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作者：费振钟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在他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的小镇上去世。安葬前，按照乡村的风俗和本家亲戚们的意见，举行一场法事。这属于人之常情，只要不当真就行了。领头前来为我父亲念经做忏的是两个本乡小庙的和尚，一般乡村里的丧事，都请他们。我已离家二十多年，对于这些新近兴起的乡村事务不甚了了，人物也是陌生的。但我还是在穿戴齐整的和尚中发现了一个熟面孔。这个六十出头的和尚，胖胖的，穿了一件灰色僧装，脚下也是那种前头有点翘后面有搭袢的僧鞋，与我小时候在庙上见过的和尚相似。然而他不是和尚，他怎么可能做和尚呢?他分明是我一个蒋姓同学的父亲，小镇上著名的“犁木匠”。那时我读小学，放学后经常到这位同学家里玩。他家靠河边，青砖瓦房，高门楼，砖阶很陡，走进院子，就能看到院子里堆着大摞桑树。犁木匠是专门做耕田的犁的手艺人，从事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在乡村必不可少。犁材最适宜用桑树，桑树木质细，弯曲度好，而且结实，不怕水沤。犁的种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为人拉的犁，一种为牛拉的犁。犁木匠手艺的好坏，就在犁把的角度和弧度，角度与弧度偏差了，做出来的犁就不好使，吃力，耕出来的土花不均匀。特别人拉的犁，省力是最重要的。我的小学同学的父亲蒋木匠，就有一手能做上等犁把的手艺，因而在小镇周围的乡村比较闻名。我们在一堆已经开出来的犁材中间钻来钻去，身边是蒋木匠，立在一根成型的犁把边，正用小圆刨细细地刨犁把的曲弧，趁他歇下来，我们会拿一块桑树的下脚料，请他给我们做一只陀螺。蒋木匠总是和和气气给我们做出来。我对蒋木匠和他做的陀螺，充满了敬意。谁知道二十多年后，蒋木匠竟然当了和尚，他的犁木匠手艺与他的和尚职业有什么关系?从前的蒋木匠对我说，这两年才做的和尚，原来还想把犁木匠手艺做下去，但做的犁堆在家里，一张都卖不掉，哪能做下去，这门手艺到我算是绝路了。看看这些年和尚倒吃香。做和尚也容易，剃了头，穿件袍子，就弄成这个和尚样。其实也是混混，人总得有碗饭吃。蒋木匠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并不那么特别失落，他本来属于那类随遇而安的人，不容易有沧桑之感。蒋木匠也算我们家的老熟人，他说你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就去了，我要尽心尽意为他念几卷经。说完，他就坐到一群和尚中去，他诵经的声音洪大有力，时时盖过其他和尚。
像蒋木匠这样在乡村消失的手艺人，现在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乡村小镇上很难看到他们的踪迹。时间的变易，似乎专门针对他们的，也就是最近十几年，那些曾经是乡村中最有鲜明色彩的手艺人，日渐隐藏到生活的深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一个封闭的时代结束以后，新的生活样式在很短几年中代替了往昔的生活样式，乡村手艺人们很容易成了被遗忘的对象。
但是，假如你愿意认识他们，你仍然可以按照乡村生活的流程去发现往日的旧痕。
这一年冬天，趁着仅有的几天闲暇，我重新走访从前生活过的几个小村镇，在那些尚未完全旧貌换新颜的街道和小巷，河边桥头，且行且止；我追寻旧迹探测往事，用一种近似“考古”的方式，从那些尚存的残迹遗痕里，试图拼接出某种乡村的日常“图形”，还原我们对某种生活的认识。
我在这个小镇读小学时，与潘铜匠的三个儿子是很好的玩友。潘铜匠可能不嘱于本镇人，但他的铜匠船长年累月靠在小镇南石桥下面，从来没有离去过。这个镇里，不只有潘铜匠的铜匠船，还有箍桶的顾瘌头，专做锡器的庞锡匠，都有一条住家的竹篷船。这些以船为家的手艺人，以前都是游动不居，后来受到管制在镇上落上了户口，他们就不能自由行走了。潘铜匠是个麻子，他的铜匠担子总是停在离船不远的岸边，那里有一块不大也不小的空地，他的工作场地就是这块空地。潘铜匠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长得白白净净，已经结了婚，也有一只船，比父亲的要小一些，傍在父亲的船边。潘铜匠的大儿子，自己独立做铜匠活儿，每天都挑着铜匠担晃晃当当地走街串巷，直到晚上才回来。潘铜匠的另外三个儿子，在镇里的小学校读书。按顺序排，我们叫他们潘二小、潘三小、潘四小，都是有大名，但不叫，也就忘了他们大名。我和潘铜匠的这三个儿子经常在一块玩儿，玩的地点就在潘铜匠的铜匠担周围。潘三小是我的同班，一脸黑皮，最像潘铜匠，他总是拿一些空子弹壳，和我一起用他父亲的锉子做木头手枪的枪管。
