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刚正之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1日17:25
南方人物周刊
孙大午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河北徐水
实习记者 饶 智
“有些什么手续该办吗？”陷在沙发深处，孙大午自己也有些迷惑。
四年了。2003年的10月底，被羁押近半年的孙大午终于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现在，正是缓刑期满的日子。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不指望赚钱的中学、极便宜的合作医疗事务；
“他深知商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他在事业高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当时的《南方周末》试图以这段概括性文字，来描述这个有着严肃的道德诉求、律己甚严的农民企业家的性格和命运。
由于他不愿靠向银行送礼甚至是行贿获取贷款，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没想到的是律师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孙大午坠入了无妄之灾。他的既获罪又判缓刑，也许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原定“从严从重从速 ”的孙大午案，戏剧性地演变为“从宽从轻再从缓”。他说：我无罪，但我服法。
他个性依旧，相比过去也许少了点激越和悲壮，多了散淡和内敛；除了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慎重了一些，精明强干的企业家性格、求真入世的思想者气质仍然兼而存在。
也许，还隐隐有些失望。
孙志刚的死，换来了不人道的收容遣返制度的崩塌。对解决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难题，“孙大午案”本来被视为具有标杆意义。在他之前，“吉林孙大午”沈太孚因民间融资被枪毙，“湖北孙大午”陈远豪从2000年起就被羁押；与他同时，“四川孙大午”肖安宁被重判收监，“山西孙大午”同样被判三缓四，但企业被廉价拍卖；在他身后，各地仍有断断续续的新“孙大午”们，同样在为融资而揪心奔忙，甚至同样身陷囹圄。历史的演进，看来并非总是笔直向前。
他失去了清白名分，企业几乎被这场飞来横祸冲垮，创业以来从未亏损过，当年却陡然损失近两千万。但他说，他已能做到心态平静。
和狱友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发现，牢房里的犯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冤枉或被重判的。
在监狱里，一个抢劫犯跟他说，他和同伙早就注意到了孙大午的行踪，包括他妻子和两个儿子的，但要动手时又都犹豫了：他给乡亲做了很多善事，他们下不了手。他说，“我感觉到了暖意、快乐和收获。”
作为一个多年关注孙大午的记者，在我看来，他有两点值得记者追踪记录：一个是他作为企业家遭遇到的具有标本意味的融资困境；一个是他作为民间思想者和农业企业家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视角新颖，观点独特，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真知灼见。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本名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评论本书说：“森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广义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
如果说，经济学大师的著作是富于逻辑性、结构完整的饱满的理论推演，在我看来，孙大午的思考，则是一个有着敏感直觉和现实精神的思想者对大师观点的朴素印证——只有自由增加，才能带来经济发展。
在那些怀疑自由效能的人看来，这些，也许是罔顾中国复杂现实的“新自由主义”论调。也许，我们应该对阿马蒂亚 ·森其人多一点了解——正由于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关怀，他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如下这段概括他学术贡献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引用：
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人物周刊：毛泽东的名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而你认为 “三农”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松绑放权，是你标新立异吗？我看到过文章，经济学家张曙光也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官员，约束官员的反市场行为。”
孙大午：我的看法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以前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赶和尚”，现在我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2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村发展受制约太多，形象的说法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了；技监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了；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了……同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机构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还只是账面费用，实际交易成本远高于此。
作为我们保定养鸡协会的会长，我说某批鸡运到某县不用检疫，我有北京和省里的专家做技术服务，但畜牧局的初中生用肉眼一看就说不行，最后还得他说了算。专家和高科技不顶用，他的服装肩章顶用。
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总总的部门法规，都不同程度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就是农业”的格局。
其实，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1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都在于放开搞活。但，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格局。
因此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乡村创业促进法”，即用“促进法”这一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物周刊：你何以对这些部门法有如此强烈的批评？
孙大午：很多部门法规跟我们国家的大法——《宪法》不相吻合，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他考虑的是全局利益，而这些部门考虑的是部门利益、部门管制。
比如说杀猪，从中国历史上看，哪有养猪不能杀猪的呢？而我们就搞了个《生猪屠宰条例》，他让谁杀谁才能杀。理由也很好：为了防止注水肉。为了防止猪肉质量不好，就要把它管制起来，以此类推，是不是也该有个《生鸡屠宰条例》、《生鸭屠宰条例》，牛屠宰是不是也该有条例呢？再以此推论下去，岂不全都要垄断起来？
