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1）
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1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
石 毅
【提 要】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之一, 也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在20 世纪上半期开始由“异文化”逐渐转向“本文化”, 田野工作也随之更多地在本文化中进行, 研究方式的转变使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遇到了新的障碍与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本土人类学 田野工作 异文化
一、人类学的本土化
人类学由传教士、航海家、殖民者们所积累的资料中产生之后就一直以“异文化” (other culture) 为研究对象, 无论是在书斋中阅读, 还是“在殖民地行政长官公署的阳台上, 坐在安乐椅中, 找一两个本地人来进行调查”(列维- 斯特劳斯, 1979) , 或是“马凌诺夫斯基革命”之后的真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人类学者们都将遥远、陌生的异邦视为自己的研究基地, 研究异文化早已成为人类学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说, 人类学就等同于异邦研究。
二战之后, 人类学的异族研究范式开始发生变化, 变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无疑就是殖民地的解放, 许多新的独立国家由此产生。世界格局的巨变一方面使西方人类学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可以通行于“异邦”之中, 另一方面独立国家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摆脱控制与束缚, 意味着变革的开始, 意味着“本土”与“异邦”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原始文化”渐渐消失。虽然传统的研究对象不复存在, 但人类学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人类学家们随即将视线转入当代“文明”社会。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说的: “异国情调的角色已经被其他描述领域所取代, 而新的描述领域旨在从本土社会生活的里里外外寻求内在的差异。新的路径不再通过唤起遥远的文化世界来注入对本社会的教训, 而力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中发掘文化差异”(Marcus & Fischer , 1986 : 133) 。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多元文化进行剖析, 同样也可以达到“反观自我”的目的, 不同文化依然可以在反差中找到对自身的理解(Marcus & Fis2 cher , 1986) 。
从“异邦”到“本土”的转变还有其学术背景。在西方, 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探讨在近几十年中开始兴起并逐渐形成规模。国内曾存学者对西方人类学兴起的本土化思潮进行过问顾。从学术背景上看, 之所以会产生本土人类学,“是因为人类学的反思促使从事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学者对自身的社会定位提出了新的质疑” (王铭铭,1998 : 175) 。具体说来就是福柯(Foucault) 的权利主义引发了西方人类学者对传统的文化研究、表述方式等问题进行反思, 引发了他们对传统人类学田野工作及其成果———民族志写作进行批判。在福柯看来, 知识与其说是真理, 不如说是权力的功能, 因此, 在西方霸权话语控制下的“异文化”研究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多数的“异文化”研究都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某一阶段内论点及其支持理论都与当时西方对被研究对象的态度密切相关。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反思人类学运动开始提醒学者们关注“异文化”研究背后的霸权话语, 由此渐渐提出了一种解决方式———回归本土。其支持者认为, 既然对“异文化”的研究无法摆脱自身心理上所秉承的霸权地位, 那为什么不将视点转入西方本土社会呢? 马尔库斯利费彻尔曾为人类学的本土化做过辩护,在他们看来,“为了使人类学从殖民关系中和西方政治话语中逃脱出水, 人类学者必须自觉地尊重异文化并从异文化中找到可以用来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材料, 使自身成为西方文化的批评家” (Marcus & Fischer , 1986 : 180) 。在不断的反思与批判之中, 西方进行了大量本土人类学的试验, 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本土文化的著作, 诸如格尔兹的《尼加拉: 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1980) (negara : The , Theatre State in 19thCentury , Bali) 、萨林斯的《文化与实际理念》(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等。在中国, 人类学虽属舶来品, 但本土化研究倾向却绝非来自西方, 而且绝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从人类学被介绍进来之日起, 它就处在“本土化”的呼声与努力之中。吴文藻等学术前辈在三十年代就已提山“中国学派”的口号, 在他的带动下费孝通、林耀华、许良光等许多早期人类学者都成为研究本土文化的身体力行者, 而且他们做出的成就不仅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认可与赞赏, 他们的著作也被西方许多大学列为中国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目。而费孝通教授几十年来在中国所进行的社区研究与类型分析则成为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典范。所有这些学者的努力无疑是试图先实行“拿来主义”, 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成果, 又与自身的研究相结合, 最终摆脱西方的霸权话语, 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对其进行验证。
二、本土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困境
众所周知,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区别之一。人类学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 曾宣称, 田野工作对人类学的重要性就像殉教者的鲜血对教会的重要性一样(哈维兰, 1987) , 这一比喻毫不夸张。可以说, 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同鲜血之于人体一样, 离开了田野工作, 人类学就失去了生命力。也有人将田野工作喻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 每一个合格的人类学者都必须经过“田野”的考验。在人类学史上, 马凌诺夫斯基之所已被视为划时代的人物, 就是因为他在调查方法上的创新。尽管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所做的“田野”是出于无奈, 但无论如何, 他将人类学从书斋和安乐椅中解放了出来, 为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为人类学增添了魅力。既然是“成年礼”, 那么无论是异文化研究还是本土研究, 人类学者都必须经历田野工作的考验。
1. 什么是“本土文化”
无论是西方的“本土回归”还是中国建立自身学科范式的努力, 都要求人类学者将研究和田野工作的重点转向“本文化”(my culture) , 但异文化与本文化之间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是否只有太平洋小岛上的居民或印第安人才算异文化群体呢? 台湾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在谈到异文化研究经验的重要性时曾说: “台湾的人类学家多半要先研究少数民族, 研究异文化, 在异文化研究中得到一些研究文化的诀窍, 然后再跳回来, 研究自己的文化。这是台湾人类学界的不成文法的规矩⋯⋯” (李亦园, 1999 : 99) 此外, 他还列举了自己的研究经验:最先研究排湾族, 其后研究泰雅族、阿美族、雅美族, 最后再回过头来研究汉族。另一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先研究台湾的卑南族, 又到美国研究纳瓦霍印第安人, 最后回来研究汉文化。在李亦园先生看来, 就连费孝通教授也是因为有了在广西大瑶山的“异文化”研究经验, 才能成功地进行汉文化研究(李亦园, 1996 :1999)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 国内的各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来说也应算作异文化了, 汉族学者研究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学者研究汉族、—个少数民族的学者研究另一个少数民族都是异文化研究。这个“异”是不是只表示“不同”?单纯的“异文化”一个词如何又能代表各种程度的“不同”? 满族与汉族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仍属异文化研究: 而作为中国最为庞杂的一个族群———汉族, 其南方与北方、干旱地区与湿润地区之间的差别都非常大, 如果仅以族群的名称为界线来划分什么是“本文化”什么是“异文化”似乎有点牵强。在西方学者看来, 许良光并未因为在大理白族地区进行了14 个月的考察并写出代表作《在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 和《滇西的巫术和科学》而成为“异文化”研究者, 相反, 在他们眼中, 许良光同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等人类学家一样, 同是以研究自己文化著称的学者, 他们正是基于对本土文化的研究才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许在西方学者看来, 整个中国, 甚至整个东方都是不同于“己”的“异”文化之地, 因此其中更细微的区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 无论是研究汉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国学者都可以称作本土学者。
（未完，后接《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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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木兰山人 于 2010-6-7 17:0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