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作为社会中的人，都受到自身所处文化的制约与限制，这对于社会工作者尤为明显，因为他们不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且还直面当代的社会思潮与本国实际。由此，历史和现实不仅给了他们以良知与责任感，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们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究方法，当前的民族志形式和内容的实验，不应该看做是一种奇思妙想，而是应该被看做是存在于民族志读者中的普遍规律，存在于民族志作家当中的自觉心境借此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以来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大致脉络，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类学的实验时代。下面我们就以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学科为代表，以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版）为文本，对其重要的理论观点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学科立意和研究方法
阅读和分析经典著作，是一项值得推崇的人类学演戏，能锻炼我们的分析技巧和获得新的洞察力。本书的主要目的的就是寻求“东方学”和传统人类学的新出路。“作者通过对文本风格和学派的评述，论述了他们眼中可替代旧民族志的新民族志的描写和理论方法。”（P3）目前存在的替代民族志描写，主要包括两类，即：尊重被研究者对人的看法与情感研究，以及把人类学者置身于世界权利格局中，兼及社区与大社会体系的描写。两种文本类型都已初步的体现了人类学者都对其所处社会与文化的反思。作者主张人类学应在保留对异域文化的探求基础上，回归本土文化的评论。他们从法兰克福学派和强调讽刺性悲剧的史学中汲取批评的精神，也从芝加哥“纪实学派”中汲取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精神。把这两种精神与人类学风格结合之后，他们发现社会人文科学表述的未来出路之一，在于用跨文化的描写使本文化转变为可以被质疑的知识和社会体系，并通过这种“转熟为生”（P4）的方法来对一般的社会理念提出反思。这种反思甚至涉及到西方的经济和法的理念，因而是强有力的。
作者还从认识论和文本学的角度，重新提出向来困扰人类学者的文化相对性和普同性的问题，在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强调全球化后果的重要性，清醒地看到社会人文科学者的本土社会角色，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新的尝试。“他们还主张，人类学者应认识到自身可能带有的社会和文化的偏见，并自觉地与这种偏见保持距离，采用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偏见。”（P5）这就是他们文化批评与人类学实践的态度。这是值得社会人文科学价值观反思的一个观点。还有值得我们重视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把传统上十分注重“地方性描写”的社会人类学与较大的，甚至全球的场景结合在一起。（P5）这样不容易在研究的时候产生方法论上的缺失和意识形态上的扭曲。
然而，作为一部实验性作品，也有自身的缺点。，比如说到的“异文化”研究，只是简单地参照西方部落社会；强调“文化整体”但是又未全面地提供充分的解释。但是《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不失为一本研究民族志的好的参考文本。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奈德说：“这是一本出色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书……它不仅是一本人类学的书。还是一本全面体现了当代学术气氛的作品……”在梳理现时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发展做出了一种努力，启发我们对他族人民潜能的认识；使我们摆脱对其他文化可能性的偏见；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仅仅只是众多人类群体或文化中的一种类型或模式。人类学不等于盲目搜集奇风异俗，而是文化的自我反省，为了培养“文化的富饶性”。（P11）
二、实验时代的人类学
一个被英美人类学家奉为民族志方法创始人的人类学家就是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第一本主要的著作《西太平洋上船民》（1922）的开篇中，他对民族志方法进行论说，预言这种方法将在英美大学人类学系里成为职业化实践。弗雷泽为这本书写了赞许性的前言，称赞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将民族志提升为追求19世纪人类学所树立的目标的高级方法。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书现在常被当作改造人类学学科实质的依据和标志来阅读。民族志描写的是数十年前被研究的某个人类群体，它们把人文类型锁定在经典著作当中。就是这种保守而非历史的形象，而不是对现状和变迁的记述，界定了人类学内部话语的结构，塑造了人类学争论的认识支点。人类学的非历史传统不断地受到攻击。
解释人类学将文化当成意义系统来研究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解释人类学的兴起代表人类学者的注意力从建构文化整体理论转移到反思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工作和写作过程本身上。人们越来越发现，宏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人类学进入到实验时代。实验时代的民族志写作产生于修正的解释人类学对民族志研究过程的影响。