潘铜匠是镇子里最好的铜匠。镇子里的人都叫他麻铜匠，这种叫法一点也不是轻视和侮辱，倒显得十分亲切。哪一家需要做什么铜器，往往都说到麻铜匠那儿吧。潘铜匠主要做烧制类的日常用物，比如铜炉、铜盆、铜汤婆、铜铲、铜勺之类。他的铜匠担子，一头是个带高柄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放着十多个已经做好的铜铲铜勺；一头是只用来化铜的炉子和鼓火用的风箱，炉子不大，炉膛深，里面是只坩锅。潘铜匠上午挑出担子来到空地，第一件事就是起火生炉子，风箱拉得呼啦啦响。他用的都是上好的钢炭，火是炽白色，这样的火才好化铜。化了铜，就浇铸各种各样的铜器。潘铜匠有很多的铜料，最多的是铜钱和铜板，还有铜子弹壳，不知他从哪儿收来的。我喜欢到潘铜匠的铜匠担子边玩，就因为这些铜钱和铜板。潘铜匠小气，从他手里是要不到这些东西的，但他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潘四小会拿给我，潘铜匠也没有办法。潘铜匠把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都一锅化了，真让我觉得可惜。不过看着潘铜匠把那些旧铜料化成蛋黄一样的铜水，然后浇制成鲜亮的铜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潘铜匠不做铜器时，会用一些看上去像泥一样的东西做模子。这是一种特别讲究的工艺，因为浇制铜器当然是靠模子，模子好坏，浇出来的铜器的坯子可以分出质量的好坏。光是厚薄均心，对模子的要求就已经很高，何况有些铜器胎特别薄，全靠上下公母两片模子所设计的空隙，宽了达不到工艺要求，窄了浇制时容易穿孔。潘铜匠的铜器做得好，首先就因为他做的模子好。其他铜匠在这一点上不能与潘铜匠比，只能甘居下风。奇怪的是，潘铜匠做模子时并不保密，这样的技术恐怕是别人偷学不到吧。所以，潘铜匠的模子就搁在空地上吹干。他最怕的是我们这些顽皮孩子，走路不长眼睛，一脚把他的模子踩烂了，那他得花半天工夫才能重做一个。潘铜匠还经常做坩锅，做坩锅也用一种特制的泥，这种泥做成的坩锅在炽白色的炭火中不炸不裂。潘铜匠的坩锅，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最大坩锅，一锅可以化几斤重铜水，一般用来浇制铜盆、铜脚炉。潘铜匠做成的坩锅，总是放在他的船篷上晒。如果我们到潘铜匠的船上去，就得提手提脚不敢用力，生怕摇晃了船，把坩锅摇到河里。我们不喜欢去潘铜匠的船上。
乡村里对铜器有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六十年代城市里已盛行使用洋瓷盆之类的日用品，但乡村的观念还是认为铜的东西好。农民对铜器的需求量当然远非往昔可比，但是使用铜器的习惯仍然是农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口味。单以农民们婚娶来说，铜器作为陪嫁的生活用品，铜盆、铜炉、铜捂子这些代表了家境和财力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些铜器不仅仅为了实用需要，便重要的还在于维护一种观念。老辈人喜欢说，孩子，这只铜炉子还是从太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那只铜什么，已经用了五代人啦。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延续性、恒常性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在我们所处的封闭时代，一直支配乡村生活方式和口味，所以农民们喜爱的铜器，便获得了超越日常的象征意义。我小时候并不懂这些道理，只是看到潘铜匠了不起。除了本镇，四乡农民也都向潘铜匠买铜器，最忙碌时，潘铜匠一天要赶做好几样，潘二小岁数大一些，已经能当他父亲的帮手，一放学，他就蹲到铜匠担旁边，耐心地用小钢锉锉浇制成型的铜器坯子。潘二小将来也像他父亲一样，会成为一个好铜匠。
