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抗衡的两大学派
李培林
法国的大学的确很像是社会再生产的机器：多数政界高官都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高等行政学院，多数的工商巨子都毕业于各种工商和管理专科大学，而巴黎高等师范大学一直是法国著名文人的摇篮，布迪厄、图海纳、布东和克罗齐埃这四位法国当代社会学的巨头，除了克罗齐埃是法国高等商学院毕业，其他三人都毕业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那里也哺育过萨特和阿隆等老一代著名文人。从理论传统看，布迪厄仍有过去学术大师包容一切的风范，哲学、文学、音乐、艺术、教育、历史、语言等传统人文学科，无不涉足，相比较之下，图海纳则比较专一侧重于劳动社会学和对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的研究；布东和克罗齐埃是两位深受美国社会学影响的学者，他们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并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学校任过教。他们自六十年代先后成名，并逐步形成法国当代社会学的四雄格局后，成为至今难以超越的老一辈学者。无论是社会学教科书的介绍、大众媒体的关注，还是著作的引征量和知名度，新秀们都还难以取代其地位。不过，到一九九六年，他们相继卸去研究组织的领导职务，退休或步入退休的年龄，其中年龄最长的克罗齐埃已七十四岁，基本停止笔耕，图海纳七十一岁，布迪厄六十六岁，最年轻的布东也已六十二岁。
布东还不断有新著问世，一九九○年出版了《相信虚假、含混和可疑观念的艺术》，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正确和真实》。布东是法国社会学家中数学功底最为雄厚的，但他晚年的研究却愈来愈哲学化了。他从齐美尔关于虚假观念来源的命题出发，声称要建立一种认知社会学，他认为在过去的认知科学中，人们总是指责感觉、情感、无意识等因素是盲目信仰的根源，其实人们信仰的来源就是被认为有价值的论据，人们的很多虚假的、疑问的观念就是经过了所谓逻辑的和科学的论证而使人相信的。布东的认知社会学实际上是要对理性进行批判，认为理性有时的作用就是使虚假的信仰理性化，但理性本身的难题是，有时对虚假观念的集体信仰之所以能强加于社会，并被认为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只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合理的推论”，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这种“合理推论”是“有价值的”。但布东的这些有价值的哲学思考在社会学界很少听到回声。
与克罗齐埃和布东不同，布迪厄和图海纳尽管年逾花甲，却仍十分活跃，不仅仍不断地有新著问世，而且站出来对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他们仍然是大众媒体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他们的众多弟子都成长起来，他们逐渐成为目前法国社会学中分立的和相左的两大学派。
布迪厄在晚年一方面仍在担当着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角色，另一方面竭力为布迪厄学派奠立方法论的基础。他一九九二年出版了《艺术的规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这是一本研究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巨著。对法国学者来说，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因其所具有的浪漫现实主义的复杂色彩，而持有一种特殊的恒久魅力，关于他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萨特在晚年也曾以《家族的白痴》为名写了三大卷研究一八二一——一八五七年的福楼拜的著作。布迪厄在他这本研究福楼拜的巨著中专门辟一章谈方法论，他重申他的方法是与结构主义的范式决裂，但又不重新陷入古老的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同时，他的方法也与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范式决裂，该范式以“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名义又重新出现。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福楼拜为研究个案，分析作家如何致力于创造文学世界和成为他的创造物的主人，但他们自己又被他们致力于创造的文学世界所创造。布迪厄借此所要解释的，就是社会主体的创造力对社会结构生成的意义以及社会结构对社会主体的制约作用。一九九三年，布迪厄出版了在他指导下，由二十二位社会学工作者集体完成的《世界的苦难》一书，这是一个集体课题组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对当代法国社会中各种悲惨境况的产生条件所进行的访谈调查结果，调查对象涉及学生、工人、农业劳动者、准无产者、工薪阶层、手工艺人等等。全书近千页，而且全是用小号字排版，真实的访谈记录就像是在向人们以口述史的方式讲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悲惨故事。布迪厄在前言中说，这本著作是要让一般法国人和政治官员了解那些很难听到其呼声的生活困苦的人们，一些人往往把眼睛盯在舆论调查结果上，另一些人则在体制外进行抗议，但对这些真实的悲惨生活都知之甚少。
布迪厄最新的著作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实践理性：关于行动的理论》，这本著作很像是布迪厄的理论研究的总结，是以布迪厄在法兰西学院和日本、美国、德国、荷兰等地的学术讲演稿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布迪厄声称该书汇集了他一生研究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东西。在该书中，布迪厄强调指出，他的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类学理论，他称之为“关系科学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把客观的社会关系放在研究的最重要的位置，从而与那些注重实体研究(如个人、群体等)的理论相对立。布迪厄认为，这也是一种行动哲学，但强调行动者是在他们“嵌入”的关系网络中活动，这种行动哲学与许多相关的概念决裂，如“主体”、“动机”、“角色”等等，同时又与那些著名的二元论决裂，如个人／社会、个体／集体、意识／无意识、客观／主观等等。