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韩明谟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30年代中期至1952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1979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关键词 社会学调查 社区研究 完全参与 理解社会学 模式比较法
一、引言
1994年岁尾，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乔健教授寄来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这是他于当年10月28日在该校就职人类学讲座教授时的演讲辞。他觉得“这个题目需要所有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们认真注意与思考一番”。所以决定把讲辞的草稿分送“同行中的前辈与友好”。他希望能对讲辞有关的问题，引发更多的讨论，以解除讲辞中所述的困境，以便对前景的实现，有所助益。讲辞所谈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有四：一是从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发展的历史看，三者名称上混乱，分不清，影响了三个学科各自的发展;二是“意识形态对学术派别的干预”，即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独专的局面”;三是“功利主义的压力”，他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教育当局、大学领导、家长、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会问：一个大学生学了人类学出来能干什么?能找到什么样的职业?”四是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社会。他认为困境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是没有前途的。相反，他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前途是远大的，前景是美好的。他对这种美好的前景也提出四点看法：1.中国一直是人类学者，事实上是所有与研究人类文化历史有关的学者都渴望研究的地方。2.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久而且是连贯不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具有人类学研究资料的丰富宝藏。3.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在一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而共存共荣的团结的民族。她在世界上绝无仅有。4.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之一，研究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可以用来充实、更新当代人类学的内容，促进它的发展。最后他诚恳地希望关心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实事求是地团结起来，认清并克服当前的困境，美好的前景是“一定会早日实现的”。
根据以上简要介绍，作为他的一名友好，我愿意响应他的提议，讲一讲我个人的看法。我的论题不准备对上述困境与前景作一番全面的探索，而是着重从第四个困境即“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的论点谈起，着重从这样一个侧面，即从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历史发展来分析。当然从一个困境出发作重点分析也许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涉及到其他几点困境或前景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想以费孝通教授几十年来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为实例来说明我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当然在这里我还得说明一点，我是把社会学、人类学、成族学混为一谈来论证问题的。我希望这个错误在本文后来的发展中能够得到谅解和辨析。
二、第一个里程碑
1.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1932年底曾说：“在中国，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1]
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看，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大多起始于本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学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溥(S.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I.S.Burgess)等曾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社会状况，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北京，一种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1921)，这是高等学校城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开端。这时在上海有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D.H.Kulp Ⅱ)指导学生在广东潮洲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5)这是高等学校乡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开始。
从此之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我把这段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名之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第一个里程约有二十年，在这期间有代表意义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从教育与科研系统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可以特别一提的：
(1)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 这个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它在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1929年6月，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国解放前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中成果较多的组织之一。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
(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活动 30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由留美博士、曾任北大教授的陈翰笙任所长。陈翰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与解放区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调查相呼应，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进行农村调查和后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调查。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1929—1930年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在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阶级分析观点，重点调查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情况。陈翰笙等领导下的农村调查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对理解在帝国主义和地主的盘剥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民贫困的根源，提供了事实根据与科学的论证，也对当时学院派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