还要插叙一下潘铜匠的技术。潘铜匠一脸麻子，人生得丑，但他是个精致的人，甚至是个有着良好的审美素养和表现力的人。不用说，这是指他手上的技艺。他可以在铜器上镏上最漂亮的线纹，这些线纹都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有些具有装饰性的几何图形，丰富多变，你想不到这会出自一个乡村铜匠之手。潘铜匠拿手的工艺是直接在铜器上刻写花鸟虫鱼一类形象，他眯着眼，脸上有种怪物般的表情，刻刀在手中灵巧异常地天转两转，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出现了。我前几年在新疆见过一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工艺铜器，那上面有各种美丽的花纹，据说也都出自手工刻制，现在想起来，潘铜匠的工艺足以与它媲美。有一年秋天，我家放在窗台上的两只铜壶被窃。偷窃的人是本镇的一个不学好的二流子，后来窃物追回，可惜两只铜壶已捶扁，上面原先的花纹图案也已毁坏。找到潘铜匠，他不仅将铜壶复原，而且重新镂刻了花纹，竟与原来壶一模一样。这两只铜壶，最终还是丧于“文革”中的抄家破四旧，潘铜匠的手艺自然也湮没无存。
潘铜匠每天都在空地做他的铜器，这块空地只属于潘铜匠所有，没有其他的手工艺人会到这儿来，潘铜匠在这儿心安理得，好像从古到今就在这里从事他的重要而优美的工作，所以潘铜匠是自豪的，他虽然通常沉默寡言，但是那份自豪就在他那不声不响的专注的神情中流露出来。有时候他会对前来购买铜器的人发出一两声沙沙的笑，笑声就像那浇铸到模子里的金黄色的铜浆，它使整个河边空地都充满了熟铜的炽烈气味。
潘铜匠惟一受到镇里人质疑的地方，与他的手艺无关。皆因潘铜匠一家的日子过得与农民不同，他们看到中午送到潘铜匠担边的饭菜，每回总是鱼肉齐全。这样阔绰的日子，让大家想入非非。传言潘铜匠收罗旧铜料时，得了不少金子，因为谁也说不准有没有金子混在铜里面，一般不识，只有潘铜匠是识货的行家，他不声不响地就把那些误作铜的金子藏下来了。但这些传言只在私下里说说，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问过潘家三兄弟，听说你们家有一箱金子，他们又委屈又气愤地说，没有!就没有!你要再瞎说，就不跟你玩了!
潘铜匠儿子们的声音犹在，而他们的铜匠船已不知被新生活的潮流冲向哪里了。
有几年，我们家与一个箍桶匠是邻居。箍桶匠姓顾，记不得他有多大岁数，只记得他的头发比较少，头上有几个大瘌痢疤。箍桶匠有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他是他们的继父。三个孩子中，一个十七八岁，是大姐，一个上六年级，是二弟，还有一个先天性痴呆，是小妹。实际上我们与这三个孩子比邻而居，而姓顾的光头箍桶匠，总是在外面，带着他的女人，一条船，今天停在这个村庄的码头边，明天靠在那个村庄的木桥下。过一段时间，或者逢上节日，会回来看看。
箍桶匠属于木匠行，但他的工作，可能比其他木匠更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比如水桶与马桶，就是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器物。水桶有挑水的、拎水的、舀水的分别，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水乡地区，这些桶都与用水有关，哪一天可以少了它们?马桶更重要，马桶管拉撒，这是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其日常性可能超过水桶。因此，箍桶匠经常要做的活儿，就是替人家箍马桶。马桶的样式至少有三四种之多，做工也异乎寻常的讲究，比如做一种倒扣式的礼帽形马桶，除了比例匀称以外，上面的盖子加桶圈，都需严丝合缝，而上面打的箍，更要见出箍桶匠掌握圆度的本领，箍无论是铁的还是铜的，上中下三道直径尺寸都是固定的，若是箍桶匠功夫不行，箍就会出毛病，不是箍大了，就是把桶打炸了。好的箍桶匠，手上那张特制的圆刨子，像长了眼睛一样，它会把桶子刨到恰到好处，箍往上一打，一只形体漂亮的马桶，成了!别看马桶这种极其形而下的物事好像不能进入高雅之列，可是它在乡村新婚的嫁娘船上，赫然陈列船头，而且它还由人抱着，走在新娘前面，首先登堂入室。闹房的人，还要从马桶里捧出枣子花生，表现他们的喜乐。再往下，新娘的肚子大了，她挺着肚子用力将马桶捧着、顶着，光荣地走过长长的巷子，马桶与新娘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景。你想想，一个箍桶匠，能不将马桶做好吗?
