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汉简：深藏地下千年 记录“东方历史”
新华网 甘肃频道 2008-11-27 16:41:33） 稿件来源：每日甘肃网-兰州晨报
新华网甘肃频道11月27日消息，甘肃是全国出土汉简最多的地区。甘肃简牍既是文字文献又是文物真品，年代久远，内容庞杂，各种历史信息共存，具有多方面的文物价值与研究价值。
斯坦因的发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德芳说，在中国，不知道敦煌藏经的人不多，但不知道甘肃汉简的人很多。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两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发生在甘肃，它们就是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四大发现中的两大发现：敦煌藏经和居延汉简。
汉简研究专家、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所副所长何双全说，近、现代汉简考古发现始于1901年。100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3个阶段。1901-192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有瑞典人斯文赫定(楼兰古城发现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皇俄国的科兹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在新疆的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古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西夏文、吐蕃文木牍等。
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1913-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
何双全说，因斯坦因不懂汉语，只能找中国人整理，仅编了号的就有2000多枚，除去残缺的部分，有价值的就有900多枚。关于斯坦因先后两次在甘肃和新疆发现的汉简的具体数量，历来说法较多，总数当在3000枚左右。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王国维，曾研究过斯坦因发现的这部分汉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于1914年2月和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
张德芳说，斯坦因最早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汉简拿回去后交给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14年伯希和又来到楼兰和敦煌，王国维写《流沙坠简》就是“受了刺激”，“到现在，《流沙坠简》仍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何双全认为，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发现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他们的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把简牍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使之受到全世界史学家的关注，为中国简牍成为国际显学做了一定的贡献。
居延旧简
第二个阶段为1927-1945年，主要是原来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成员黄文弼(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和瑞典成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古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居延汉简被人们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而居延汉简分为新旧两部分，通常人们将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简称为“旧简”，而将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近3万枚居延简称为“新简”。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为设计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线到中国作调查，这位因发现楼兰古城而闻名世界的考古专家，又来到中国西部，他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北京的学术团体和学界名流群起反对，并在1927年发表宣言，后经多方交涉，双方决定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进行联合考察。
西北考察团便由中央观象台、地质调查所、古物陈列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组成，并拟定中英文协定十九条，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地质、地磁、气象、天文、人类、考古、民俗等，由瑞典资助经费。条文规定测绘地图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以保护我国国防权，采集品由双方研究、发表。凡有文字的材料归中国所有，交北京北平图书馆保管，而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贵文物却被斯文赫定带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时才回到祖国。
考察团团长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斯文赫定共同担任，另有我国科学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4人、学生5人、外援队员17人，考察时间定为两年。双方商定后，于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签了议定书。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起先考古人员在罗布淖尔的盐泽附近及吐鲁番拜城、交河故城进行了挖掘，但所得汉代简牍不多。
1930年春，贝格曼带领的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肃毛目之间的额济纳河畔两汉堡寨、古垒、边墙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的汉代竹木简书，即存世于今的“居延汉简”。
当时，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开掘了60个区，其中21个区有采集品，他发掘的坑道有586处，在其中的463个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版及有文字的物品，有534包，计14000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历时4个月才完成。
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要求将其带回瑞典，但刘半农、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在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上个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
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即送存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为研究和拍照方便，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武威三简
何双全说，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外国人发掘，成绩是发现了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指旧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展开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重大发现连续不断，简牍时代趋向延伸，数量之大就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可以说，第三阶段为1951-1999年，是汉简发现的高潮期，武威的《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土的。
1957年，为配合兰新铁路建设，文物部门对沿线展开了调查，东岗、兰工坪的汉墓都曾涉猎，但未发现简牍，武威的磨嘴子6号汉墓在1959年挖出480枚，其中包括《仪礼》简469枚，其他日忌杂占简11枚。《仪礼》简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内容《服传》一篇，丙本竹简34枚，内容《丧服》一篇。
著名考古学家、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说，甘肃自己搞简牍发掘首先在上世纪50年代，《仪礼》简曾是高潮。《仪礼》简的发现者是武威县(现凉州区)文管所的郭德勇，发掘人是张鲁章，郭德勇还写了发掘报告，记录很仔细。
《仪礼》简除《服传》外，略与现在出版的经文相同，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晚期，下限为汉成帝河平年间。甲、乙本《服传》为《丧服》单传，或说宗于秦始皇焚书前之古文本；丙本《丧服》为单经，未附传文，宗于昭、宣之世夏侯胜、萧望之传授的《丧服经》别行之学。表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各自单独成书，分别流传，有异于后世的经传合编。《仪礼》简是迄今所见《仪礼》一书的最古写本，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
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又出土木简10枚,史称“王杖十简”。简文记录了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和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诏令。1981年，家住磨嘴子附近的民办教师袁德礼在山上拉土时挖出一个墓葬，发现木简26枚，袁德礼知道“王杖十简”，遂把这些木简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家厕所墙缝里，武威县(现凉州区)文管会工作人员黎大祥(现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在磨嘴子征集文物时收了回来，在文管会主事的党寿山如获至宝，这就是著名的“王杖诏书令”简，这些简背面都有编号，“第一”至“第廿七”，中间缺“第十五”，内容包括建始元年、元延三年高年授王杖及关于汝南郡王安世等坐殴辱王杖主罪弃市的诏令。上述诏令涉及对高年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
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以及“治伤寒逐风方”等方剂30多种，列举了100多种植物药和矿物药，并且详尽地记载了这些药物的制作、剂型及用药方法等，还记载了三里、肺输、泉水等穴位及用针方法、禁忌等，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被称为“医药”简。
居延新简
初世宾说，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边疆考古、田野考古、长城沿线考古遂成了考古界的重点工作，其时额济纳旗正好划归甘肃管辖，因他的老师张卫华上世纪40年代曾参与过简牍研究，给他们授课时也一起讨论过，初世宾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整，看了些简牍方面的书。
1972年秋，经过简单培训后的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在肩水金关共开探方37个，出土简牍11577枚，其中尚未编号的1426枚，实物1311件。坞西南角烽台和方堡内发现灶台、印章、砚台、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以及一枚转射(射箭工具)和一枚书写“元朔元年”的简牍。
这次发掘的诸多文物珍品中，有信一件，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都尉信”六字。此外，出土文物珍品中还有麻纸一团，经修复展平，色泽白净，薄而匀称。与纸同一处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似可作为判断该纸年代的重要依据。
1986年，甘肃省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汉简的年代集中于公元前84年-公元24年，属汉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侯官所在地。
居延新简形制繁杂，主要有简、牍、觚、封检等。大部分简牍长23厘米上下。其中较宽的简容纳两行字，称作“两行”。编联在一起的简称做“册”，今存“永元器物簿”册由76枚木简编联而成。觚为多棱形木棍，多面书字，一般长30厘米以上。封检用以封缄文书或实物，呈长方形，有的还保存施封泥用的凹槽。文书封检长14-20厘米，实物封检长短不一。
新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官、私文书及少量典籍、历谱等。其中官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以及为处理各类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上行、平行、下行文书；另一类是各式簿籍。此外，还有符、传等各式凭证。
书籍有鉴别刀剑优劣的《相利善剑刀》册及医药方、《算术书》、《九九术》、《仓颉篇》、《急就篇》、《论语》等残篇。历谱除日、月干支外，有的还记载建除禁忌等占术内容。不同性质的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不尽相同，如侯官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比一般烽燧出土的简牍广泛；关卡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多与出入通行有关。
居延汉简大多出自掾史之手，系统地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屯戍生活，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汉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编辑：王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