(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活动 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根据愚、穷、弱、私是中国人民生活上的基本缺点，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为内容，以提高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目的，进行农村建设。为此，首先的工作就是进行社会调查，以便进一步制订教育实施方案，进行实验研究。定县调查从1926年实验区筹备就开始，1928年始由社会学家李景汉接任继续进行。
2.第一个里程碑的代表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在上述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即第一个里程里，我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要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本书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著作，调查全面翔实。全书八十三万言，分为17章，包括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是一部大型调查报告。它是迄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调查研究发展到高峰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部调查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贡献与方法的特点有：
(1)它是以定县整个县为范围，内容包括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的最全面的调查 在此之前，有些调查虽然论述的范围较大，但实际根据的材料，往往不过是零碎的，少数农村或城市某个方面的零星资料。本书资料之详细是少有的。社会学家孙本文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我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报告”，他又说：“为社会调查方法书本中最充实的一书……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或春田调查。”[2]
(2)它是中国县志的改造 它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延续了西方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结构和格式并有所改革。社会学家吴景超评论说：“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定县社会的认识，真比亲身到定县去参观半个月还要深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做别种县志的模范。[3]”
(3)突出资料的客观性 调查报告只提供客观现象的数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加任何粉饰和解释，不加任何价值判断，不说农民的某种活动好，某种不好，只提供事实，不加任何观点。所谓“本书在报告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连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见该书《序言》)。
(4)实证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体现了西方传统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方法。所谓实证主义方法，众所周知，从它的方法论观点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那些社会现象，是独立于调查研究者之外，而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应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实证的结论则是无意义的。同时为强调获得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认为调查者不要带任何观点，要求调查者脑海似“一张白纸”。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社会调查研究是用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调查者必须不拘成见，不参加个人的感情或主观的玄想，要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事实，这才称得起是忠实的社会调查者。”[4]
三、第二个里程碑
中国教育与科研系统的社会学，在调查研究方法上，30年代中期至1952年，可以称之为第二个里程，其特点是30年代中期以后异军突起，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社会学调查”或称之为“社区研究”。在这之前，社会学界只讲“社会调查”而无“社会学调查”之说。可以说，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所谓“社会学调查”是“社会调查”在理论和操作上的深入和发展，也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什么这样说，是由于第一个里程的社会调查在方法与方法论上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学研究的需要。
1.第一个里程的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缺点：
(1)缺乏一套明确的方法论指导 虽然调查者尽心尽力务求资料翔实准确，但由于缺乏一套切合实地调查的思想指导，其认识大多还停留在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层次上，而没有进入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的方法论的层次上。因此，他们认为，应用编好的调查表格逐条忠实记录下来并细心统计整理，这便就是“科学方法”了。因为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所以调查的目的也是泛泛而一般化，缺乏具体要求，这就使调查者在进行中不知所向，难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调查的结果也就难于深入。
(2)客观主义的调查法使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双方不易沟通 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前思想上如“一张白纸”、“不拘成见”、“不参与个人感情或主观的玄想”，这些话，表面上看是对的，但实际上由于把“客观性”理解为调查者对被调查的人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有任何思想看法，这样就会产生问题。要调查研究者企图采取所谓“超然”的立场，其实是做不到的。
(3)把社会调查与研究割裂开来 往往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调查是纯客观地搜集材料，所谓只是在“报告的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连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所谓：“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这种开矿与化炼矿石的分两步走，调查与研究的脱节，使研究者手中掌握的是第二手材料，缺乏感性知识。无法使真正的研究深入下去。这也就形成重调查轻研究的恶果。
(4)调查资料繁琐，轻重不分 从调查本身看，重视资料的搜集是对的，但也不是越细越好，越多越好。许多调查内容名为详尽细微，实则轻重不分，繁复琐碎，所谓“见木不见林”。中国民族学创始人之一凌纯声在他的一篇文章《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中，把实地调查研究的问题分为物质、精神、社会三个方面，汇集成23大类，842条“问题格”[5]，比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之详细状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实际很难让人分出轻重，从而也难于发现问题。