布迪厄说这本书是为了澄清人们对他理论的一些误解，但实际上是为了回答许多人对他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决定论色彩的指责，并论证他的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尽管布迪厄在各种学术场合不断地与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但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理论仍然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色彩，他似乎在力图创立关于文化的《资本论》，但他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客观主义在新一代学者返回主体的思潮中往往受到非议，甚至他过去的追随者也因此而离开他。然而，布迪厄的魅力在于，他仍然是那种博学型的学者和哲理型的思想家，他有众多的弟子，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院士，而且至今仍在领导着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欧洲社会学研究所。
图海纳晚年的学术活动也没有因其年龄的关系而变得沉寂，相反，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相抗衡的行动主义学派在他的领导下基本形成，这种行动主义更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特别是社会运动创造历史的能动作用。图海纳学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图海纳就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调查研究组，运用图海纳创立的社会干预调查方法(intervention sociologique)，对各种社会运动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方法是很独特的，如在对同一个企业的职工调查时，往往是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并邀请被调查的对象直接参与调查，让他们与有关的企业主、工会、政党、新闻界、宗教界等人士对话，然后在研究者的帮助下思考这些会谈，分析自己的行动，最后各小组之间还要对话。这种方法的主旨是不把研究的对象看作被动的客体，而是视为与研究者一样的主体，研究者在与其研究对象的共同研究中，探索自己提出的假设是如何被接受、修改或否定的。图海纳的研究小组先后对学生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工人运动进行了扎实的调查，并集体完成了《学生斗争》、《反核》、《公民的国家反对政治的国家》、《团结：波兰1980—1981年社会运动分析》、《工人运动》等有社会影响的著作。
一九九二年，图海纳出版了《现代性批判》一书，这本书对他来说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他的理论继《行动社会学》的阶段和《社会的生产》的阶段之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图海纳学派的形成加固了理论上的基础，这是一本思想史的理论批判著作，这种理论上的追根溯源和历史性考察在图海纳以前的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本书很像是一本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宣言，图海纳在书中指出，西方曾长期认为，现代性是理性对“传统、依附和信仰”的胜利，是普遍性规则对特殊生活体验的征服，但今天，这种曾占统治地位的知识精英的观念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抵制，人们对现代社会中排斥生活经验多样性的现代性提出质疑。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的理论被从根本上动摇了，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逃避。图海纳提出，必须重建现代性，因此要追根溯源，追溯文艺复兴和改良运动的历史断裂，追溯被启蒙哲学和历史哲学破坏了的世界统一性，这种断裂赋予理性发现世界规律的使命，而使意识承担起恢复人的主体地位的责任，然而理性在完成其征服以后，却又被尼采、弗洛伊德、大众消费和民族主义所推翻。现代性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是主体的真正解放。图海纳在该书中对罗素、笛卡儿、洛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霍克海默、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理论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主题就是一个：返回主体。图海纳最后还指出，目前的西方社会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进入一个行动者和行动系统相分离的后现代社会，而只不过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工业开始衰落了，但文化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主体的位置在这些新的产业中更加突出了。
图海纳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什么是民主？》一书中，将他关于现代性的互补理论在政治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很多世纪以来，民主一直与从无知、依附、传统和神权中的获得解放相联系，这种解放是通过理性的胜利、经济的增长和人民掌握政权来实现的；但是在今天，要避免另一种危险，即技术、市场与文化世界的分离；民主不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胜利，而是工具理性与个人的多样化的结合，民主意味着要把服从大多数原则与尊重少数原则结合起来，把经济效率、政治自由、文化宽容以及个人幸福结合起来。
图海纳学派较少涉猎文学艺术领域和基本上不使用问卷调查技术，因而在纯人文领域或注重社会统计分析的美国社会学界，远不如布迪厄学派的知名度高，但图海纳学派对法国企业和工会领导人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实际参与，是很少有学者能匹敌和媲美的。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
《读书》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