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真实性”（2）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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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 小樊提出的问题中, 我们可以看到, 目连戏, 它在千年的流传中, 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涉及到三个层面的记忆: 官方、精英和民间。即使这三个层面, 还可以细分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官方层面和精英层面操控了记忆的话语权, 事实上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精英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御用文人, 为了迎合官方的需要, 他们可能会做一个符合官方政治目标的历史事实的选择, 使它变成一个“真实”; 事实上, 在民间还有另外一部分精英, 并没有进入官方统治阶层,他们或许不阅读文字而已, 同样在民间是智慧的代表, 在民间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 民间精英, 是连接官方和民间的重要纽带。其实, 民间记忆, 其实也是多样态的, 它在不同的地方, 由于不同的地方文化和地方知识系统的作用, 对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东西的记忆, 会产生另外一种文化样本, 比如庆阳腔,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唱腔和样态。之所以有许多不同的样态, 是因为地方知识系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记事机制, 这个记事机制使记忆的选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以从地方知识系统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曾华燕: 民族志叙事文本包括文献、口述、图像、展演和器物。我想从叙事文本的展演方式角度做一个小尝试。大家知道, 最近几年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 在央视的播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今年“青歌”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 在原有的三种唱法(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 的基础上增加了原生态唱法, 试图将各少数民族的唱法纳入其中。原生态唱法的设立, 使得观众们通过舞台一系列的现代媒体的盛装下认识了“土生土长”的、所谓“原生态”的各少数民族精彩的演唱。央视青歌赛里的“原生态”, 在充斥着现代意味的舞台灯光、编导等这一系列的“现代设计”的舞台背后, 还含有多少的原滋原味? 在剥离了其音乐产生音声环境(soundscape) , 其原生态的实质内容还残存多少? 这不得不让我们来思考“青歌现象”带来的舞台真实性问题。
我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会: 05 年下半年在钟昌尧先生(闽浙两省第三代歌王) 家中有一场盘歌会, 应钟老之邀我赴现场观看。畲族歌手们穿上盛装, 女性穿着传统的服饰, 而男性却穿上华丽的黄色缎面的衣服, 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歌王, 他告诉我说女性的服饰是传统服饰, 而男性的没有传统服饰了, 这是“舞台装”, 更好看。歌会进行中, 不断有暴笑声传出, 看得出来他们很开心。
而正当人们兴趣盎然之时, 歌王走上台, 对歌手们说了一番话, 气氛马上不一样了, 大家变得拘谨了许多。因为我仅会当地的方言, 而听不懂畲语, 事后我就此事询问了歌王, 他的说法是他们在唱黄段子, 不登大雅之堂, 也不能“弄脏”客人(指我) 的耳朵, 影响不好。然而, 我所询问过的畲民们喜欢这样的段子, 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生活本身, 这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知道山歌是山地民族在山间田野工作时为抒发情感而咏唱的, 为的是抒发最真挚的感情,最贴近生活本身的内容,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不存在迎合某种需要的可能性, 这就无所谓的伪造之嫌。在歌王家中的仅是一场在室内举行的盘歌会, 因为我是个局外人的, 介入了局内的圈子, 他们明显地以汉人的“待客之道”招待我, 穿上所谓的“舞台装”, 并且有选择性的择取“干净”的部分招待我享用音乐圣餐(歌王说了不能“弄脏客人的耳朵”) ; 可想而知, 一旦需要搬上舞台, 作为地区的所谓“原生态”品牌推上市场, 又不知道要添置多少的“舞台装”、裁掉多少在他们看来不可行的部分, 添上些华丽的冠冕堂皇之词?! 这样的舞台包装省略了畲族山歌最真实的部分, 造成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因此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这失真的原生态保存方式和原生态所倡导的真实性和原味性。
彭兆荣: “舞台真实性”是现在真实性讨论中一种很重要的“样态”。对“舞台真实性”的讨论有很大的空间。其实舞台真实性,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真实性的一种, 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我们称之为“失真之真”, 它是“失真”, 但它同样是“真”, 它是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实。比如你去村里做山歌的调查, 看到你一个外来者在场, 他的“黄段子”就不讲了, 而山歌没有“黄段子”就不成山歌了。因为你是一个外来人, 他必须有一个整体展示在外来者面前的一种需要和功能, 会有所顾忌, 会选择性的讲述, 这也是一种“失真”。舞台真实性是很值得探讨的, 它是从旅游人类学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舞台真实性”对我们真实性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
林亚蔷: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对“真实性”的研究已成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对所谓“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 从影像叙事作为人类学工作的重要表现手段诞生的那一刻, 就面临着追求人类学逻辑严密性和电影艺术审美之间的矛盾。