2.异军的突起
30年代一支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军开始组建，这支新军就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为首的年轻的中国社会学者集体。
(1)新军的创业人吴文藻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坚强的事业心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学术事业发展和培养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文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初回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作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终于选择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1933年燕大邀请了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Robert Park)来校讲学，讲解社区调查。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得克利夫·卜朗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
为了培养出一批干练的人才，吴文藻还对于一些在本科学习时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由于当时国内大学的学术条件还不好，因此他决定安排学生到学术条件较好的欧美国家深造。例如：A.安排李安宅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B.派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C.把费孝通引荐给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当学生;D.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E.把翟同祖和冯家异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特福等。这些学生学成回来后大都成了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和林耀华的《金翼》等。
(2)一个矢志深入社会的青年社会学者群体 3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连年水旱灾荒，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北，东北军执行国民党蒋介石“绝对不得抵抗”的命令，退入关内。1932年1月东三省全部沦陷，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近而成立冀东特区。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内忧外患、危机存亡的深渊。埋头在燕京大学优美的校园里的学生们不会无动于衷，社会学系学生联想到中国实际，焦急万分地要了解：中国何以落得这步田地?他们在系主任吴文藻的指导下学习了派克介绍的社区研究法，学习了卜朗的“比较社会学”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理论。这就形成了燕大社会学主要汇合了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就构成了燕大社会学者青年群体的研究的主导思想与方向。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叫作“社会学社”，虽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组织，但却是有共同志向的年轻人组成的向心力极强的群体。为了实践自己的志愿，他们纷纷出发去各地调查。费孝通与新婚爱人王同惠去广西，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写出了《福建的一个民族村》，杨庆kūn@①写出了《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写出了《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黄石写出了《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写出了《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正是这个青年学术集体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3.社会学调查
开创一个新境界，就是开创一个“社会学调查”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社会学在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上第二个里程的新境界。社会学调查，又称社区研究，或称社区分析。上两节已说明，它是首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为首的一批师生们发起的。所谓社区，英文为Community，是当时那批社会学社的学生译出的，至今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也可以说是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通俗用语。
建立社区研究的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其思想理论渊源有如下几方面：
(1)前述的传统的社会调查和方法;(2)文化人类学的成就，即从美国人类学家摩根1851年调查美洲印第安人起，直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和布朗，形成的一套文化功能派的调查方法。(3)人类生态学的成就，即从法国社会史学家德古朗许(Fustei decoulanges)的《古城》(La Cite Antigue 1864)开始，直到芝加哥学派派克的《城市》。(4)地域调查运动(Regional Survey Movement)在英、法盛行一时，导源于法国学者黎伯勒的地域决定论，到美国的都市计划运动。(5)文化社会学，起始于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朋，继之林德夫妇的名著《中镇》。五种思想汇成对社区调查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从此可知，所谓社区分析，即是应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以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一个有限制的地域社会内，进行整个社会的性质和既定问题的分析研究。那么社会学调查究竟比社会调查有些什么新的意义呢?
(1)社会学调查，强调社会学专业者的学术活动的目的性。费孝通说：“所谓社会学调查是依据卜朗的理论：‘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是要依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6]
(2)社会学调查着重通过调查研究，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而社会调查则着重实际社会问题的材料的搜集，其任务是要解决某些社会的实际问题，吴文藻说：“社会调查，是服务家的观点，主旨不在认识社会，而在改良社会，注重社会问题的诊断。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家的观点，主旨不在控制社会，在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历程的发现。”[7]
(3)社会学调查强调深入社区，围绕着所要研究的问题搜集资料，要研究一个社会变动的过程，而社会调查主要了解社会的现状。吴文藻说：“社会调查比之照像，社区研究比之电影。社会调查了解的是横断面、一时的、局部的静态，而生活是纵贯的，连续、全形、动态的。”[8]
根据这一套社会学调查的指导思想，可知一个社会学者进行的调查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调查的，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学专业知识和调查研究的经验，否则便无法进行，因为这不是散发一些调查问卷，进行一些固定项目的访问就奏效的。
