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口头传统：北京民间文学的传承现状
岳永逸
中国作家网 2009年12月17日17:31
与前边参加这个论坛的诸位方家用专业高深的术语表达自己的思考，用思想说话不同，我是个不太有知识的人，我只想讲几个故事来表达我对现实与文艺这个话题的理解，在这里仅仅用嘴说说话。
叶培贵教授刚才提到书法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实上，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已经成为了一项运动，影响很大。这种将目光专注于过去的文化运动表面上是激发民族自信心与民族情感，实际上则是在经济实力有所增长的当下，人们的文化焦虑和自信心不足的一个表征。对于书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叶教授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书法的危机，因为它已经进入了遗产的行列。但我的关心的问题是：不论雅俗，为什么很多东西都一窝蜂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书法在相当意义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的范畴，对于属于下里巴人的俗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意味着什么？究竟是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去年6月份，我曾与《新京报》的几位朋友一同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做灾后羌族文化现状的调查。茂县的西湖寨，是已经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羌族“瓦尔俄足”节( 俗称“歌仙节”或“领歌节”)的原生地。这是一个展现女性、以女性为主体、以歌舞为主要形式的民族节日。当时，村里的人跟我们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县文化局包括县宣传部就找了一些会唱歌的妇女到县城录音录像，后来根据这些在县城里录制的音像资料，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下来了。可是，紧接着，村民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他们县里面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我们没有关系。评上过后，不见拨款，再也没有上面的人来谈节日的事。今年地震了，寨子里还是有七八十人祭拜山神和仙女，过我们自己的瓦尔俄足节，求山神仙女保佑寨子、保佑我们和国家度过这个难关。”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要搞这种层出不穷的评审运动、命名运动？要给本身在生活中传承的文化定级别？因为可能带来经济利益或者是政绩就搞？但是，这种大跃进式的文化跃进运动实际上在分裂、重组着我们的社会、社区与族群，也分化着不同群体对民俗、民间文艺的认知。
话题拉回到北京。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位老先生说最近很忙，忙什么呢？忙进营房，进监狱，进学校，进青少年宫，跟不同的群体包括跟政府的官员讲解。讲什么呢？讲北京的文化、传说，将香会行香走会的规矩，讲春牛该怎么做，用什么做，做多大，怎么打？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为什么让他讲？请他讲？因为我们的官方或者说我们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认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民俗，社区居民也不知道，所以就要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个地方有什么，这个群体曾经有什么？该怎么恢复，怎么做，从而形成自己社区的文化品牌。换言之，就是要用已经不存在，没有现实基础或者断裂的民俗知识来教化、驯化现代社会中“无知”的民众。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脑海里马上就闪现出了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社区、那些群体真的需要这些知识吗？这进一步使我联想到自己的行为。
从2004年开始，我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开了“北京民俗文化”这门课程。大约是在2005年，有一次讲到相声的时候，我顺口提到了至今相声界都公认的祖师爷是“穷不怕”朱绍文。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站起来就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上个礼拜不讲？她说她上周末考导游资格证考到这个题目没有做出来。我当时听了很难受：她不是对这些知识感兴趣，有兴趣是因为题没做出来，可能会影响到拿那个证。但是，现在一想，或者当初这个女生是对的，而我当时的难受是错误的。因为同样的问题的是：在这个功利社会，只讲工具理性的社会，作为老师，我为什么要给学生讲与他们生活没有多少关联的所谓的知识？
