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刘保昌
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来源在于传统，西学的影响作用是外设的存在，而非根源所在;现代文学是传统文学、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是一脉历久弥新奔流不息的潜流。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身份”的求证冲动，虽然实际研究成果距离学者的设计尚有不小的差距。事实上，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之日始，就开始了对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持续关注。解答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研究界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研究成果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90年代后研究凸显
“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特征
第一个研究阶段是20世纪20—50年代，主要着眼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近代文学的继承关系，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第二个阶段以60—7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史”模式为主体，将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内容置于批判的地位。第三个阶段是80—90年代，存在着多种述史模式，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外力”作用下生成的，同时也承认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关联，如杨义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第四个阶段是9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渐冲破“冲击—反应”模式，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特征，如张新颖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等。
研究成果亦可分为四类：一是有关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论著、论文，如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方锡德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范伯群等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等;二是论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如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杨义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罗成琰的《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等;三是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前提条件下，寻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诗学的关系，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四是在哲学、思想层面论证传统文化、西方哲学时涉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联的论著，如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等。
传统文化对文学发展
是一种双重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的“最初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具体地说，“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十九世纪开始进入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作为现代化构成主要内容之一的现代文化、文学的发生，也是这种“冲击—反应”的产物，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文学内在的变革动力，特别是传统文化中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紧张对峙状态的资源在这场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龙泉明在论证中国诗学的现代性转换时说：“现代诗学是作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如果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学)的全面抨击，西方现代诗学的输入是难以设想的;同时，如果没有大量的先进的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参照与后盾，那么对传统诗学的反省与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从历史动因看，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反思传统，回应西方;沟通古今，融汇中外，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力”。对“传统”的“反叛”与“反思”，其实就是一种学术、文化史意义上的“再解读”，就是以现代眼光对过往的“价值重估”;而“沟通古今，融汇中外”不仅是一种诗学建构的理想模型，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中西诗学在“方向的择取”与“观念的冲突”下曲折前行的本真情态。
不管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不管是继承传统还是反抗传统，现代文学都与传统文化关联紧密。如果考虑到传统文化自身内涵的丰富性与对抗性，那么，所谓的继承与对抗、消极与积极、正面与负面、模仿与抛弃等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在“观念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命名)之外的本真历史(历史真实)从来都是复杂的、暧昧的，文学史并非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前行与返退等等二元对立的线性斗争史，就如孔范今所言，“据此考察中外历史的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无不表现为一种多维介入的复式结构，甚至是逆向式构成的结构状态，这在历史的剧变和转型期将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逆向式构成”往往是通过对过往“失落的东西作当代的强调”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历史中“失落的东西”往往是那些为主流意识形态有意遗忘、为权力结构有意屏蔽的部分，它们潜隐于岁月的黑暗隧道，运行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在冰封的河面之下汹涌澎湃，它们是不熄的地火，是重重雾霾后面的灯塔，期待着“被当代强调”的喷射与辉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貌似无情的历史其实最为多情，它从来就没有“失落”过任何东西。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关联，当可作如是观。
现代文学是传统文学、文化的
“创造性转换”
就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选题而言，还可以从现代文学流派、现代文学创作、现代作家主体人格构建等多层面的视角，分别对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借此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联，再现文学史发展的某种真实状况。在适当借鉴阐释学、叙事学、文体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某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现代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对某些具有较重大影响的作家进行跨越文体的对比性阅读，相信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观照。这一点，对于重写文学史意义重大。它可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来源在于传统，西学的影响作用是外设的存在，而非根源所在;现代文学是传统文学、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国现代文学是一棵生长在本土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之上的大树;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是一脉历久弥新、奔流不息的潜流。
回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漫长历程，我认为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再现了现代文学原生性资源的丰富性;二是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动力的复杂性;三是绝少抽象的理论归纳而富于紧贴文学创作文本的生动性。正是在这种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面前，自近代以来在探讨中外文化关系时颇富代表性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学说，就显示出理论“设计”的玄虚性和空洞性，甚至在晚近20年流行甚广的“综合创新论”，也显得过于“抽象化”和“理想化”。真正为我们保留历史原生形态面貌的学科，与其说是“效果史意义”(伽达默尔语)的“历史”，逻辑抽象的“哲学”，不如说是注重情感审美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对象的历史性、生动性和复杂性，才具体形象地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多姿多彩。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9 15:5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