箍桶匠的船，每次靠岸，我们都会看到船后艄堆了三五只马桶，还没有上漆，露出新鲜清晰的木纹。
箍桶匠的六年级的继子，在箍桶匠回来的那几天，总是不高兴。我起初不知原因，后来才知道，每次箍桶匠的船回来，他就得去做一件怕人耻笑的事情，到小学校的小便池里敲乱尿碱。尿碱有什么用?尿碱用来与细麻丝一起捣碎了，搪马桶与其他木桶的缝。要使桶不漏，这样的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做这样的事，孩子最合适。箍桶匠的儿子不去敲刮尿碱，谁会去?他怕同学看见了笑，这孩子心里有点不愿，有点苦楚。但箍桶匠养着他们一家子，箍桶匠也不容易，全凭有这门手艺，让他们娘四个衣食不愁。生活已经让六年级的孩子非常非常懂事了。
我们那里的还有一种木匠，是船木匠，就是打造船和修理船的。我们那里水多，出门全靠船，船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另外船还是劳动工具，像罱河泥这样的农活，就得靠船。我们那里使用的船一般都是小船，两三个人坐的小划子，稍大的船则是农用船，能载几千斤重量，这样的船一个生产队大概也就一两条。再大的木船就比较少了，即使有也是长年闲着。本地船木匠，通常都只打造或者修补小船。这样的活儿，总是在夏天进行。夏天阳光炽烈，天气干燥，适宜打船修船，木船要坚固耐用，全靠最后的油船这道工序。油船要用桐油，桐油油上去，要在高温的气候下阴干，夏季才合乎这样的要求。
我认识的船木匠并不专门打船修船，只有在夏天，他才是一个船木匠，其他时间，他给人家做床，他的作坊里，有一架车木头用的人工车木机，专门车木床上的圆腿圆柱。打床和打木船，好像并没有区别，衣食往行，住和行是连在一起的。夏天一到，离开家里的车木机，他就和儿子一起成天蹲在一片空场上搭起的草棚下面，身边是一只新船或者一只旧船。
需要打造的新船，是那种最小的划子。两头尖翘翘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船舱。打这样的船，是本地船木匠的任务，大一些的船，那就要到外地船厂去买。打船要用上好的杉木料，杉木质地比较轻，浮力好，很少见打船用其他木料的。至于我们那里生长的杨树、楝树什么的，从来都不会拿来打船，偶尔在船后艄镶上一块桑木，那是因为这块地方需要耐磨。除了木制料外，打船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船钉。船钉是两头尖中间有四个楞子的，这种船钉要用好铁，镇南头的金铁匠打制的船钉，公认质量最好。一条船要用多少船钉呢?没谁数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要用上一挽子吧。麻丝，油石灰，也是必需的东西。麻丝要长的，与油石灰一起锤匀锤熟，用小凿子细细地嵌进每一条木缝中间。打船工序中，最关键的技术在拼接船底与船帮，那里是通过木榫来拼接的，先要分别在船底与船帮上做好公母榫，一块一块嵌接好，再钉上锔钉，技术上稍有一点马虎，船下了水就可能涸水。做不好这样的榫头，就吃不了打船这碗饭。
修船要简单得多，把朽了坏了的板换下来，剔去已经漏水的船缝里的麻丝油灰，重新嵌入新鲜的麻丝油灰，刮掉附在船底的水垢。一般的船，不会让它坏得不能用才修理它，而是每过个两三年，把它拉到岸上，重新用桐油刷一遍，算作保养。保养得好的木船，用上一二十年不成问题。因此，我们那里的船木匠，打新木船的工作不多，多的是修理旧木船。。在旧木船上，挖挖补补，涂涂刷刷，每年夏天都是这样的工作，能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每年我们都放心使用这些船，这些经过修整、油得发亮的木船，成天在我们周围的河流上行来走去，让我们多少年来固定的生活流动不息。那些环绕这种生活的枯燥的日子，变得有些意思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船木匠。他穿了香云纱的短衣短裤，头上是一顶细草编成的草帽，傍晚时，火一样的太阳下去了，摘了草帽，露出他秃瓢状的光头，这时候，他手中的凿子敲打船板的声音节奏鲜明地响起来，叮叮凿，叮凿叮凿叮叮凿，声音在夏日的晚风中明朗空透，亲切动人。