这些管理部门，以管理管制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如何让农民搞活。这些部门铁律又贴上了一个正义的、所谓为老百姓着想的标签，有很大的隐蔽性、欺骗性。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部门法从立法初衷上都是错的、没有合理性？有管理的情况下，农村假酒案、大头婴儿奶粉事件尚且层出不穷，完全放权会不会更乱？
孙大午：不是说这些法律全不好。只是太超前，跟西方接轨太早，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农村目前还大多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应该先发展，后规范，等发展起来了，这些部门法也许还用得上。
人物周刊：很多管制，表面上是强调管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是人为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造成“权力寻租” 。
孙大午：是这样，你要过我这个河就要搭我这个船，就要拿钱买路。
人物周刊：你以“松绑放权”作为复杂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会不会太乐观？作为企业家，你的想法能代表普通农民吗？
孙大午：中央调查组到基层访问时，一般农民只会说：电费高，税费重，种粮不赚钱，村霸如何厉害。那么上面会认为：这还是干部作风问题，是吏治腐败问题。其实农村的落后，农业的低水平，农民的贫困，原因都在于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就是想干也很难干得成。
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越保护越不值钱
孙大午在创业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了不少现行政策、法律的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之处。
资金、土地、劳动力是企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孙大午的企业，除了劳动力外，资金和土地都缺。他的无妄之灾得自融资困难，土地则是困扰广大农业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
传统观念认为，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缺，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因此要节约用地，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物以稀为贵，紧缺的资源才宝贵，从这个角度推论，既然耕地紧缺，租种耕地的收益就该很高，农民应该抢着承包才对。
但农村的现实恰恰相反。
大量农村形成空心村，土地大量闲置，没有人耕种，青壮年农民一般都离乡进城，剩下来种地的是“386199” 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地方的废弃地或荒地反而比耕地价格高。以大午集团为例，长期租用的耕地只用付给农民每亩400元(农民还会很高兴，自己辛苦耕种一年，最后纯收入也许一亩地还达不到400元)，而租用废地反而要每亩1 500到2000元。
这是一个荒谬的现实：国家现在还大力补贴粮食生产，但受保护的耕地不值钱，废弃地反而值钱。这是不是反常？
人物周刊：为什么耕地越保护反而越不值钱？
孙大午：保护大熊猫是因为它稀少，因为珍贵。如果保护的东西越保护越不值钱，保护的意义何在？关键的问题是种粮食不挣钱，耕地不值钱。
人物周刊：种田不赚钱，但还是要控制住耕地，你怎么看待这种严控耕地面积、保护粮食生产的做法？
孙大午：其实，古往今来都没有缺过粮食。说李自成造反，农民没有粮食吃，那不是农民不种地，是农民种不了地，没法种地，要么兵荒马乱无人敢种地，只好荒着，要不就是种地收成还不够交税，这都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地少了，粮食少了。现在全国人口13亿多不缺粮食，1950年代末才6亿多人口，三年灾害期间也饿死那么多人。因此不是人多地少的问题。
其次就是粮食流通不畅，限制流通。现在，东北的粮食运不出来，老是烂在库里。怎么会缺粮食？
再者，世界上的粮食堆积如山，都为出口发愁。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那么澳大利亚、加拿大也不卖给我们吗？非洲也不卖吗？全世界都不卖吗？要是那样咱们是个什么国家？
人物周刊：你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粮食供应，你对市场真有这么大信心？
孙大午：市场经济下有什么是买不到的？除了买原子弹有人干涉外，坦克大炮、飞机军舰导弹都能买。粮食这么不值钱的东西，怎么会买不到？按说咱们买谁的粮食咱就是老大，他得给咱送礼，现在买哪样东西不是这样呢？
人物周刊：如这一观点被接受，所谓守住18亿耕地红线的政策就没必要了。
孙大午：国家说人地矛盾非常紧张，浙江人均才四分地，怎么那么富？日本资源那么缺乏，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发达？朝鲜半岛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北韩面积差不多，环境气候条件也比较接近，南韩4000多万人口，是北韩的两倍，可北韩没饭吃，南韩丰衣足食，粮食多得找不到出口国。只要是民主体制下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地区，哪有缺粮的？
对于所谓“粮食安全”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害多于利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研究过全世界范围内从1974年到1997年的粮食产量问题。
他注意到：不仅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并没有发生真的下降(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而且人均粮食产量最大的增长是发生在第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的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一次普遍性经济危机的反映(实际上是一次包含了重大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因素的危机)，而并不特别是一次“粮食危机”。
他的结论是：“当前世界粮食生产并不存在任何显著危机，当然，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确实是随时间而变的(在某些气候不好的年份产量甚至会下降，在一两年内为那些危言耸听者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但是粮食产量上升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引自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页)
去年冬，澳门大学两位教授访问大午集团，带来了一个消息：在美国纽约市郊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地，大约有600个农场正向全世界发售，1000亩地20万美金，合一亩耕地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他们建议孙大午成立一个农业跨国公司，到纽约去购买农场经营。