实验的时代具有折中，脱离权威范式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特点，它提倡展示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采用开放的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P11）社会活动和文本一样，其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在之前的民族志中，作者是隐性的存在于作品中，有也是给他一点无足轻重的发言机会。但是现在的民族志实验文本则是给予作者相当重要的角色，出现在陈述中，给自己的思考做出解释。“作者的暴露已成为当前实验的深刻标志。”（P68）当代实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这个问题有着更牢固把握的基础上，指出所有这些理解形式的文化变异性，指出它们不是全人类演化序列的一部分。进一步地说，当代实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到到另一文化。
实验民族志气氛的本质在于，它允许读者和作者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见解，发现新的观念，新的修辞韵味，新的认识洞察力和新的分析眼光。围绕自觉的实验文本进行讨论，而不是为了实验而实验，而是为了是民族志更新成为新的理论发展工具。
实验民族志对来自于文化本土话语和评论的人论特别感兴趣。这些人论包括本土化对人类发展和生命周期、思维本质、性别差异以及适当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反映。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同文化的视野内部来加以体察的。
该书把实验文本分成三组：
第一，心理动力民族志。心理动力文本中的当代实验，不是以证实陈旧的心理学理论为企图，而是以化瘀的展示为标志的。他们展示的是，经验、情感和自我、梦境、回忆、联想、隐喻、曲解及移置方面、转移和强迫行为的重复性自我反省。所有这些揭示了，现实的行为和观念意义如何反映、对照公共文化的形式并为其所掩盖。这些心理动力文本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当代实验都更为强有力地论证了，民族志如何能够围绕着个人的概念和本土话语对情感的解说来进行改造从而为揭示所有社会的文化经验提供最透彻的洞见。（P83）
第二，现实主义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倾向于依据大众常识世界（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被研究的异文化）来推导其基本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民族志传递的是一种远距离的文化经验意识，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可能具有内省精神和自我批评的意识。现实主义民族志的五种表现形式，生活史、生命周期、仪式、美学文体、戏剧性事件。
第三，现代主义民族志。是结合民族志研究情境中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透视点而发展起来的。（P101）现实主义民族志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处理文本形式传递信息，所关心的问题基本是如何通过研究过程中的本身的解说，获得对异文化的认识。
三、人类学的文化批评
在二三十年代，几乎并不存在自觉地批评使命所没有波及的领域，更不用说人类学了。正是在此一时期，民族志实践被确立为人类学的核心性职业活动。“作者主张人类学应该保留对异域文化的探求基础上，回归到本土文化的评论。”（P4）正是在此一时期，民族志实践被确立为人类学的核心性职业活动。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民族志方法的提出期，正是人类学者宣称将把自己的研究与自身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诺言的提出期。尤其是佛兰兹•博厄斯的学生们来说，田野工作的批评功能变得重要起来，尽管他们的民族志并不植根于美国主流社会之中，而最主要的是植根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以及个别海外的异域社会之中。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使用她所发现的儿童教养模式、性别角色以及萨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社会中的情感，去批评美国的模式，并呼吁美国人进行自我修正。正是米德，提出了以第一手田野工作经验发现异文化视野的并置战略，她用这种并置法去分解美国人的感受，对美国人自己的风俗习惯是“自然”、不可改变、永远不变的流行观点加以批评。（P179）因此，在美国知识生活里，文化批评的集中发展时期，也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开创时代，人类学的民族志同样反映了批评精神。
人类学家应进行强有力的和独特的文化批评实践，把美国的纪实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视野和活力，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并置手法的幽默和勇敢的特性结合起来。（P180）借助其它文化的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人类学发展出民族志范式，对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进行潜隐的，不屈不饶的批评。简而言之，民族志已经提供了三种广泛的批评。“他们”原始人保持了自然的尊重，而我们已经丧失了人类生态的乐园；他们维持着亲密而令人满足的社区生活，而我们丧失了社区生活的经验；他们保留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意义，而我们已失去了心灵的视野。超离当时的背景来看待这些民族志文本，我们可以说这些是粗糙的批评。但是，它们却是二三十年代民族志方法发展的核心批评思想的潜隐层面。（P181） 实验的自觉最终将渗透到民族志的实践活动中，促使人类学者对文化批评的形式提出更多更好的新设计，比之前的模式更具系统性。
