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取的是……事物的立场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10-6-20 2:52:27
应该承认，首先是《采取事物的立场》（徐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这个书名吸引了我，之前我没有读过弗朗西斯·蓬热( Francis Ponge，1889-1988)这位法国诗人的任何作品。查阅了几本书，发现Le parti pris des choses这个书名在过去曾被译为“对事物的定见”或“对事物的成见”，当然不管怎么说，我更喜欢现在这个译名。且不论与原意的契合程度，它先使我想起过去我们习惯所说的“采取……的立场”这个句式，继而被“事物的立场”所打动——究竟什么才是“事物的立场”，这首先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据说蓬热的这组散文诗在1942年发表后在法国及世界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是据法国学者的说法，它只是使作者走出了默默无闻的状况（J.贝尔沙尼、M. 奥特兰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第220页，孙垣、肖曼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差不多在十年之后他还说，他是属于在其时代中不得不推迟出现的人，甚至为了生存，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用于写作。是他的朋友们，如萨特、布朗肖、加缪等给予他鼓励和支持。
我们先来读一读他是如何“采取事物的立场”的。《橙子》：“当橙皮独自仰仗着弹性软绵绵地恢复形体的时候，琥珀色的汁液已经溅出，当然伴随着清凉和甜香……却也常常夹带着橙核过早排出的苦涩意识。……我们默认橙皮应得的赞赏……它把柔软、易碎的粉色卵形球体包裹在湿润、厚实的‘吸墨纸’中；表皮细薄而色彩浓烈，味道酸涩，凹凸不平，恰好可以在果实完美的形体上体面地留住光泽。”（第35-36页）《蜗牛》：“任何前进的方式都比不上它优美：那么从容自信，又那么谨慎小心，以那么完美的滑行光临大地该付出多大的努力！恰如一艘长舰，拖曳着银色的航线。这样的行进堪称尊贵，尤其是再次联想到蜗牛那易受伤害的身，那含情脉脉的眼。”（第46页）该书译者认为，蓬热的诗歌意境首先建立在对物的选择之上。反叛的目光剥离了事物表面成见的烙印，事物在运动和开放的结构中恢复其纯洁的面目（见中译本序）。从“剥离了事物表面成见的烙印”这句话中，我想或许原来的译名也是有道理的。蓬热自己对这组作品的解释是：“仅仅由于想阐述它们的概念的全部内容，我通过事物，让自己摆脱了古老的人道主义，摆脱了当前的人，并且走到了人的前面。我给人增加了我所命名的新的品质。这就是《对事物的定见》。”（上引《法国现代文学史》，第221页）而萨特则说：“大家看到，蓬热想怎样利用词的语义深度：赞成事物，反对人；容忍事物的存在（反对将世界约减为表现的唯心主义）；由此形成一种美学见解。”（同上，第220页）萨特的评论使我们从“赞成”和“反对”的视点切近蓬热对事物的真实态度，这里就悄悄地带出了“立场”的问题；而“立场”则把我们引向了作为政治活动者的蓬热：他在青少年时代即已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后来曾加入过社会党和共产党，曾作为法国总工会的负责人领导过工人罢工运动；在大战中他积极投身反抗运动，发表进步文章。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经历在他的散文诗歌中可能是一种潜藏的因素，使他能够真诚地面对事物的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所采取的事物的立场。
在我看来，《采取事物的立场》以自由体散文诗的形式探测着事物的深度和厚度，探测事物在天地中的真实形象和真实意义；而那些被他选择的事物并非出自有意的、必然的目光，而是出自偶然的目光所及。早在1928年，蓬热就说过：“以一种完全随意的方式，轮换地描绘最具特色，最不对称，以偶然闻名的事物（并且不只是形状，而是所有的特征，颜色、气味的特点），比如说一枝丁香，Grau-du-roi渔港码头尽头岩石下大自然鱼缸里的一只虾，我浴室里的一块海绵抹布，插着钥匙的一个锁眼。可能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嗤之以鼻或者叫我进疯人院，我却从中找到所有的乐趣。”（第103-104页）他的乐趣中的很大部分来自于他对自然的观察极为敏锐，以及来自于对祖国语言与西方其他语言的差异性的敏感研究。正因如此，采取事物的立场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差异性的问题的立场。
著名南非小说家J． M． 库切的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下简称《国度》）涉及文学的阅读与批评、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学作品的客观评价等问题，而他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是如何传承以及有着新的发展的。他对于经典作品与批评的关系讲得很深刻：“人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批评的功能是由经典来界定的：批评必须担当起考量、质疑经典的责任。因此，没有必要担心经典是否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种种解构行为；恰恰相反，批评不仅不是经典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最具质疑精神的批评恰恰是经典用以界定自身、从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东西。这个意义上的批评也许是狡猾的历史得以延续的手段之一。”（《国度》，第21页）库切的文学批评观正是无数那些为使批评成为经典作品的守护者的文学批评家所认同的，即批评使经典的生命力获得延续和拓展。
文学批评的困惑常常来自于文本之中，批评家的慧眼首先就在于他从文本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人物与事件，这种发现的真实性和意义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例如，库切对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的评论抓住了左派和右派对立的核心问题，认为“屠格涅夫顶住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压力。首先，他没有屈服于来自左派的压力，没有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正面的、革命的、有效的（不像《罗亭》中的罗亭）、俄国的（不像《前夜》中的英沙罗夫）主人公形象；其次，他后来也没有屈服于来自右派的压力，没有把小说解释成是对激进青年的攻击，因而没有背叛自己的作品。屠格涅夫超越政治、只响应自己内在艺术良心召唤的艺术家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同上，第307页）。但同时，屠格涅夫又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虽然库切还不能与伯林论俄国文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相比，但是他的评论中包含的思想性具有个人的独特角度。
库切的文学评论因此而具有对政治的介入性与超越性态度，同时他对于自己对作品的反应的真实性十分看重：“对于我个人在1955年对巴赫作品的反应，我曾扪心自问，我的反应是否真的是对那部作品中某种内在艺术品质的反应，抑或我的反应只不过是象征性地选择了欧洲高雅文化，以使自己从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第19页）
这种内心的反思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真实性和深刻性的认同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