初中毕业后，我差点跟我的一位堂伯学木匠。我的这位堂伯是家传的细木匠，手艺好，脾气大，带过几个徒弟，都让他打跑了。堂伯看上了我，来跟我祖父说，要我做他的徒弟。那时候正好乡村“割资本主主尾巴”，木匠也是一条要割的“尾巴”，但没有木匠不行，处理的办法是让木匠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钱，叫“懒工钱”，记一个劳动力工分。尽管这样，我的堂伯仗着他的手艺，日子还是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想跟他学徒的人不少，他单看上我，我祖父却不领他的情，回了他，我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入木匠这一行。
细木匠主要制作家具。乡村连年穷困，生活已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但过日子总归要做一两件柜子、箱子、桌子、椅子等等家常器具。他的活儿干净利索，比如用斧，他一斧子下去，要劈去多厚就会多厚，几斧子下来，就能成形，这除了准头，还要吃透木性，用力匀，一个优秀的木匠，绝对体现在斧头的感觉上。而我的堂伯，在众多乡村木匠中，不用说就是以有一把好斧头出名的。当然，他还有另外两种过硬的技术，一天无论做柜子还是桌子椅子，从不用钉子，所谓家传，也就是他从上辈人手里掌握了“斗榫”的不传之秘，他知道每一种榫的做法，他手中做出来的木器天衣无缝，明明知道那些角是接上去的，可你摸不着它们的榫头在哪里。二是雕刻，他雕一种双线雕，这是种极细极精致的活儿，我们那儿的木匠中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活儿，他在一只柜子门上雕上两支牡丹，这只本来普通寻常的木柜，就立刻显得华贵起来。嫁女到外村的人家，哪怕陪不起大件家具，但是请我的堂伯做一件小小的梳妆台，雕上美丽的图画，那女方的亲长们脸面上就会好看得多了。我的木匠堂伯靠他的手艺，从年轻时就挣得一把名声，可是越往后他越抱怨自己的手艺得不到发挥。
农民们买不起好木头，要做家具，总是用家前屋后栽种的杨树、柳树、槐树、榆树这些杂七杂八的树木做材料，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好，可是就这些材料，值得再为它处心积虑做明榫暗榫，值得在它上面精致地雕镂花纹图画吗?我的木匠堂伯喜欢回忆以前，他做一种“三滴水”的雕花大床，那是花了几个月工夫才做成的作品，是乡村里难得一见的惊世之作，那才叫手艺!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现在很多时间都要花在为生产队做木锨、锹柄以及风车的水括子、转盘这些农具上面，他当然可以把木锨做得结结实实，把水括子做得滑滑溜溜，可是这些东西也需要他做吗?世事沧桑，江河日下，我的木匠堂伯白发横披，心情恶劣，他成了乡村里怒气冲冲别人轻易不敢招惹的手艺人。
为了弥补我的堂伯不能收我做徒弟的遗憾，我们砍掉庭院里一果楝树，请他做了一张书桌。这张书桌做得无比灵巧，桌面光亮得如同玻璃。我去搬回它时，我的木匠堂伯说，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将就用用吧。这张书桌我一直用到离家外出读书。
金铁匠的铁匠铺子在一座土垛子上，迎着铺子门是座小桥，后来小桥废了，改成一座堤坝，这样走过堤坝到金的匠的铺子就方便多了。
我们这里有两个铁匠，金铁匠是其中一个，他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锤留下来的。铁匠在乡里的地位与木匠一样，早在农村合作化那会儿，乡村就联合铁匠和木匠成立了“铁木社”，组织他们为集体生产服务。金铁匠是否加入过“铁木社”这个工匠组织，我不太清楚，但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单独在他的铁匠铺里打铁，则是我亲眼所见。乡村里的人常把打铁、撑船、磨豆腐看做最苦的三样活，撑船、磨豆腐当然苦，打铁好像不同，打铁是一门手艺，是手艺就不能说苦。比如金铁匠，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的苦颜色，他走出来总是红光满面，卷起袖子的手臂也是红色的，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金铁匠没事爱捧把大茶壶，笑嘻嘻地一边喝茶一边与人谈天。这是一个生活信心十足的手艺人才会有的态度，又印证了一句老话，灾年憋不死手艺人，六七十年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金铁匠照样是金铁匠。
