5期
提要 本文首先回顾现代修辞学从巴意（C.Bally）语言（单位）修辞学到语体理论（功能修辞学）再到巴赫金倡导的言语体裁理论（言语修辞学）三段历史发展，强调修辞研究要从语体转向言语体裁。论文阐述了巴赫金“言语体裁”理论的要旨及其重大价值，并对国外研究状况作了简介。
关键词 （功能）语体 言语体裁 巴赫金
一
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一门语言学科的现代修辞学（学名为Sfylictics，非Rhetoric），其历史从瑞士语言学家夏尔·巴意（Ch.Bally，1865－1947，国内常译为“巴利”）1908－1909出版的两卷本《法语修辞学概论》（Traite de stylitigue fransaise）算起。如此算来，现代修辞学已有百年历史。巴意是索绪尔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建立了语言学的修辞学（与文学的修辞学相对立）。巴意在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同时，注意到语言符号除了表达理性内容之外，往往还表达情感内容，即情感色彩（巴意用语为“自然效果”，试比较：爱人—妻子—老婆）；与此同时，很多语言符号在语言的运用中形成了社会色彩（巴意用语为“联想效果”），即现在通常说的“功能语体色彩”（试比较：马铃薯—土豆—山芋）。这就是说，语言单位具有这种或那种（或兼有）修辞表达价值。巴意的修辞学说为后来语言划分为语体的理论开出了道路。
20世纪语言学一项重大成就就是语体理论和以语体为中心的功能修辞学的兴起。功能修辞学使修辞学成为“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对语言研究与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一批捷克学者和旅捷的俄罗斯学者组成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其著名的《提纲》（1929）中，提出对语言进行功能研究：“研究语言要求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要考虑语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这些功能的体现形式。否则对任何语言的描写，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必然会是受到歪曲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虚拟的。正是与这些功能相适应，语言的语音、语法构造和词汇组成相应地变化。”由此，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一种语言由于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或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可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别即不同的“语法”。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提纲》为语体学，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4年苏联科学院《语言学问题》杂志开展了修辞学大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功能语体”（简称“语体”）及其确定原则。这场修辞学大讨论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一年有余），影响之深远，足以使之成为世界修辞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讨论不仅对（苏联）本国，而且对国外修辞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我们中国修辞学界50年代就接受了语体理论。综观我国的修辞学教材，或以语体为纲，或增加了语体的篇章。还应提及的是：1985年6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我国首次语体学学术会议，随后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选集《语体论》，从此，我国的语体研究逐步向深广发展。
语体研究、功能修辞学已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但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随着修辞研究的深入，语体学、功能修辞学也日益暴露出它（至少就其现在状态而言）的一些不足或者说缺陷。主要的是：
1）语体研究和此前的功能修辞学基本囿于语言修辞学范围。为了论证修辞学是一门语言学科，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纯语言学或狭义语言学角度来观察和讨论，把语体当做“语言”的子系统来看待，忽视了言语属性。50－60年代苏联修辞学领军人物B.B.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就明确指出，语体研究属于语言修辞学，“语体”是作为整体的语言的“子系统”。（见其名著《修辞学·诗语理论·诗学》）
