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传奇（节选自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
文本节选自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初识王先生是从《城记》一书开始，深为书中的坦率和情怀所感动。
节选此文虽然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但是从文中可以看到某些令人感怀的细节。
----------------------------------
“也许你去过华盛顿故居，可当初大家提出要保护这个故居的时候，故居的拥有者对此不感兴趣。”
2005年4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办公室，皮特·布瑞克把名片递给我，上面印着醒目的信条：“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
这位美国文化遗产保护界赫赫有名的老战士，是这家基金会的高级副总裁。
他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张纽约宾夕法尼亚老火车站的照片，这处建筑1963年被拆毁，原地建起一个庞大的多功能商业建筑，站台则被压到了地下。
基金会为使老火车站得以留存，曾奔走呼号，发动了一场著名的“保卫战”。可推土机还是把它夷为平地。
布瑞克就让老车站“活”在自己的身边，端详着它的照片，他耿耿于怀地说：“新车站建成后，人们的评价是：‘过去我们像上帝一样来到纽约，现在却像老鼠一样从地洞里穿出来。’”
二战后，美国掀起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文化遗产跟“拆”字较上了劲，市民们坐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呼吁保护。
1949年，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由国会批准成立，历经脱胎换骨，迄今已发展为拥有27万名会员的民间非盈利机构，成为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动机”。
七女子救下华盛顿故居
王军：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曾是一家官办机构，现在又变身为非政府组织，其中经历了哪些曲折？
布瑞克：56年前，我们这家基金会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主导成立的，当时是迫于公民们自发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而作此决定。国会一直为基金会提供资助。1995年共和党反对再给基金会提供资助，国会就决定再给3年的拨款，每年提供350万美元，相当于过去的一半，到1999年就不给了，我们就自负盈亏了。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不再要国会的钱了。为什么？一是我们已具备了自筹资金的能力，二是我们也希望独立于国会和政府。
王军：基金会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布瑞克：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站出来保护文化遗产。也许你去过华盛顿故居，可当初大家提出要保护这个故居的时候，故居的拥有者对此不感兴趣，政府也拿不出更多的办法，后来还是7位热心的妇女出资把它买了下来，这才得到保护。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故居也是这样保下来的。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时期，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房屋改造，一些居民和社区机构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自发地组织起来。当时，高速公路要穿过一些城市，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在新奥尔良，一条计划兴建的高速路将把法国老城与滨海地区分开，遭到市民们的反对，引发法律诉讼，后来这条高速路被迫停止了建设。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当时在很多小城镇，许多过去富人留下的豪华居所，也得到居民们自发的保护，大家把这些有历史价值的房屋与绿地联系起来，辟为博物馆。正是民间自发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推动了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诞生。
王军：基金会27万名会员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都有哪些职能？
布瑞克：只要愿意交纳会员费，都可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为会员定期寄送基金会的杂志。会员费20美元起步，其中包含了7美元的杂志工本费，这部分是要缴税的，其余则免税。
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宣传。比如，通过我们的宣传，政府决定，拥有历史性房屋的美国居民，如果按照保护规范修缮房屋，修缮费可减免20%的联邦税。这项政策从1966年开始施行，迄今已吸引民众投入250亿美元对历史性房屋进行保护性修缮。
作为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保护基金，我们一直为保护而奋斗。最近我们又提出修正案，要求为那些更小、更穷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好处，促进历史性房屋的修缮。
我们还有一项职能，就是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哪些文化遗产正受到威胁，以引起大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我们每年都要公布11个濒危的遗产，每年公布的名单都不相同。
保卫老城镇十字路口
王军：作为一家基金会，你们是否有充足的财力来支持保护工作？
