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
从语言现象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问题
2009年12月1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荷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走向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科学、信仰、理性及其对话”、“哲学与伦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生活”、“马克思与现时代”和“当代社会秩序与政治哲学”等主题展开讨论与交流。本组文章均选自此次会议。
□陈嘉明
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只能通过使传统哲学“概念明确”来进行？从语言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回答是否定的。
语言现象学指从哲学概念的流传、使用状况分析某种哲学的现状。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现状的语言现象学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用语已经所剩有限，目前仍使用的主要是道德方面如善、礼、义、智、仁、诚、勇等；而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如阴阳、太极、气等，则在哲学里已经罕见使用。在认识论的语言里，如果说在金岳霖那一代的哲学家那里还使用一些传统哲学的概念，如道、势、能、所等，今天这些概念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人们使用的是诸如主体、客体、感性、理性之类的外来语。与此相似，有关逻辑的传统概念也已基本消失殆尽，如辞、说、故、侔、援等。
回顾哲学话语在现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哲学与外来哲学的语汇，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况：外来哲学的语汇逐渐增多，而中国传统哲学语汇的使用不断减少。这有点类似于汽车、火车、飞机、电话、电视等商品与技术的引进，自然取代了牛车、马车等传统的东西。这些话语的去留，表明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同时也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多元文化的共存、融合的局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共存与融合，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趋势。对外来哲学文化加以融合的一个表现，是在这些概念的使用中，增加了自己的理解，增添了新的含义。
因此，想要通过明确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含义的做法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显然有悖潮流。从西方哲学的历史状况来看，其发展主要是通过新领域的开拓与新方法的运用而实现的。例如，知识论、语言哲学、存在哲学等领域的开拓，逻辑分析、日常语言分析、现象学等方法的运用等。
要准确地列举出哲学语言现象在中国的变化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中国的语言词典难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它们大都缺少一项重要的内容，即词语的“语源”说明，包括它来自何处，何时开始出现，期间有什么语义上的变化等。《辞源》虽然有关于某一语词的出处，但这仅限于本土的古词。至于外来语方面，则无此类介绍。这给我们的语言现象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难以知道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是如何引入中国的，以及中国哲学的概念是如何演变的。相比之下，《牛津英语大词典》有详细的某一语词词源方面的介绍，包括它来自何方，在古代、中世纪又是如何用法，有哪些经典的用例及相关年份等。这一思路有值得借鉴之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
□廖申白
近代以来，西方发生了从主体性概念与普遍性概念理解希腊人阐释的德性的需要，并且同时产生了理解主体性与普遍性的可能联系的困难。康德的问题与关切哲学地表达了这一困难。这一困难根源于西方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在这种变迁中，对于人自身实践的可能性的观点，人们变得悲观，并最终疏远这种观点；相应地，心灵在德性的实践中充实完善的可能性的观点也最终变得渺茫，并被抛弃。在这种观念变迁的背景下，哲学上发生了后来的情感主义运动：德性（广义地说，道德）如果是主体性的，就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普遍性的，就将不是主体性的；两者不可同归。康德在这种主张得到具体表达之前就警觉地注意到它，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哲学的联系。
在中国，由于两千多年儒学学说的传统、道学的传统和佛学的传统的帮助，实践的可能性没有从根基上被悲观主义所否弃，关于德性的实践对心灵的关注或心灵在这种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见识，以及关于在这种实践中心灵的不断充实与完善的可能性的观点，都仍然存在于文化的传统中。中国人借助自己的文化传统理解古代希腊人的文化，不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不仅如此，今天的中国人甚至会发现，自己文化中重视实践与德性的传统与古代希腊人的传统在基本精神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可以会通。我们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看到一个例证，表明他们在对实践的可能性和德性实践中心灵的充实与完善方面存在许多相似的观点，并且在肯定人的生命活动的充实方面存在深刻的一致。今天，人们能否回到关注人的实践和实践者自身的立场上，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人类创造的文明，已经长久地把人们的目光从自己可以把握的生活引向对外在事物的越来越大程度的依赖上。基于关注人的实践和关注人自身作为实践者的心灵的观点，那个令康德如此不安的问题——德性能否既是主体性的又同时具有普遍性，不会发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儒家的角色伦理和人格认同