2）在研究、确定语体的语言特征时，着眼于语言单位的选择与组织规律，基本停留在“前语篇平面”上，还没有涉及语篇；即或涉及语篇，后者也不过是研究语言单位的辅助手段。而真正研究语言的使用，就要研究言语，研究话语或语篇本身。
3）修辞学，特别是功能修辞学，在俄语界定位为“研究语言使用”的科学。应该说，由于把语言划分为若干子系统——语体，这样语言使用问题就比最抽象的“语言”具体些了。但是在语体平面上研究语言的使用，只是研究了“可能的可能，潜能的潜能”（俄罗斯学者A.列昂节夫语），语体研究的是语言平面的语言使用规律，过于“抽象和空泛”，不利于对语言具体运用的分析和指导。
4）以往的功能修辞学主要是在语体（及分语体）平面上做文章。本来语体可以也应该再往下细分，研究B.B.维诺格拉多夫所说的“言语体式”，但是20世纪80年代前这方面鲜有进展。功能语体乃是一种“宏观体”，而“言语体式”则是“微观体”。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宏观体研究，确定了几大基本语体。这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遇到许多难以概括的语体现象。还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修辞学大讨论时，有的学者，如IO.C.索罗金（1954）就曾说过：功能语体过于概括，在一种功能语体名目下联合着过于多样的言语情景，这样的概括“无助于揭示不同目的，不同交际条件下，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中，人们根据言语内容的不同，语言使用上的多样性”。有些学者已经提出要走另一条路，即先搞微观体的研究，由下而上归至宏观体。这样做或能避免“削足适履”，有助于解决语体的“最优化分类”问题。多里宁（1987）说：“应该加强具体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方法论上更适合的做法不是从‘大’的功能语体出发，而是从比较‘小’的言语体裁，或用B.B.维诺格拉多夫的叫法——言语体式出发。”
言语体裁或言语体式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功能语体研究暴露出的上述弱点，使修辞学作为“关于语言运用的科学”的作用更好地体现，更具有指导性，使修辞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例如公文事务语体，从语体是语言的子系统来研究，其语体特征、语言特征都是从多种多样的公文事务文件、文本中概括出来的，人们有了语体层面的知识还不足以保证能够正确地写出这样或那样的文件、文本。比如写章程、证明、写电报、写公函等等，在语言使用上，写法上差别甚殊。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出多种“二次文献”体裁，如文摘、提纲、简述、内容简介等等，虽都是文摘体体式，但语篇组织、用词造句各有不同，绝非“科学语体”这个层面的描写所能解决的。
二
科学总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又会碰到新问题、新矛盾。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于是科学或学科就得到新的发展。对于研究语言的使用，语体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益暴露出它的不足。为了走出“瓶颈”，修辞学要从语体理论转入言语修辞学，转入“言语体裁”理论。
言语修辞学研究的方面和问题很多，本文不拟多谈，这应另文阐述。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言语的体式，也即著名苏俄语文学家M，巴赫金所提出的“言语体裁”。“言语体裁”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赫金就已提出，但那时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功能语体”上，还来不及深入、实际地研究属于功能语体下一级分类的“言语体式”或日 “言语体裁”。随着语言学范式向言语的转向，随着巴赫金作为伟大思想家和语文学家被世界发现，“言语体裁”才逐渐被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言语体裁”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成为显学。B，捷缅节耶夫在1997年第3期《语言学问题》上著文说：“近20年来，以体裁为中心的研究日益增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普遍性。”有的学者认为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言语体裁学。
“言语体裁”（peueBble KahpbI）这个术语是已故苏联大学者巴赫金（M.BaXTNH，1895－1975）提出来的。巴赫金生前受到不应有的政治迫害。他的学术思想在其晚年才逐渐受到学界的注意，而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学术成果对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言语体裁”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曾形成了一阵阵“巴赫金热”。