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指导下，除了在1935—1936年进行的一些调查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大后方主要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人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但较有代表意义的还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
这个研究室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参加工作的先后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李有义、胡庆钧等十余人。他们通过对云南农村和工厂的调查研究，最后有费孝通：《禄村农田》、张之毅：《易村手工业》、史国衡：《昆厂劳工》等著作出版问世。
4.第二个里程的代表作——《江村经济》
从中国社会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角度，来检阅一下在第二个里程里的诸多研究成果中，究竟可以哪一本著作为它的代表呢?我认为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代表，也许集纳了许多评论者的意见。
《江村经济》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贡献：
(1)成功地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移植到社会学中来
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美国人类学教授南茜·岗萨勒斯(Nancie Gonzalez)说：“应该注意到费教授1935年的农村工作(指《江村经济》——编者注)是世界人类学的第一次。另一个是雷德菲尔德博士在墨西哥的工作，大致同时。在他们二人之前，人类学家都是研究原始民族、岛屿居民，例如马林诺斯基的工作。”[9]
《江村经济》在方法与方法论方面的新开拓，还可以从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的序中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2)深入社区，完全参与 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一般认为源于马林诺斯基，因为在他之前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的是所谓“沙发中的人类学”，而他在初步兰群岛(Trabriand Islands)前后三次调查用了六年之久，做到了完全的参与。调查者变成了被调查的社会中的一员，完全“卷入”他们的生活气氛中与他们交往，心心相通，打成一片，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悲哀，做到无话不说，无所顾虑。而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也像乃师马林诺斯基那样做到了“完全的参与”。
(3)社会学调查方法初展风采 《江村经济》是我国30年代那个异军突起的燕京大学青年社会学者群体循着R·E·派克、R·卜朗和老师吴文藻的嘱托，采用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路子，深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优异成果。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作者在《江村经济》里，尝试着首先确定一项研究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循着这个路子，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串全书。
(4)从实证主义走向理解社会学 《江村经济》中对农民生活中的许多理解和分析便说明了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社会调查的那种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理解社会学。
(5)模式比较法的起跑点 《江村经济》在方法与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学调查方法尝试的成功代表作，而且还在于它是在方法论上是“类型比较法”的起跑点，头一站，是一个里程起始的界棒。费孝通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清楚。”[10]
四、第三个里程碑
1.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挑战
社会学1979年恢复以来至今，可以认为在调查方法与方法论上走入了第三个里程。在这期间社会学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选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对社会学提出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新挑战。十几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不仅采用并发展了现代西方以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处理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模式分析、网络分析的新技术、新理论，而且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普及方面也是显著的。无论政府、企业、各种集体的社会活动中，广泛重视以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作为决策步骤，并以之作为发展取向的指南。这就显示出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发展，进入到第三个里程的特点。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最为系统，最有创新意义，在方法和方法论上作出重要发展的，我认为要数费孝通领导的社会调查或称作社区研究。
2.第三个里程——社区研究的新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是许多社会学者为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但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追寻，可以认为了解农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起点，也是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钥匙。
中国正在发展。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又应力求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几十年踏步不前的窘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数量多而素质差，国土面积大却耕地少，物虽博而人均数量少，具有高度古老文明而却是贫穷落后的大国。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呢?
研究的起点是从对农村做微观的解剖开始。这项工作，众所周知，始于费孝通30年代的“江村经济”研究，对这个太湖边的一个约三百六十户的小村子研究。当时调查的目的是认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其变化，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探索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道路。经过调查，形成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等看法。在过去调查的基础上，从80年代初期，从江苏吴江县开始进行小城镇研究。1982年—1984年，在小城镇的研究中，先是苏南，后是苏北、苏中。1984年后，组织人力，一路是经浙江到福建、两广;一路是经东北、内蒙进入西北地区，到达甘肃、青海。此外还组织了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的调查研究，这项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研究，目前已扩展为城乡发展和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并已形成为十余个省市区的调查研究网络。
那么，这项研究从方法和方法论的意义说，至目前为止有哪些值得我们回忆的呢?