批评的有效性既依赖于表述的形式，又依赖于所表述的内容本身，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人类学文化批评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仅能够从异文化研究中提炼出具有思想的个案，而且能够赋予国内状况以充满意味的民族志理解。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是认识论的批评法和与泛文化的并置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变熟为生”的基本批评策略的变异形式。（P191）
作为民族志作者，我们的关怀是人类的差异性和不同的族群。我们对模糊性、讽刺、茅盾以及在其中价值关观获得实现的机会的多样性社会情境和日常生活表达深有敏感性。因此，价值观的提倡和维护并不是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相反，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正在于对不同价值观赖以获得表达和贯彻的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经验性的探究。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表达的媒介及其美学、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以及民族学作者在田野工作和写作中碰到的新问题上。在实验性的转换和批评的可能性里，我们把民族志理解为经验研究和写作的一种训练工具，它探究艺术和哲学关注的问题，但它的角度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P228-229)
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理论思考
中国本土的社会人类学，一直没有像非洲学、西太平洋学、印度学那样，获得一般人类学界的共同关注。从事其他区域研究的人类学者把汉学人类学看成是一门深刻的学问，但是他们不承认其研究的社会科学性，也不期待从中提取有益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概念。如果说，西方学者的人类学研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没有深入到国内来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对本土所进行的研究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理论成果呢？答案显然不是这么想当然的。我们自身也有一些要克服的因素。“不可否认，‘异文化’研究(如西方研究东方)，的确曾长期受到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文化偏见的影响。然而，我们却不应忘记，‘异文化’研究的这种缺点，并不意味着专注于研究本土社会的社会科学不存在自己的弊端。局限于本土的研究者，可能会被司空见惯的文化模式迷惑，从而产生文化上的排他主义和知识上的自我封闭心态。在我看来，由民族中心主义和自我封闭主义导致的文化隔阂和认识危机，仍是目前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需要克服的重大问题。”这种自我封闭的表现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引言）。
中国人类学从传统的汉学中借鉴了很多东西，但在不自觉中也继承了传统汉学原有的保守特性,这种保守特性的基本特质是对描述的偏重以及对理论的排斥。汉学人类学至今没有提出一般社会人类学通用的概念就与此有密切的关系。本土学者在进行本土研究的时候，很容易限于一般常识之中而看不出新意，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出不来”，这就是说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偏见中逃脱出‘客观的判断’。中国学者一方面对海外汉学社会学存在着过重的依赖，只是讲人家的理论一味的搬到中国，而没有很好的理解西方社会（当然，这与时间仓促有关）；另一方面，中西文化毕竟各有自身的特点，要认清自己的特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入探究本土观念的社会科学解释力。所以，“本土人类学”的要务在于使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而形成这种距离的可行途径是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加了解。
研究本土文化是还可以称赞为文化的延续，借用王铭铭的一句话“用古老的民间智慧，冲淡知识理性和文化霸权，采用较为‘忘我’的态度去体验社会及其变迁。”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本书的中心思想不是要抛弃迄今为止的人类学，而是提出具有批判精神的人类学家要敏感地意识到文本化固有的不确定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异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你如何对待他人，实际上也是反映他人如何对待自己的一个观念。人类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由学科性质决定的内在张力，但正是这种内在矛盾的演化成为促使人类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学科更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费彻尔和马尔库斯，王铭铭、蓝达居、译：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版
[2]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杨喻尹:云南大学09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