传统人类学家用笔记录观察、访谈乃至表达研究者思想。然而,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某些时候照片即摄影手段有时比文字叙述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概括力: 其不仅可以表达繁琐的文字所表述的内容, 还能够避免文字描述所带来的不全面和主观色彩。影视叙事的引入也给人类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视觉文化的革命。自20 世纪初, 影像的相关技术日趋完善, 并成了人类学研
究中一种新的手段和方式。虽然人类学和影像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才实现真正有效的结合, 但上世纪20 年代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 拍摄的《北方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就已经为影视人类学开了先河。按理说, 动态的、声像同步的影像记录应该比静止且没有声音的照片更具有说服力并更能够避免主观臆断和主观色彩, 但事实恰好相反, 最初影像手段被应用在人类学研究上时, 其所具有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行性是被人类学家大加怀疑的。[美] 卡尔•海德曾言: “我们很难想象一部人类学影片可以这样来创作, 即一方面不使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失真, 另一方面又不通过多种方式对客观现象加以阉割和选择”。
我们都知道, 完成一部影视人类学作品起码应该包括: 人类学研究和影视摄制两个方面的内容; 再进一步细分的话, 至少要包括选题、选点、田野调查、实地拍摄和后期编辑五个步骤, 当然有的还会有一个撰写拍摄脚本的环节。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是否真实客观地拍摄了学者们所研究的事物和文化现象、是否进行最忠于毛片的电影剪辑来评判一部人类学影视作品的真实性, 而把选题、选点和田野调查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到了实地拍摄和后期编辑上。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正如“电影的剪辑并不是在剪辑台上开始的而是从田野调查就开始的一样”, 我们应当从人类学影像制作的所有环节来全面地看待其真实问题, 也就是说人类学影像制作的任何环节都应该成为讨论其“真实”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用影像叙事人类学现象, 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由, 承担, 独立思考的精神。“真实”是一个时间概念, 也是一个空间概念, 更是一个诗化的存在, 更多是精神和心灵上的。所以, 影像叙事中追求的“真实”是一种心灵的真实。“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句话同样适用与影像叙事的人类学表达。
彭兆荣: 林博士给了一个很好的话题, 她谈到的虽然是以影视作为一个进入的角度, 实际上,它带入了很多的问题, 这起码有四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科学技术, 现在的数字化、技术主义, 它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口授和文字作为主要记述工具的特点。影视是一个器物性的符号, 它的注入会对传统的思考、观察对象、表述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对人类的思维、知识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对人的阅读兴趣、对人的获取知识的途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这是很值得的思考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叙事。我们都知道, 镜头叙事是独特的讲述方式, 因为镜头叙事是现场性的, 它对真实性的描述有一个“假象”, 给人的感觉这是实实在在的, 它可能会导致在接受上的想象空间的萎缩。比如, 电视剧的林黛玉, 她以陈晓旭作为一个样本, 她展现给人的映像, 这就是林黛玉。事实上, 一个文学人物被具象化和真实化后, 恰恰在某方面萎缩了我们想象空间。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由于加入器物性的东西, 就出现了比传统意义上更多层的视角。传统的人类学家, 通过我的眼光看世界, 就两层关系, 现在随着影视技术的加入, 就有了技术性的、角度的问题, 由传统意义的两层关系变成了三层关系。第四个层面的问题,当一个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工作者通过机器通过镜头去反映他的民族志对象的时候, 还有一个经过编辑和导演的技术性处理的过程。做一个影像人类学文本, 比起传统的民族志文本来说, 受到的限制会更多, 有编辑、导演、选题等等因素的影响, 要考虑到接受的层面、技术本身的制约, 也要考虑到评奖、电视台播放等, 这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温春香: 我要讲的并无新鲜之处, 只是想作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我主要以特纳的《象征之林》中的一个例子来探讨。
在特纳的《象征之林》中有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女孩的成年仪式。当恩丹布女孩成年仪式时,她们被用毯子裹着放到“牛奶树下”。因此, 这棵树被当地妇女认为有以下几个意义。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棵牛奶树是仪式的主要象征; 其次, 它代表了乳汁; 再次, 它被当地妇女当成母亲和她的孩子。对于社会而言, 这个仪式有下面几种意义: 一, 这棵树代表母方世系, 这是恩丹布社会延续所依; 二, 它同时也是部落传统本身; 三, 它还象征了恩丹布社会的团结和延续。但在讨论到女孩成年仪式情境下的牛奶树的象征意义时, 当地报告人又会强调另外几个方面: 一, 女孩依靠母亲养育, 就像部落中人们从部落风俗受益一样; 二, 牛奶树是恩丹布妇女的旗帜, 把她们作为一个社会类别, 并表明了妇女的团结; 三, 对于女孩而言, 牛奶树又是从女孩到妇女的转变, 牛奶树所在地同时也是死亡和痛苦之地。在另一种情境下, 对女孩母亲而言, 在仪式中她失去了女儿, 但仪式后又以妇女的身份重新获得一种新的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例子里, 若当地人并未认识到这些意义, 这些对谁而言算是意义呢? 人类学者在面对这么多的意义时, 要面面俱到的了解和讲清, 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此外会不会还存在其它一些遗漏呢? 如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引起的意义的变化? 因此, 这样一个例子说明民族志真实性也只能是如《写文化》中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说: 部分的真理。
（未完，后接《民族志的“真实性”（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