布瑞克：我们不是用直接给钱的方式来保护这些遗产，虽然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每年拿出65万美元资助一些小型的保护项目，可那些濒危的遗产则需要更大的投入。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费城的独立宫被我们列为濒危遗产后，引起国会的重视，国会给予适当的拨款使之得到保护。被列入濒危名单的，有的是因为遗产本身的状况发生了恶化，有的则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问题。如肯尼迪机场，它是1960年前后设计的一个著名建筑，它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可周边建了很多大的候机楼，使它失去了自己的表达，也被我们列入濒危名单。文化遗产保护是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有的著名的建筑，虽然被我们列入了濒危名单，仍遭到拆除，其中就包括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老火车站。
王军：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布瑞克：应该看到，正是在纽约把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拆除后，当地政府才考虑成立历史保护委员会，制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令。我们要把工作做到前面。比如，这些年我们就尝试了一种基因连锁式的保护方式。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主街，许多重要的建筑都在这条街的十字路口，许多商家要到这里面发展，就会进行一些建设，就容易与保护发生矛盾。特别是一些百货药品连锁店，多是在各个城镇的十字路口发展，它们要进行建设，怎么办？我们就把它们拉进来，告诉它们哪些是要保护的，应该怎么保护。
王军：是把它们发展为基金会的成员吗？
布瑞克：我们主要是做这些连锁店老板的工作，告诉他们正确的保护方式。我们开展了对老城镇十字路口的保护工作。有一年，我们公布的11个濒危遗产，就是专门找老城镇十字路口的问题。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只要一家连锁店的老板被我们说服了，保护的基因也就随之连锁到了各个城镇的十字路口。麻省有一个艺术家云集的小镇，因为要开百货药品连锁店，十字路口要拆除了，社区代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反对，然后找到这家连锁店的副总经理做工作，后者终于签字承诺不拆。
王军：如果这些老板不听你们的意见，怎么办？
布瑞克：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但盖房子要有许可证，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设计导则，否则不许开工。我们多是通过新闻宣传来扩大影响，一般是跟地方团体合作来推动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提供资料，让他们来斗争。我们在全国6个地区设有办公室，主要是跟州政府还有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培训这些机构的人员，提高他们的保护意识，并给予各种支持。我们跟地方团体像合伙人一样共同协作。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系统
王军：对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政府有没有规定，哪些不能拆，哪些怎么修？
布瑞克：文化遗产保护在美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相接合的系统，即公布国家历史建筑注册保护名单。登记工作是从1966年开始的。一处历史性建筑，只要街区有人推荐，并做出很好的研究报告，把它送到州政府，州政府再送到国家公园系统，就可进入这个名单。注册保护名单分国家级、州级。但只要进入这个名单，不管什么级别，都一视同仁，并有资格申请20%的修缮费免税。
王军：如果产权人不好好修怎么办？
布瑞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的注册保护建筑出售了，新主人就不愿意保护了，甚至把它拆掉了。在这个系统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摘帽了。产权人不愿意登记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王军：难道华盛顿故居的产权人要把它拆掉也没有办法吗？
布瑞克：从国家历史建筑注册保护名单这个系统来说，能做的就是摘帽。但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是限制政府破坏遗产，要求政府的决策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包括必须有社区意见的制衡，如果大家认为哪个建筑是符合文化遗产标准的，虽然它不在注册名单上，政府想改变它，也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另一方面，每个城市都可制定地方性法律，立法保护遗产，即使它们被私人拥有，也不能拆除。在美国，现有2000多个城市制定了关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王军：为什么联邦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没有直接的约束力？
布瑞克：因为地方政府有权制定区划法规和土地利用法规，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做这个事情，它们多是制定鼓励性政策。按程序，州政府先要通过一个法案，表示每个城市有权制定区划法规，而区划法规本身就包含了保护的内容。
王军：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动机何在？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因素？
布瑞克：居民们都是认为保护对他们有好处，才会促使政府来施行保护，而政府是听居民的。调查表明，历史街区的保护有助于房价的提升，如果你的邻居不做坏的设计，整个社区的价值就是稳定的。当然，有的居民致力于保护，完全是因为喜欢和热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政府的约束，爱怎么油漆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王军：你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印象？
布瑞克：我访问过中国，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新建筑如何与老建筑相协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的土地制度来看，如果有好的决策，就可以做得非常好，而美国的土地则完全是随着市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