(1)社区研究的新开拓之一
——小城镇的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小城镇研究是在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被提出来的。十几年来，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得出来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小城镇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小城镇是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从发展小城镇做起。小城镇研究不仅开创了建立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新领域，而且为按照中国实际情况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方面解开了一个难题。小城镇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亿万农民除了一部分靠农业改革的深化和拓宽，一部分靠大、中城市的发展来吸纳外，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出路问题还是靠小城镇的发展来解决。这也就是小城镇研究的深刻意义。
(2)社区研究的新开拓之二
——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研究证明，乡镇企业在农村确是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是农村经济中很活跃的因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要搞好这个基础，只从农业内部寻求力量是不够的。要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能够起到持久而稳定的基础作用，就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决不仅只是提高农业技术的过程，而必然要与农村现代化、农村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相一致，这包括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部分要转入非农业劳动部门，转入农村的乡镇企业。
(3)社区研究的新开拓之三
——模式比较法更趋成型和完善
社会学调查在第二个里程里发展出来的模式比较法，目前，在研究小城镇，研究城乡发展和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问题时，又得到了切实而更广泛的体现。脍炙人口的农村发展的三种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各有其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
(4)社区研究的新开拓之四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分工合作，协同攻关
从1982年起，以江苏吴江农村为基地，逐步扩展到小城镇，再到小城镇群体和中等城市，进行了城乡发展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为中心，联合江苏、北京、河南、河北、辽宁、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内蒙古、甘肃、山东、陕西、广西、西藏、青海、云南十七个省、市、区的约三十五个市、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成了一个“城乡发展和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协作组”的网络，共同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研究工作的依靠力量不是单单靠部分专职研究人员，而是包括能联系群众、有实际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各级政策研究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结合，大家对同一研究课题，进行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系统的协作。社区研究扩展到全国。
(5)社区研究的新开拓之五
——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妨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从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着眼，在东西部互助、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民族差距方面做文章，其次是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出发，利用其传统的民族优势求得发展。第三，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各个不同社区的协调发展。过去在这些地区办工业，只孤立地建起一个工厂，与周围人民甚少发生关系，可以叫作“孤岛工业”，形成人文生态失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
3.第三个里程的代表作——《行行重行行》
在社区研究方法的带动下，十几年来社会学界所作的有关调查研究成果和方法论的阐述已经发表不少，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最有权威性并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取得较大较多成果的，要数费孝通领导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个所自1985年3月成立以来，围绕着上述社区研究新开拓的几个方向，承担了大量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国内各类基金项目，国内、国际协作和赞助项目，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和专著不下300篇(部)，其中最有代表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认为应该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是一部乡镇发展研究的论文集。全书35篇文章，是费孝通自1981年“重理旧业”以来到1991年约10年间他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精选本，主要是关于乡镇发展问题的论述。
具有中国社会学方法和方法论第三个里程碑意义的《行行重行行》，其贡献是什么呢?
(1)文化人类学应用方面“思想志在富民”的忠实纪录 费孝通从30年代起至今的学术生活，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从30年代至50年代初，后期是从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至今。这后半期他自称是“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1]在这期间，他行程几万里，“生逢盛世”，著作丰收。《行行重行行》可算是这些年丰收中的代表，忠实的纪录也象征性地显示出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繁华旅程。前后两期，虽然在他的学术思想上有了不少变化，但还有一些“此志不渝”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志在富民”的思想。费孝通60余年来风尘仆仆到各地农村调查，“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农民走出困境。最近十几年来，他的真知灼见，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农民热情欢迎的小城镇研究，得到各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他的一些主意、办法已经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此他说：“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地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12]
(2)追踪江村数十年的变迁 自从1936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作了第一次调查，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之后。1957年又重访江村。至今已九访江村。1986年作了《江村五十年》一文，系统、全面地把开弦弓村50年来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费孝通这种追综调查的精神，是社会学者深入社会，进行社会实践，科学地认识社会，艰苦而认真地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贵表现。这种研究精神和探索社会规律的活动，也是研究工作坚持理论、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典范。
