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妖术大恐慌中的“他者”
——读《叫魂》
作者：林敏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2009-7-2 9:08:00
外来威胁或者内部紧张通常会寻求替罪羔羊来转嫁。文化的差异又往往有意无意成为寻求这种替罪羔羊的手段和途径，即不同的人群通过文化的差异来寻求“他者”，以便把外来的矛盾或者内在的紧张转嫁给这个文化上的他者。
孔飞力
作为“替罪羔羊”的边缘人群
读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很快便进入这样一个阴郁紧张的氛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妖术的威胁，都受惑于同样的不测。恐慌的发生虽然从民间的邪术开始，却最终由下而上蔓延到整个社会，这本身表明了“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巫术象征、文化心理、政治隐喻都在这张网的网节上，经由叫魂事件，展现彼此之间的误读。而这些误读，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他者”的观念，不仅文化之间的误读本身反映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且由误读所造成的紧张和矛盾的解决还驱使人们从社会内部寻找一个他者来转嫁这种紧张和矛盾，以缓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威胁，这更是表明了作为替罪羔羊的他者在特定时候被强化和利用的特性。
自古民间有关头发的邪术是广泛存在的。同样，在《叫魂》一书所描述的1768年，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也发生着与邪术有关的事件。巫术在民间造成的紧张基于人们对于身心分离以及灵魂通过邪术被控制这样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文化认识和经验。这种自身性命被控制的随意性（比如，巫术作用于辫子，性命可以被控制在任何一个不知名的人手里）造就了民众的恐慌。与此同时，恐慌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来源而变得更为深化和加剧。于是，寻找这些剪人发辫的巫术肇事者并将其处理就成为了缓解这种恐慌的办法之一。
巫术的制造者或许确有其人，不过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亲近人群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寻找自身社会内部的一些他者来作为替罪羔羊，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事件和恐惧的制造者。那些属于社会群体的边缘人物往往就会成为这样的替罪羔羊，人们愿意去相信和寻找这个作为内部的他者的替罪羔羊，把所有的憎恨和恐惧都投射到他们的身上，把他们视为造成恐慌的来源，虐待他们、伤害他们，使得紧张和恐慌得到缓解。
这种替罪羔羊的特征就在于他们身份和文化上的边缘性及模糊性。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所指出的，“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受到威胁的老百姓强烈地希望能抓到叫魂案件的肇事者，以根除恐惧的根源，于是把视线都集中到了这些社会上的边缘人群。
对比在案件发展之初老百姓和省级官员的态度，可以发现民众的恐慌是多么强烈和缺乏理性，以至于省级官员们冷静和谨慎的案件处理都无法平息这种恐慌和紧张。理性的官员们一方面不相信叫魂案件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事件”所引发的恐慌实际存在，因此他们对案件进行了小心细致的处理。他们先是抓捕了妖党疑犯，然后又巧妙地以证据不足把妖党疑犯释放。这样，原告反而成了作假者而受到惩罚，官员们也以此为由来警告民众“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无法无天的暴行”。这就是理性的官僚在叫魂案件一开始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但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妖术的恐惧。事实上，人们依然对这些“可疑的妖人”实施暴力。
由此可见，由巫术所引发的恐惧和紧张是无法运用理性来驱逐的。为了消除社会群体内部的紧张，民众开始寻找在文化上与自己不一致、在身份上很模糊的边缘人群——乞丐与和尚，并强化想象他们作为异己和他者的特性，把全部的焦虑和仇恨都发泄到他们身上。
寻求“他者”，化解社会威胁与紧张
而对弘历来讲，问题就要更复杂一些。作为皇帝，他所感受到的矛盾是与“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十八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有关，这主要集中在来自民间的谋反和存在于官僚统治阶层的汉化两方面。