无论春夏秋冬，金铁匠早晨开炉的时间是一定不变的，人们刚刚端起早饭碗，就可以听到金铁匠铺子里的叮叮当当锤打声，声音大小错落，小的是金铁匠掌小锤的声音，大的是他儿子抡大锤的声音。从金铁匠第一声锤开始，到最后一锤结束，一种欢快激昂的气氛会通过锤声不停地弥漫到整个小镇。这样的声音多少年下来，以至于金铁匠这一天上午打造的是镰还是锄，下午打造的是犁还是锹，都能从锤子的不同声音中辨别出来。我们这些半大男孩，是金铁匠铺子里的常客。我们喜欢看铁锤锤打热铁时，四处溅射的红色铁花，喜欢看煅红了的铁放在冷水里淬火发出的声音。我们喜欢看金铁匠打铁，一手拉着大风箱，一手执着铁锤的姿态，喜欢他的孔武有力，以及他与他的儿子在打击一块铁器时配合的默契和那种父子共同的劳作中洋溢的热情。两个壮年男人在一炉热焰前的劳动，在我们眼里是最为优美的劳动，因为它是如此突出显示了一种强劲有力量，从而使我们暗中生出敬畏和膜拜。本来，我们到金铁匠的铺子里只不过为了寻几块碎铁玩耍，可是谁又会想到我们能够受到如此之深的吸引，谁又会想到这是对我们的暗中鼓舞，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记忆犹新，并且保持着这种对劳动和力量的感佩之意。
当然，这并非说，金铁匠和他的铁匠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像所有我看到的那些乡村手艺人一样，他们并非为我们这些孩子而存在而有价值，否则就太可笑了。金铁匠手艺以及对铁器的日常需要所决定的。凡是乡村里需要的铁器，金铁匠都能打制出来。一个村庄需要哪些东西呢?这在主要依靠本地铁匠的手工活的时代，几乎是不胜枚举的，农民们很少前往城市购买一把锄头或者一把镰刀，甚至一根铁钉，这些都在金铁匠打制的范围之内。因此，金铁匠的重要程度，表明了乡村处在封闭的耕作社会中对铁器的需求程度。到于说金铁匠的手艺特点，主要是他特别擅长打制铁犁和菜刀。我不知道别处的铁匠是否像金铁匠在这两们上集中了一生的技术，但金铁匠的铁犁和菜刀，却无与伦比，独步四乡。金铁匠的铁犁，坚韧锋利，耕田的老把式都喜欢用，说是钢火好犁头快，说是省力，说是耕出来的泥花漂亮。于是，金铁匠和他的儿子每年开春时的工作就是打制铁犁了，他们要打几十张上百张，打好了，一排排架着，犁片闪烁着乌黑的光，要不了几天，这些铁犁就被人扛走了，扛犁的人走过金铁匠铺子前的堤坝时，脚步似乎添了几分信心。而金铁匠的菜刀怎么样?这要去问西桥头的宝奶奶，宝奶奶会对你说，他用的那把菜刀已经三十年了，那刀的木把子都换过三回，淬上去的钢火还有指头那么宽。我的一位儿时伙伴前几年来，谈到金铁匠，我说下次能不能给我带一把他的菜刀?他说，怎么不早说，金铁匠不在了。金铁匠不在了，他的菜刀将成为乡村人家最日常的记忆吧。
一九九六年冬天，在家乡的最后一个傍晚，我站在两个村镇之间的大路口，举目四顾，似乎看到两个担着担子的矮人对面走来。这是幻觉，但我要说，这是当年每年都出现的真实情景。两个矮人是皮匠方和皮匠陈。他们是我中学时代记忆最深的两位绱鞋子的手艺人，十年前我专为他们写过一篇文字，那时我把这篇文字叫做小说，现在我不这样看待了，那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可靠的，比如两个皮匠的出身，年龄，他们的故事，他们每天走向对面村镇时沉着从容的步子，以及他们担着担子擦肩而过时相视一笑，都可以找出见证。那个见证人自然就是当时一群相伴上学的少年中学生。我最后是这样写的：
“那群少年中的一个，长大后去外面念了几年书，回到他的家乡，还看到皮匠方到皮匠陈的村庄绱鞋，皮匠陈到皮匠方的村庄绱鞋，当然还看到皮匠方和皮匠陈在那条田径小路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恰如他们手中绱鞋的那两根针，对面穿过，哧溜一声，带着长长的线，就把他们每一个日子缝得紧紧的严严的实实的。”
又是一个十年，两位乡村里的皮匠走到哪里去了?而且在这条路上亦曾走过的那些补锅匠、锔碗匠们，他们担着大大小小的担儿，又走向哪儿去了?
夕阳西下，宿鸟归飞，几阵聒噪之后，田野在暮色四合中逐渐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