(3)“野马”精神是创新的精神 费孝通说：“前几年一次人类学的国际讨论会上，很多朋友都同意我自称为学术领域里的一匹野马，因为学科的传统界限从来限制不了我的研究领域。”[13]他所说的野马精神，看起来好像是不守学术“本分”，不按照学科研究的常规，循规蹈矩地做学问。其实，他的这种野马精神，我体会一方面正是当代科学研究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中非常需要提倡的方法论上的创新精神。野马精神，就是在学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既遵循着学术发展的规律、方向，但又不拘泥于老的学术框框的约束。
4.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解答了几个方法论上的疑点
从《行行重行行》以及费孝通其他调查研究论文中，可以发现有几个方法论上的疑点不断地得到询问并不断地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回答和辨析。这些疑点是：
(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这个问题是费孝通的老同学英国人类学家利奇(Sir Edmund 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书中提出的。费孝通的答复是，利奇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与费老本人的看法不一致也与他们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看法不一致。因为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说：“如果自我认识是最难获得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成就”，是赞成并鼓励费孝通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中国的。费孝通认为利奇所以不赞成费孝通和他们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看法，是由于“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出于我们并不都是英国人，包括Malinowski在内。我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费孝通明白说出：“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时代。我是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14]
利奇的这种看法首先是拘泥于古典社会人类学的信念，即“人类学是一门应用参与观察法研究其他人文社会的科学”，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由于“人类学是作为研究他文化(非西方文化)的一门科学起源于西欧的”[15]。从此可知，费孝通是冲破了西方殖民主义人类学而坚决走自己路子的。
(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这是利奇对中国社会学提出的第二个诘问，也是乔健教授提出的“现代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社会”。费孝通认为从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起点由点及面，是可以逐步概括不同程度的中国国情的。他说：“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16]
(3)太重视调查研究，太重视应用，就忽略了理论的建构。
首先不妨问一问，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社会学理论，就是对于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有关的事实和规律的系统性的解释。或者引证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命题”[17]称之为社会学理论。
费孝通说：“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18]这正验证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这个世界是人们自己创造并自己加以解释了的。社会科学不过是对人们常理世界已经解说了的现象赋予再解说，即在日常生活的第一个层次解说的基础上进行第二个层次的解说，即所谓“诠释常理世界的诠释”，也即“双重诠释”。费孝通的自我评估，也正是表白了这个道理。社会学理论并不玄妙，高不可攀，它不过是“诠释常理世界的诠释”而已。
(4)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反历史倾向，运用到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而结构复杂的社会是有局限性的。
功能主义人类学是在否定过去历史主义人类学不重视实地调查，企图通过推论重新构筑人类社会往昔的历史。费孝通及其研究的伙伴们，在坚持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进行工作时，从来都是从现实出发，透视历史，再从历史分析，以正现实。无论是对“江村”、云南三村还是十几年来从小城镇一直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无不坚持这项原则。这种方法也许就是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说的：“时空座标的研究观点(Coordinates of study in time and space)”，[19]这种观点是时空并重，相互印证，既重视共时性(synchrong)，又重现历时性(di-achrong)的。他们是功能主义的，但却是超越了功能主义的。
社区调查研究的新发展，在方法和方法论上以自己的长期的实践，的确是化解了社会人类学如上的几个疑点，同时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人类学显示出了令人乐观的前景。所以，不妨说，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第三个里程叫作新社会学调查阶段。
注：
[1]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1986年3月第1版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二十二章《实地调查的推广与发达》、第九章《社会学方法研究》。
[3]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见《独立评论》1933年第60号。
[4]晏升东：《介绍李景汉先生的社会调查方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方法与调查教学参考资料》第一集(油印本)1985年5月。
[5]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见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1936年5月出版。
[6]费孝通：《禄村农田》第4—5页。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
[7][8]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五卷一期，1936年1月20日。
[9]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学事务副校长、人类学教授南茜·冈萨勒斯(Nancie Gonzlez)1981年8月1日曾访问了吴江开弦弓村，在访问之前，曾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题为：《现代人类学方法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油印本。
[10]费孝通：《云南三村·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11][12]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13]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费孝通学术近著》，费孝通学术基金会(筹)编。
[14]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东亚社会研究》第1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15]末威道男：《研究东亚的自身社会的人类学》，载《东亚社会研究》第48—49页。
[16]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载《行行重行行》第4页。
[17]R.K.Merton著，何凡兴等译：《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54页。
[18]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序言》。
[19]Maurice Freedman,Main Trend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8,Rlolmes & Meier Publishers,INC,1979.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杜家贵)
本文是作者1996年9月参加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会的论文节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方下加土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