“言语体裁”理论的形成和巴赫金密不可分。
巴赫金早在他1929年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就提出“言语体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他着手对“言语体裁”进行专门研究，写出了《言语体裁问题》一文，此后又计划撰写一部言语体裁学专著（后因病故而未果），形成了他的独创性的言语体裁理论。
“体裁”（gener，KaHp，样式）原本是个古典语文学的概念。在古希腊诗学中，在我国的文化中一直是用来指文章体式，指文学作品的样式。巴赫金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一术语，赋予了它新的涵义，将它从文学领域引入语言学，使之指称一切口头和书面的言语/语篇类型。
巴赫金认为：人们进行交际、进行言语活动时不是以语音、词或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话语”为单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应以作为语言一言语实际现象的话语为基础。”作为言语交际单位的话语小的可以是一个词构成的句子，大的包括长篇小说、学术专著等。巴赫金认为，每个话语都是内容、修辞（语言手段的选用）和结构布局的统一。
每一个具体话语当然都是个人发出的，但又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话语的体式是一种“社会性的体式”。科学研究需要概括，这样同类的话语便归纳为一定的类型，巴赫金称之为“言语体裁”。按巴赫金的观点，任何语篇或话语都有其体裁形式。
人们进行言语交际就是说话，说出一定的话语。巴赫金说：“我们通过一定的言语体裁来说话。我们所有的话语都有一定的、相对固定的典型的整体建构形式”。“我们拥有式样丰富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体裁。”（巴赫金全集，第4卷，161页）
“学说话就是学习构造话语……话语体式也即言语体裁几乎就同语法（句法）形式一样组织我们的言语”（巴赫金全集，第4卷，162页）。“假如不存在言语裁体，我们也不掌握它们，假如我们每次说话都要第一次地随意地构造每一个话语，言语交际就简直不可能进行了”（巴赫金全集，第4卷，162页）。
巴赫金于20世纪50年代写作《言语体裁问题》是针对当时建立起来的功能语体学的。他认为，功能语体研究是可以的，需要的，“但这种研究只有在始终考虑到语体的言语体裁特性，并在事先研究言语体裁类型的基础上才会是正确的和有成效的。但到目前为止语言修辞学并没有这种基础，由此产生出它的弱点。”（巴赫金全集，第4卷，145－146页）他又说：“任何的语体和修辞都和话语以及话语形式也即言语体裁密不可分。”“过去的语体研究和界定是从语言的功能出发，但没有与具体的言语体裁相联系。”实际上，每一功能语体都能体现为一系列言语体裁。这些言语体裁在保持语体的共性特征的同时，又各有自己的使用语言的特点，各有自己的言语组织，即语篇结构特点。言语体裁理论使修辞学更“接近生活”（巴赫金语）——即言语实践；言语体裁研究使修辞学具体化、应用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促进语体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言语体裁研究是继语言单位修辞特性研究、语体研究之后，现代修辞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修辞学常常说修辞活动的实质在于选择。“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修辞”（巴赫金）。在巴赫金之前人们谈选择都是谈对语言单位的选择（或加以组织）。巴赫金提出：人们欲表达思想感情进行交际时“首先是选择言语体裁”（巴赫金全集，第4卷，161页）。这一论点实在是巴赫金的一大卓见。
上面我们分析了言语体裁理论对于现代修辞学的贡献。实际上，言语体裁理论具有重要的普通语言学意义。按照索绪尔派即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研究的最大单位也就是句子。后来广受关注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塞尔、格赖斯）虽着眼于言语，即语言的运用，也只限于单个句子。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派语言学时曾尖锐地指出：“索绪尔忽视了一个事实：除语言形式之外还存在着由这些语言形式组合而成的形式，也即言语体裁。”
巴赫金认为：人们进行交际，进行言语活动不是以语言、词或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话语”（“表述”）为单位。