同普通的民众一样，弘历所感受到的这种不得不予以正视却又难以应对的威胁和紧张，也需要寻求“他者”来转嫁。然而，来自民间的谋反以及存在于官僚集团的汉化并非是一种可以用明枪明刀痛快解决的矛盾，它们都是潜在而若隐若现的，皇帝一旦试图要处理这些矛盾，自身便会陷入到困境和悖论中：如果明目张胆地宣称民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谋反并进行清剿，那几乎就是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历经多年也没有得到认可，这将是满族统治者最大的耻辱；而要寻找所谓汉化的危险，皇帝自身就是一个汉化的典型。
因此，积压在弘历心中的焦虑和紧张需要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来发泄和疏导。而叫魂案件，正好为弘历同上述矛盾张力作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和环境——一个使弘历可以肆意地排遣焦虑、宣泄紧张而不陷入困境和悖论中的他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叫魂案件成为弘历用来转嫁紧张和矛盾的导火线。如果没有叫魂案件，如果不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误读，或许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把抑郁积压在心里的弘历。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弘历关于谋反的想象由于存在有关发辫的巫术象征、文化心理、政治隐喻之间的误读而被夸大和加深，或者说，弘历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文化之间的误读来找寻他借以发泄内心抑郁和紧张的他者。剪人发辫的叫魂案件之所以被弘历一手导演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群体对于叫魂案件中的关键之物——发辫这个符号的误读。也就是说，对于“汉人”来讲是一种浸润着诸多文化意义的头发，“满人”则把它视作“汉人”臣服的族群性政治标志，两者之间因文化接触而产生矛盾冲突，在这一矛盾冲突过程中，发辫的有无存留变成了具有政治性的事件；而发辫一旦具备政治象征性的特性，就使得原本在民间与头发相联系的纯个体性的巫术行为，成为与谋反相联系的政治性行为；一旦各地零星的几个巫术案件汇集到弘历这里，便被他夸大为一种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谋反活动，并展开严厉的大搜捕。在这个过程中，弘历还乘机借助官员们办案不力以及是否忠诚于自己等缘由对他们进行威压甚至革职等处理，以此来实现在君主官僚体制中专制权力对于常规权力的超越，使得弘历原先对于汉化危机想象所导致的紧张和焦虑有了一次发泄和疏导的机会。
事实上，通过叫魂事件，弘历把若隐若现的关于民间谋反的想象变成一个可以直接针对和操作的事件，并采取一定程度上的武力行动来舒缓紧张。所有这些政治层面的矛盾，经由关于发辫意义的误读，同民间的巫术性个体事件联系在一起，使得原先作为转嫁民间巫术性恐慌和矛盾的替罪羔羊——乞丐与和尚，被弘历视为有图谋和组织的政治谋反者及叛逆者，对他们进行搜捕和关押，以舒缓政治层面矛盾。这些边缘的乞丐与和尚也因此成为了转嫁国家政治层面潜在危机和矛盾的替罪羔羊。此外，借助叫魂事件，弘历也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实现了一次皇权对于官僚体制的超越，其实也是变相地减轻了由于担心统治阶层汉化所引起的“满洲”权威消退的紧张。尽管汉化不可逆转，这种经由事件来实现皇权对官僚体制的超越也是出一时之气，不过整个社会经过这种寻求他者来化解威胁和紧张的一番闹腾，使得原本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都感受到的社会恐慌终于缓解了下来，社会也可以暂时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
总之，外来威胁或者内部紧张通常会寻求替罪羔羊来转嫁。文化的差异又往往有意无意成为寻求这种替罪羔羊的手段和途径，即不同的人群通过文化的差异来寻求“他者”，以便把外来的矛盾或者内在的紧张转嫁给这个文化上的他者，尽管这个“他者”多半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他者”。由此可见，他者在特定的时候是被有意无意地寻找出来，并加以夸大、强化和利用的。这里所说的“无意”指代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它使人们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肇事者——一个他者，而没有意识到这个找到的肇事者很多时候只是用来缓解外来威胁和内部矛盾的替罪羔羊。在一个社会内部，唯有这样一群不同于己身的他者才能被用来当做替罪羔羊以缓解威胁和矛盾，最后来强化己身社会的团结统一，实现社会运作的维系。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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