新世纪以来，官方，包括不少的知识精英都在推动民间文艺进校园、近社区的活动。要将因为政治建设或经济建设需要而已经中断的民间文艺、民俗知识传递给地方，传达给记忆出现断裂的原先的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承者。但是，不仅仅是已经都市化的北京，习惯了住单元房，过现代都市生活的民众是否真正愿意接受，并再重新拾掇起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与官方要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如果愿意，又都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论怎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要想传统的民间文艺大面积地下社区、进校园从而得以传承，这显然与现实存在断裂，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些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的教化与驯化的“反哺”迥然有别于以往的采风。无论是今天多人提到的《诗经》之“风”，还是当下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民间文艺都是自下而上的，是从民间采集来的，民众才是民间文艺的主体和拥有者，知识产权是属于他们的。今天的“反哺”则是出自于官方或部分精英的主观想象，是自上而下的，知识和规矩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少数的精英，这些博古通今的精英成为民间文艺的尺度和权威。民众被定义为是需要教化与驯化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于是立足于已经被破坏的社区传统文化的新的社区的文化建设成了政府和精英的事情。民众仅仅是被动的受者，民间文艺不在当下活态的老百姓生活中，不在街头巷尾，而是在精英或者官方的规划设计与嘴中。这乍看类似于五四式的启蒙却又迥然有别于五四时期的启蒙。看似是在延续传统，却是与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联的传统，从而对传统和现实形成双重与双向的背叛。显然，当下“反哺”这一迥然有别的民间文艺传承模式是值得深究的一个学术话题。
我们为何不关注民间文艺传承的现状，而是一定要去教民众应该怎样怎样？这就是我要说说“北京民间文学的传承现状”这个话题的原因。
作为历史悠久的帝都，北京不同于南京、西安、开封等其他的几个古都并非是因为城市格局，而是作为北京流动之魂的民间文艺，是生活在京城的普通百姓赋予北京的意味。幽州苦海、八臂哪吒城、高粱赶水、海眼、九门八典一口钟等等传说故事都累积着近八百年来天子脚下的子民对京城的理解和把握。不仅如此，几乎每个胡同、城门都有着自己的传说。尤其是城门，与文献典籍中中规中矩的记载不同，老北京口语中时不时说出的是兵门、煤门、水门、税门、粮门等等。
从04年开始，我所在的课题组对北京各个区县的民俗文化进行调查，一年一个区。在2007年对房山区的调查中，课题组随机调查了130个人，能够讲讲和老北京相关传说故事的仅35人，占26.9%，而且平均年龄是66.8岁。去年在西城区做的调查，情况大致相同。在调查的115人中，有26人能讲讲与老北京相关的民间文学，占22.6%，但是平均年龄也在60岁以上。对于老北京的传说故事，我们知道北京的人口结构在发生着变化，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知道，这是比例相对低的原因。可是，作为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化城市，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北京城又在产生着新的传说，像331公车上的鬼故事就着实流传了好一阵子，这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都做过相关的报道。同时，就老人们所仍在讲述的老北京的民间文学而言，我们发现在影视等媒介被赋予负面意义的“老佛爷”慈禧，其实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先驱。人们会讲太平歌词、天桥八大怪、双簧等等都是老佛爷封赏的。大家去十三陵、天安门去旅游的时候会听到许多帝王传说，其实我们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也都有着相关的传说。
民间文学传承这一复杂的事实，又引发我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北京，我们所说的民间文艺与宫廷文化、帝王文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为何主流意识形态长期想灌输给民众的一些观念，在民众那里始终如同陌路？民众是能够被教化与驯化的吗？主流意识形态究竟是怎样在想像民众和民间的？
在《迷人的北平》这篇小文中，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北京的美，不在明哲的大学教授那里，也不在显赫的达官显贵那里，而是在卖苦力的人力车夫这样的劳动者那里。这一个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学意象也还适合于当下。
05年端午节前，去开一个座谈会，我当时打车去，那个司机是宣武区人，已经近60岁，开了快20年的车。我随口问道：你觉得北京城的变化大吗？他说：“变化很大，作为一个老北京人，这么多年，楼也高了，路也宽了，不过这些都不是给人的，而是给车的”。这句话其实质朴地道出现代化都市的普遍特征，和今天都市人生存的困境：人不是主体，车才是主体，人已经从各个层面非人化。
昨天，我又不得不打车来赶现实与文艺论坛这趟“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位大姐，刚开出租不久，但眼光很厉害。或者是担心路走错，我一上车，她就说，“你是知识分子吧？有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宽容、理解！”我含糊其词说沾点边吧。过了一阵子，她说：“现在社会怎么了，男性喜欢穿红衣服，女性喜欢穿黑衣服”。接下来，她没有直接说我显得浅薄、轻浮之类的话，而是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穿这个红衣服就显得不太有知识了，要是不穿……”。她对穿红衣服的我这个形意象的把握、认知与表达，正好说明今天民间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名目繁多、等级不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面上“红火”的民间文艺，实则与民间文艺没有多少关联，就如穿红衣服的我，表面上红红火火，实则腹中空空。
现实和文艺的关系很复杂。“民间”这个词有很多人在使用，但是同时又很少去真正地关注受众尤其是下层的民众他们的诉求和想法。就民间文艺的繁荣而言，或者我们需要的不是主观的教导民众应该怎样怎样，我们首先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真正地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进而关心他们当下有的“民间文艺”。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