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界下的民族学研究
□徐黎丽
二战时期，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在美国集中营的11万日本人为研究对象，辅以各种可以收集到的日本历史、社会、家庭资料，写就《菊与刀》一书，为美国制定对日作战政策和战后治理对策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中国民族学在以上方面的缺失需要我们下工夫改革与完善。
边疆与安全历来相关，民族即边疆、民族即边安构成中国边疆安全的显著特点。
一城、一路、一走廊：
西北边疆与安全息息相关
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许多现存的地名都与安全相关。如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圣地，边区许多地名，如甘肃的正宁、镇原、宁县、会宁等，宁夏的中宁、中卫等，陕北的靖边、安边、定边、安塞、延安等，多取边疆安宁、守卫边疆之意。与地名相对应的古迹如长城、烽火台，历史记载的和亲、互市、战乱、谈判等则与北方兴起的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息息相关。而陕甘宁边区正好位于中国古代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分水岭的长城沿线。
除长城外，还有一条路和一个走廊与中国古代西部边疆相关，它们就是包含河西走廊在内的丝绸之路和连接中国西部南北交通、商贸和民族的藏彝走廊。这一城、一路、一走廊与中国古代陆疆发展变迁密切相关。在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变迁中，民族之间日益融合，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最终在清朝奠定。如今这一城、一路、一走廊经过历史的洗礼成为多民族杂居地区，最终形成中国汉族聚居东中部、多民族杂居区次之、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边疆的居住格局。
面对边安的现实挑战
中国民族学困境重重
民族学研究与边疆安全研究无法分开。中国民族学自1920年代逐渐兴起后，无论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田野调查方法的逐步完善、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提供借鉴等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民族学在理论、方法、视角和实践上仍然存在着值得完善的地方，并且在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现实挑战中困境重重。
在理论建构上，我们不仅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运用，而且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更要与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相关联。这些特点有：民族关系与相邻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相互交织，与民族历史记忆、民族认同息息相关，与社会转型时期民族矛盾与阶层矛盾相互缠绕，与境内外分裂、恐怖及反华势力的恶意利用难以隔绝。在方法上，田野调查方法已深入学科内部，但各种具体的田野调查方法相互结合不够。西方民族学因殖民统治需要而兴起，以“野蛮落后”的殖民地民族为研究对象，因而只能用田野调查方法。与此相比，中国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积累的各种文献资料使我们在方法上应有别于西方。在视角上，中国民族学长期以来以少数民族为重点研究对象而忽视占中国人口92%的汉族人口的研究，体现出视角上的不完整性。在实践上，近年来中国边疆危机频发，中国民族学研究缺乏强有力的解释力与建构性。
二战时期，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在美国集中营的11万日本人为研究对象，辅以各种可以收集到的日本历史、社会、家庭资料，写就《菊与刀》一书，为美国制定对日作战政策和战后治理对策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中国民族学在以上方面的缺失需要我们下功夫改革与完善。
积极应对边安问题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
边疆安全是边疆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但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成分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复杂性，跨国民族国—族关系的重叠性，资源开发的不平衡性，边疆危机事件的频发性，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代际转换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我国边疆地区不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复合性。这就要求中国民族学者要以紧迫的使命感，随时代发展变化而作出有益的探索。
具体来说，在理论层面，中国民族学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边疆安全，在借鉴以往边疆学、边政学、边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边疆安全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尤其要注重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的区别，从中国民族基层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及内容出发，探索结构与内容的关联性，同时比较不同民族在同一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在实践层面，要从边疆安全治理的角度出发，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探索边疆民族和谐发展的模式。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来源于中国历史上“东胡、北狄、西戎、南蛮”的不断演变与渐进，更来源于长城内外、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民族走廊”的融合与同化。60多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促进了边疆民族聚居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事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的发展。
多民族杂居社区：
边疆安全的新模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条件下，边疆多民族杂居格局开始从大中城市向乡镇逐步推进，更为我们探索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融合的边疆多民族杂居的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多民族杂居的和谐社区将是未来边疆安全实践的新模式之一，也将是探索边疆长治久安的路径之一。因为多民族杂居社区是基于业缘、地缘而非血缘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多元文化、公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是其存在的社会、心理及情感基础。这样的和谐社区将为中国边疆构筑一道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安全带。可以说，这也是非传统安全视界对民族学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5-18 14: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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