□安乐哲
儒家的“角色伦理”指人如何在由个人构成的角色和关系中最佳地生活，它起源并延伸于具体的家庭情感，构成了儿童与其长辈间的代际关系以及他们生活中的相互依存的角色。这种家庭情感完全是普通而日常的，但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不寻常的方面。在儒家生活世界中，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被视为构成他们人格的家庭关系之中，其“天性”的形成在于自然本性与教化认知、道德、审美、宗教情感的结合，而后者是由他们的家庭场所和原初条件所提供的。也就是说，人从落地伊始就被理解为受独特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影响和培育，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礼的概念奠基于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行为处于一种丰富而质感的关系模式之中。“礼”使人处于有意义的、交互的角色之中，并处于和他们的家庭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中。鉴于每一特定的情景向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义”反映着持续的调整，这种调整对于优化家庭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这样做是为了深化和扩展家庭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日益稳健的意义来源。只有始于家庭内部的敬重（即“孝”），并把同样的情感扩展至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人们才能在适当的时候在群体关系中，完善其行为（即“仁”）。人通过交往的生活所获得的有教养的、独特的个性是生活在复杂道德生活中的最终回报。因此，诸如“仁”、“德”等远非同一化的儒家术语，是从特定人们的生活历史中概括出来的，需要借助特定的行为模式，而非采用抽象的原则或者定义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训导很大程度上通过模仿而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美国夏威夷大学）
中西价值观：关于跨文化交流的方法论反思
□卜松山
跨文化对话作为融解国际领域中潜存冲突的一种方式，需要对话者去理解彼此，从而达到双方视阈的交叠以至融合。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达成涉及许多问题，比如对话者之间的关系、对话所使用的语言、对话者的历史经验的差异、民族主义的态度、抹平文化差异的倾向等等。因而，我们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作出历史的反思，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其他文化价值体系之逻辑。
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儒家文化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宗教，但是实现了类似基督教的功能。两千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产生了显著而持续的影响，并作为和谐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典范被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东亚学习西方已经有多年的历史，欧洲也应当如此，积极汲取儒家文化之精华，弥补自身文化、政治、价值理念的盲点与误区。如果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能够有效开展，那么各自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得以解决，各自文化亦将以一种愈加丰富绚烂的姿态出现。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
全球化、霸权
和西方艺术
在中国的影响
□柯提斯·卡特
自16世纪耶稣会介入中国艺术以来，西方艺术的支持者们试图借助各种各样的机会融入并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耶稣会对中国艺术的介入主要源于全球化在西方部分地区的成就，我首先关注的是文化全球化在东西方艺术发展中所产生的后果，并以霸权这个概念来分析西方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正如文化的其他方面所示，艺术的全球化由艺术的、观念的或实践的企业运作或转化组成，这些企业从某一特定文化向处在某个发展阶段中的另一文化发展。霸权指的是文化的主导权。对20世纪50年代的艺术而言，文化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而在当代，纽约和北京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艺术流动。这两种现象的对比将为解决西方艺术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影响，以及东方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之类的问题提供一个比较性的框架。
在全球的文化实践中，霸权在多个国家意味着艺术的观念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而这些观念对接受方在文化实践上产生影响。当艺术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它将成为后者的一个部分，并可能改变后者已有的艺术实践。对中国而言，较强的文化认同拒绝外来文化霸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年代里，中国艺术形成了自己的创造性革新。因此，当代中国艺术家必须处理这样的问题，即怎样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把传统与当代生活勾连起来。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实践，使得个体艺术家能够运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基础进行创造。艺术创新是持续的，当中国艺术家们寻找代表新的艺术认同之时，必须发挥源于艺术自身内部的创造力。届时，北京也许将取代纽约成为世界的下一个艺术之都。
（作者单位：美国马奎特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网 2010-01-26 14:4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