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概述
民族志(Ethnography)是文化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模式之一（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2008；页11），是再现和探讨社会生活及其背后的象征体系、社会制度等最有力的工具。本书是阎云翔教授（以下称阎教授）以民族志为方法，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下岬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人类学特有视角进行分析，以礼物的交换与流动为切入点，考察「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路」，完成了有关一个中国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的民族志报告。本书共有八个章节，第一章就礼物这名词在人类学中的定义与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做一概说并对研究的框架做一说明；第二章则针对田野工作地点下岬村的概述；第三章则为礼物做初步的分类；第四章介绍下岬村村民们的随礼开支、义务性礼物馈赠与关系的培养及其关系网络；第五章对实践性亲属关系与私人网路深层的含义做探讨；第六章则以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的角度来探讨礼物交换的意义，而第七章是从礼物交换的不均衡、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与收礼荣誉与送礼竞争等方面的观察来解释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在第八章里则藉由新郎家与新娘家在婚姻中对彩礼和嫁妆投入、新娘和新郎在婚姻交换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婚姻交换的性质等问题的诠释，来理解婚姻交换与社会的转型；第九章终结前面八章的论述，对社会实践中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社会网路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的实践，透过分析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和实践性的社会关系，全面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和实践中的运作逻辑，以人际网路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来理解人们如何去调适以因应社会的变迁。下岬村居民不断地采用新的礼物馈赠模式，以修正他们对关系网络的认识并调整他们对人情伦理的适应方法，做为对社会主义实践所反应出来的会社变迁的一种回应。
贰、研究方法
民族志为文化人类学者以田野工作（field work）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其观察结果，以建立一套论述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质性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文化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所采用。阎教授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利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来再现和探讨社会生活及其背后的象征体系、社会制度等。其使用的一手资料是从田野调查得来的数据与文献。诸如：访谈所得的口述资料、礼单、礼帐、婚礼开销帐单等。而二手资料则以下岬村听来的一些送礼轶事趣闻、国外的英文文献与港、台出版的中文论著等文本资料。
阎教授能对下岬村的礼物流动与交换的背景、内容、形式做了大量细致而深度的描述，是得益于他长时间对下岬村的田野调查。除此之外，阎教授也对不同的赠礼者和受礼者在对待“礼物”时的不同的心态作了详实的描写，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民族志仅是对文本叙述是不足的，尚必须对各种文本包括文字、口述、耳闻等资讯进行整理与归纳，这些初步归纳出来的结果都应当结合一些理论，才能在一定的问题之下做出说明，而建构出自己的论述。阎教授不仅精于文本的归纳，同时也擅于理论的运用与构建。在这本着作中始终在现象的综合描述和理论的对话这两条脉动中进行，并贯穿于研究之始末。
参、礼物流动的功能性
阎教授从以往人类学中相关礼物的理论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从马歇•牟斯(Marcel Mauss；1872~1950)的「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马歇•牟斯，2002：P.21）到布罗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即理性互惠模式（阎云翔，2000：P.5-6）。从葛里高利和安妮特‧韦娜(Annette Weiner)的新视角「礼物的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阎云翔，2000：P.10-11），到萨林斯(Sahlins)将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视作一个系谱上的两个终端，而并非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两元对立（阎云翔，2000：P.12），对礼物理论的研究脉络和分歧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阎教授指出在中国礼物交换的重要性，在概括了21种送礼行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改造了贝夫对礼物馈赠的两分法，提出「表达性的礼物馈赠」和「工具性的礼物馈赠」这两种类型的礼物交换（阎云翔，2000：P.42-70）。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以交换本身为目的，经常是反映了馈赠者和收受者间的长期关系上。而工具性礼物则是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手段而已，这种礼物兼具了礼物和商品的特性。阎教授在解释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时，引用了人类学界「再分配（redistribution） 体系」的概念，并认为民间送礼的意义发生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再分配体系”的建立有所关联。
阎教授在书中提到礼物的馈赠对于维护关系网络方面，归纳出以下的三种功能︰一、经济功能：农业社会中的彼此互相扶助，某些劳动环节需要提高效率以赶天时，这需要关系网络来支持。另外私人融资也需要关系网。二、社会功能：在灾荒时期，关系网络给生活危机提供了缓冲和社会援助，是一种社会功能保障功能。关系网络在红白喜事时候对主家的精神支持，特别是在葬礼上，是一种社会互助功能。三、政治功能：在中国传统绝对权力的背景下，一个关系网络可以缓解上层权力对下层的直接损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保护手段。（阎云翔，2000：P.85-93）