言语体裁学对语言（语文）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语言（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巴赫金强调，“学说话就是学习构造话语（因为我们说的不是个别的语句，而是说话语）。”我们学习如何把我们的话语用恰当的言语体裁形式体现出来。说话人（写作者）有了说、写的意图，一方面他在确定言语对象（内容）和其界限与完整度；另一方面，他要进行言语体裁的选择，他要在一定的言语体裁框架内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从语言表达方面来说，首先选择言语体裁，巴赫金说：“说话者的言语意图，首先表现在选择一定的言语体裁……我们总是用特定的言语体裁来说话。”（巴赫金全集，第4卷，161页）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就把思想表达和交际提高到“话语——言语体裁”的层面。巴赫金下述论断对语言教学极有启迪意义：“许多精通语言的人，往往在某些交际场合感到手足无措，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实际掌握这些领域的体裁形式。”又说：“说话者面对的不仅是必须遵循的全民语言形式（词汇和语法体系），而且还有它必须遵循的表述形式，即言语体裁；而后者对于相互理解来说也像语言形式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巴赫金全集，第4卷，164页）依巴赫金观点，必须加强言语体裁教学。俄罗斯T.B.施来略娃教授说：“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学，语文教学都要强调‘现实主义’，即要和实际的言语实践相适应。而在这方面巴赫金的‘言语体裁’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还在1993年主办、召开了全俄教学研讨会：“当代高校语言学科课程与言语体裁”。这是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中的新方向、新潮流。
三
言语体裁问题吸引了国际上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研究言语体裁的不仅有巴赫金祖国俄罗斯的语文学者，而且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其中不乏国际著名的学者，如波兰裔语言学家A，维日比茨卡（A.Wierxibicka）、s.盖达（St.Gajda）等。维日比茨卡指出：“由巴赫金提出和发挥的言语体裁概念，在我看来无论对文学研究抑或是一般文化研究，都极具有价值。”
应该说，俄罗斯是言语体裁研究的重镇，俄罗斯很多知名学者都投入言语体裁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一支相当强的研究队伍。除了语言学刊物上发表的体裁方面著述外，特别要提到以俄罗斯萨拉托夫大学为依托，一些学者编辑、出版的名为《言语体裁》（KaHpbI peyn）的论丛。自1997，1999年出版的两辑论丛中可以看出当下言语体裁研究的中心课题：
1）言语体裁理论的一般问题；
2）言语体裁类型学和具体言语体裁的研究。
关于言语体裁的理论问题，在《言语体裁》论丛中发表了如下重要论文：
①“言语体裁”（维日比茨卡）
②“言语体裁学问题”（高里京）
③“言语体裁作为组织社会互动的手段”（多里宁）
④“言语体裁与言语行为”（科任娜）
⑤“话语分析中的目的范畴”（鲍利索娃）
⑥“复杂言语事件与言语体裁”（杜布罗夫斯卡娅）
⑦“交际规范与言语体裁”（查哈罗娃）
⑧“第二性言语体裁：非直接交际本体论”（捷缅节耶夫）
⑨“交附任务与言语体裁类型学”（同上）
⑩“言语体裁模式”（施麦略娃）
言语体裁研究应该说有悠久的历史。但过去千百年来人们注意和研究比较多的是书面语的某些体裁（不仅仅是“某些”而已），而口语交际的言语体裁类型，基本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波兰学者斯坦斯拉夫·盖达（1997）指出：“现代言语体裁学研究中，人们对一些专门领域的体裁家族颇多注意（如文学体裁、学术体裁、政论体裁、公文体裁）。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的语言自觉主要局限于书面语言。这些体裁具有相对硬性的、格式化的结构。而口头会话性体裁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尽管会话（日常口语）本身从一定时期以来已引起学界的关注。”现阶段言语体裁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语体裁上。这里介绍一下俄罗斯萨拉托夫大学出版的《言语体裁》国际论丛（1999）中的一些论文题目，从中可见一斑：
①“会话性话语的体裁”（斯坦尼斯拉夫·盖达）
②“讲笑话作为现代俄语的一种言语体裁”（施麦略娃）
③“世俗谈话：体裁特性与当代”（捷缅节耶夫）
④“极权文化中的教训体裁”（达尼洛夫）
⑤“作为语文学问题的传言”（普洛卓罗夫）
⑥“作为日常言语交际体裁的家庭谈话”（雷特尼科娃）
⑦“请求原谅与道歉”（祈诺娃）
⑧“言语行为‘争吵’、‘挖苦’与‘恭维’言语体裁内部策略”（谢多夫）
⑨“评价性言语体裁中的礼貌范畴”（科尔米利岑娜）
由于学科还很年轻，言语体裁仍存在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φeπociok 1999），而这也正是科研的魅力所在。国外学界出现了“言语体裁热”，然而在我国言语体裁研究动静不大，但愿本文能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