这件事后来没谈成，但给了孙大午很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人家向世界招商，等着盼着外国人帮他搞农业生产，中国还在把粮食立足本国，把土地的使用权冻结，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不能进行交易流转，这其实有悖于世界潮流。立足于本国农业的农业大国思维应该成为历史，得赶紧转向以工商业立国，工商业才是现代国家的根本。”
他们就是那种大老爷情结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干部李昌平以一封致朱镕基的万言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从此，久被遮蔽的“三农问题”进入学界中人的视野，并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科界的显学之一。
中国农村问题该怎么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的演变路径吗？围绕“该不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农民的人身流动权”、“土地该不该私有化(明晰产权)、进而可以自由流转”、“该不该开放市场、充分参与国际竞争”等问题，学者间大致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
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扩大，‘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题。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流动，这当然意味着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基本权利被剥夺。无论是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农村教育和文化的日益衰落、基层政权的腐败、农民工讨不着工资和受歧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农民犯罪率上升等等，都是这一实质的反映。
而另一派学者从“保持稳定”和质疑“市场化”的角度，批评以上学者的意见。
“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学者温铁军写道。
他认为：“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化地去信那些万金油或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主流意见认为，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任务艰巨。但孙大午不服气，他认为只要国家给农民一个政策，就像1978年一样，中国农村一定会迎来第二次腾飞。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数十年创业于农村的孙大午，亲历了中国农村艰难变革的全部过程。几十年来和政府各个主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让他伤透脑筋——从1985年开始办企业，工商局就卡猪，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卡粮食。2002年扣了他一车粮食，一车罚款3000元。那么怎样才不扣呢？你得给粮食部门交合法的单据费，最高一年他交了 60万元。这就是粮食的改革。他不理解，粮食都烂在家里了，为什么不让流通？
他认为核心还在于政府松开管制，放开市场，还农民以自主权。
人物周刊：为什么有些学者害怕市场化、害怕产权明晰，害怕土地流转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还美其名曰“保护农民利益”？
孙大午： “保护”是什么意思？保护就是管制，保护农民恰恰是对农民的不尊重。城市早就出现大资本家了，为何你们独独反对在农村出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是必然的，有些人想方设法抵制资本，不愿资本下乡，还希望保持小农经济，这是反市场、反进步、反历史潮流的。
说名不好听的，他们就是那种大老爷情结。“我们现在是新社会了”，他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他是青天大老爷，有能力给你做主，他见识了世界大多数地方的贫穷，我们不能解放世界，就解放你，我管着你让你有饭吃，就是这个想法。不能说他坏，但真是误国误民。他们目前还可以影响执政者，还会造成一时的思想混乱。
人物周刊：某些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稳定当头，认为农民一“动”就不好管理，就会“乱”，用限制流动性来保持社会稳定。
孙大午：政治放开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但经济放开绝不会有问题。物有其主贫富不争，经济自由不会乱，改革开放初期假冒伪劣泛滥，但出了什么事呢？农民在历史上作乱，是由于温饱问题没解决，现在农民不是没吃的，而是有饭吃但没钱花，中国农村这么广阔的市场，消费却起不来。
亿万个家庭就是亿万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应该相信他们，出了问题有法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着。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学者的意见完全没道理吗？比如说在长期的政府管制之后，突然就放开了，把大群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推向市场，这种突然的自由，会不会带来很残酷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资本兼并，造成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
孙大午：1978年土地大承包时，上层也有你这种担心，土地承包给农民会怎么办？走资本主义不是穷的穷、富的富吗？会种地的产量增多，不会种地的地不就荒了吗？你家有2个壮劳力，就可以把柴油机拉到地里去，孤儿寡母家谁去帮她弄，地怎么浇？所以1950年代才改集体化，所谓互帮互助，集体经济不能放松。结果一承包，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哪家地不会种，孤儿寡母家的地也没少打粮食。
这些人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浪漫想法，他认为土地私有了，农民会一时糊涂或者上当受骗把土地卖了，以后就没饭吃，就会引起社会混乱。他不仅替农民着想，还替农民的儿子、孙子着想，认为农民的子子孙孙都要种地。但他就没想过，每个人做决策都是理性的，农民说不定比你还聪明了，他该打工就打工，该去讨饭就讨饭，为什么怕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知名企业家黄明评价孙大午说：我们吃到了苍蝇就咽下去，只有你公开拒绝吃下去。
孙大午说：我就想做个愚公，既然不能选择历史，那我就服从历史的选择——黄河已经到了入海口，历史已经过了激流险滩，即将进入世界的大潮流。
今天看来，倡言公平、立志为弱势农民群体代言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午出了头，成了大牛”、不愿低眉做顺民的爽朗个性，郁结于心不吐不快的对现实的犀利观察，以及和地方权力部门的长期拉扯，最终汇成了四年前的那场不白之冤。
一直关注孙大午的杜润生老人这样安慰出事后的他：别以为你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大声说出来，原来的体制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运转惯性，要学会等待。
是的，等待，学会等待。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司马英华著《风雨孙大午》一书，特此感谢)
喜欢谈政治的企业家。——茅于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