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徵。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於商周，则已多详於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几於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後，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後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於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於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於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於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後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徵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於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後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汉以後，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鷁退飞、多麋、有蜮、 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馀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後（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於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於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於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徵。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於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於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於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於徵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灾异策免三公
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
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
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
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
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
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後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
如淳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
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
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
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
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
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
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後黜退。」
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
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
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
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於百石之吏。」(浮传）。
自和、安以後，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
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於戚臣矣。
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
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後为司徒，皆坐事死）
以後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於死免。
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两汉多凤凰
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本纪所载：
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
地节二年夏，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
元康元年，凤凰集泰山。二年三月，凤凰又集。三年神爵数集雍。又五色鸟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等处。乃改元神爵。
神爵二年，凤凰集京师，群鸟从之者万数。四年，凤凰又集京师，又集杜陵者十一。
五凤三年，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地，文章五采，留十馀刻。
甘露三年，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
此宣帝时事也。
元和二年，凤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过宫屋。五年，诏曰：「乃者（前次），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又诏：「凤凰所见亭部，无出今年租。先见者，赐帛十匹，近者三匹。」
此章帝时事也。
案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後。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肃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何凤凰之多耶？观宣帝纪年，以神爵、五凤、黄龙等为号。章帝亦诏曰：「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似亦明其得意者。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
案宣帝时，黄霸守颍川，颍川凤凰尤数见。後霸入为丞相，会有鶡雀自京兆尹张敞舍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欲奏闻，後知从敞舍来，乃止。当日所谓凤凰者，毋乃亦鶡雀之类耶？
又东汉桓帝时，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於已氏。灵帝时，河南言凤凰见新城。以衰乱之朝，而凤凰犹见，可知郡国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实也。
光武信谶书
谶纬起於西汉之末。
张衡著论曰：「汉以来，并无谶书。刘向父子领校秘书，尚无谶录，则知起於哀、平之际也。」（汉书路温舒传「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预戒。」温舒系昭帝时人，则又在哀、平之前。）
案樊英传，有「河洛七纬。」章怀注曰「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徵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也。」
此等本属不经，然是时实有徵验不爽者。
杨春卿善图谶，临死，戒其子统曰：「吾绨囊中有祖传秘记，为汉家用。」（杨厚传）
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贺良上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授命，故改号曰「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後果篡於王莽而光武中兴。（汉书李寻传：成帝时有甘忠可者。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当再受命，以其术授夏贺良等。刘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狱死。贺良等又私相传授。）
又光武微时，与邓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刘歆以谶文欲应之，故改名秀。）光武戏曰：「安知非仆？」（晨传）
西门君惠曰：「刘氏当复兴，国师姓名是也。」（王莽传）
李通素闻其父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故通与光武深相结。（通传）
其後破王郎，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彊华者，自长安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於鄗南。
是谶记所说，实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方议选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卫作元武。」帝以野王县本卫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阳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为大司空。（梁传）
又以谶文有「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景丹传及东观汉记）此据谶书以用人也。
因河图有「赤九会昌」之文，光武於高祖为第九世，故其祀太庙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则祭於长安。（本纪）会议灵台处所，众议不定，光武曰：「吾以谶决之。」此据谶书以立政也。
且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贾逵欲尊左氏传，乃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以刘氏为尧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传：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范氏其後也。范归晋後，其处者皆为刘氏。）由是左氏传遂得选高才生习。（逵传）
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帝以尹敏博学，使校图谶，令蠲去崔发为王莽著录者。敏曰：「谶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恐疑误後生。」帝不听，敏乃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为尹）帝诏敏诘之，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故学为之耳。」帝深非之。（敏传）
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书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谭传）
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词对曰：「臣於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兴传）
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於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独是王莽、公孙述亦矫用符命。
莽以哀章献金匮图有王寻姓名，故使寻将兵讨昆阳，迄於败灭。
莽又以刘伯升起兵，乃诡说符命，引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以为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义也。义先起兵被杀，谓义与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终灭不兴也。
又案金匮，辅臣皆封拜。有王兴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儿。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馀人，而二人容貌应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
公孙述亦引谶记，谓「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世而绝，一姓不得再兴也。又引籙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
光武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则光武亦明知谶书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岂以莽、述之谶书多伪，而光武所得者独真耶？
同时有新城蛮贼张满反，祭天地，自云当王，为祭遵所擒，乃叹曰：「谶文误我。」遂斩之。（遵传）
又真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後，瘿扬为主。」扬病瘿（颈瘤），欲以惑众，为耿纯所诛。（纯传）
是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馀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乃人主既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术者。
朱浮自言：「臣幸得与讲图谶。」（浮传）
苏竟与刘龚书曰：「孔子秘经，为汉赤制，元包幽室，文隐事明，火德承尧，虽昧必亮。」（竟传）
郑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书纬术之奥。」（康成传）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论学，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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