从以上三种功能来看（特别是前面两种），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社会中它们成为维护关系网络的驱动力。而交换礼物则是维护关系网络的主要工具。再者；阎教授还提到，在中国的人情伦理体系中有︰理性计算(指经济上的直接盈亏计算)，道德义务，情感联系等三个架构性维度，构成了人在维护关系网络时所考量的三个支点。其中；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可以看作是长效机制，用来维护群体利益不受损害，情感联系则在于加强彼此认同感和归属感。以上两者可以直接保护群体中的成员一致对待危机和灾难。而理性计算在保证个体在短期内不至于在经济上出现不平衡导致危机。透过阎教授的描述，我们看到，传统的礼物馈赠是以社会义务为基础进行物品和劳务的交换的，这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即是一个互惠系统，同时阎教授又强调不能将人情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一种理性计算的工具，提出应重视礼物交换的道德和情感的层面与社会文化意义（阎云翔，2000：P.120-142），而与马歇•牟斯(Marcel Mauss) 做对话。
肆、从小地方看中国大社会的变迁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50年以前，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间礼物馈赠模式不断的在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模式再度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阎教授对过去的二十几年「请客送礼」之风的重新出现，论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一度想用「同志关系」来取代「礼物关系」，结果使新设立的制度渗入到传统民间文化的「礼」当中，使民间的交往具有更多的「实利内容」与「等级关系」。八十年代以来复兴中的「礼」所代表的文化，已经深受这种历史性的制度变迁之影响。
阎教授从婚姻交换中亦观察到彩礼和嫁妆的内容、彩礼消费模式的变化、新娘和新郎在婚姻交换中的积极角色与社会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彩礼习俗从家庭间送礼的形式演变为家庭内部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间接嫁妆变成直接嫁妆，这是对大环境中社会变迁的反应。」在早期的婚姻模式中，一个家庭给另一个家庭彩礼是为了资助新娘，而新娘的（间接）嫁妆最终又资助了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小家庭。然而在分家之前，这个小家庭不会得到独立的地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妇女们能在婚前婚后控制其嫁妆是通过新娘的父母给新娘的，所以实际上是新娘的父母决定收到的彩礼中有多大部分要用作新娘的间接嫁妆。从90年代起，婚事的礼物由新郎家直接以干折的形式送给新娘。新娘，在新郎的配合下，从婚事协商的最初就全权支配着订亲礼，并且，在婚后不久进行“单过”形式的分家时，用它们来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干折行为的出现，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而成为上一代向下一代人分配财产的方式。对婚姻礼物最终流动的考察揭示出：婚姻交换的复兴主要源至于年轻人对高额彩礼和奢侈嫁妆的需求，其目的为了储存家庭基金，与现代世界中夫妇核心家庭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阎云翔，2000：P.170-200）
伍、从金门地区的礼物交换看社会适应对策
在社会交换体系中可以交换的资源除了礼物之外，还有地位、感情、服务、资讯、金钱等五种，而这五种我们可将之视为广义礼物，故礼物在这里就不一定是一种实际的财物，礼物的呈现就变得多元性了。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交换者之间在社会资源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就礼物的交换脉络中看礼物的流动，其实就是人们对社会适应的一种对策，在这社会适应对策的逻辑思维下，人－人情－面子－权力－欲望 建构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体系，并在这基础上转换成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在社会中就是一种资源。社会适应对策是谁可能从礼物的交换中获得无形的利益、权力与声望，谁可能从礼物的交换中获得有形的财货与金钱的裁量中来决定礼物的流动方向。
以下就礼物交换的观点来看金门地区的社会适应对策，在70年代；办一场丧事必须全村总动员，而人数少的姓更是要所有同姓的人员都要动员，因为一场丧礼的基本排场必须动用一定的人力，若某一人不加入这一交换体系，则在他家要办丧礼时就会找不到人可帮忙，所以每个人都要加入，这就是出至于互惠的劳力交换。现在因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职业多元化，即使想要加入这体系也是力不从心，这种交换体系就不像之前那样巩固，因应而起的便有葬仪社的行业来取代。然而办丧礼的人力交换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金门丧礼的排场是一种〝面子〞的表现，有些人就加入了车队的交换体系、葬仪的交换体系、公祭的交换体系，这是为了某一天他也想从他所加入的交换体系中得到相对的回礼，以便显示其人际关系网络的雄厚。再者；金门有正月初九拜天公的习俗，丧家一年内年是不能拜天公的，在早年因物质贫瘠，一般人会将拜天公的红糕粿或鸡、鸭分送给有丧家的邻居、亲友，这种礼物的流动则表现在情感的层面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现今物质充裕这种送礼也就没有那样积极。早年（民国50年代）金门乔迁入厝时，希望有地位的人士送「千水大镜」 的礼物，大厅摆得愈多，象征自己的会社地位愈高人际网络愈广。现今则希望送的礼物为较实用的家电产品，较为知己的亲友还会询问对方希望得到何种礼物，这是一种趋向务实的做法。
陆、结语
拜读了本书之后，除了对主题「礼物的流动」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之外，最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的呈现，如何从人类学中利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工作着手，如何去分析与诠释，并发展出自己的论述。如何从历时性的观察中看清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从考察一个小地方看出大社会的变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族组织是当时社会适应的对策，工业化之后社会适应的对策则转变成核心家庭的组织，这就是这一社会变迁的趋势。人类需要常常改变对策，以便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礼物交换在道德和情感的层面与社会文化意义亦应关注，这观点给于我对观察与研究起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王铭铭着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阎云翔着 李放春、刘瑜译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着 徐雨村译
《文化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探索Cultural Anthropology》，台北：麦格罗．希尔国际出版公司，2005。
马歇•牟斯（Mauss, Marcel）着 汪珍宜、何翠萍 译
《礼物：旧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功能》，台北：远流，1989。
张百庆着
《二十一世纪》第11期网路版，＜为人与懂事：从一个华北乡村的社区研究看中国法治之本土资源＞。2008.05.03检索于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1034g.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