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和平的精神狩猎者:来东方的目的是为上帝猎取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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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同年，另一位西班牙籍耶稣会成员桑切斯（Alonso Sanchez）也从马尼拉辗转来到澳门。与利玛窦一样，桑切斯也狂热地希望用上帝“归化”中国，不过他选择的手段更为激烈：“我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
桑切斯在不久之后作为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地当局的全权代表返回欧洲，怀里揣着一份呈递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备忘录：《论征服中国》。备忘录里，桑切斯极力鼓吹对中国动武。在桑切斯看来，打败明帝国的军队十分容易，“只需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名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国家的士兵就足够了”。一幅绚烂迷人的前景被展现在菲利普二世的眼前：“王上可以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可以在那里设立相当于现在整个教会规模的总主教区和主教区”，世俗的国王能够得到最多的财富，天国的上帝则可以收获最多的仆从。
当桑切斯因为“十字军征服中国”的提案而贵为马德里宫廷的上宾时，利玛窦已经与他绝交，正在广东肇庆艰难地劝说着当地的百姓“改邪归正”。在往后的岁月里，明帝国将带给他太多的惊讶。有一年他在南京过元宵节，看到市民们大放焰火，情不自禁地感叹：“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北京城可容三辆马车并行奔驰的城墙也让他震撼不已，以至于他对欧洲号称强大的舰队顿生失望，认为它们对中国而言是无用的。这些惊讶一次次地让他坚信，自己当年与桑切斯的分道扬镳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精神狩猎者，来东方的目的是为上帝猎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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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兼炼金术士:吃人的"佛郎机人"，能把水银变成银子 |
利玛窦担忧传教会招来当局的镇压。一位衙门里的主簿为传教士们提供了规避的办法，建议他们穿上“北京神父的服装”，因为这种“神父”很受尊敬。所谓的“北京神父”，其实就是佛教僧人。也许在这位主簿眼里，利玛窦们和那些外国的佛教徒们本无多少区别。神父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把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摇身一变成了洋僧人。
然而传教士终归不是佛教徒，尽管他们剃去了须发，也穿上了僧袍。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机并不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混合着倭寇和中国本土海盗已经在中国沿海骚扰了很长时间，中国人把这些高鼻深目的“番邦强盗”统称为佛郎机人。肇庆这个内陆城市多多少少也流传着一些关于佛郎机人的谣传，据说他们残忍无比，不但贩卖小孩子，而且还会将孩子吃掉，利玛窦们的外貌难免引起百姓们的警惕和怀疑。
百姓们也有主动加入教会的，不过他们入会的动机只会让利玛窦更加悲观和失望。他在札记里写道：“中国有很多人热衷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才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
百姓们甚至还采用一种朴素的推理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发现神父们一直老老实实地生活，既不像和尚们那样依靠施舍，也不自谋生计，但却能够衣食无忧，自然，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掌握着把水银变成银子的秘密。事实上，利玛窦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捐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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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下僧袍换上儒服:泰西饱学鸿儒打入明帝国上层士大夫圈子 |
在中国的时间越久，利玛窦就越发感觉到佛教徒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受到尊敬，相反，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肇庆的传教被各种各样的流言和官司纠缠着，最后利玛窦不得不接受当局的驱逐，另赴韶州。也许是为了减少当地百姓的敌意，韶兴的教堂采取了中国风格，然而人们仍然对上帝不感兴趣，妇女们来教堂烧香而不是忏悔和祷告，墙壁上怀抱耶稣的圣母玛利亚也被她们解读成了大慈大悲的送子观音；人们仍然认为这些“洋和尚”掌握着炼金术的秘密，他们甚至揣测，“洋和尚”们之所以被巡抚大人赶出肇庆，正是因为他们拒不愿意交出炼金术的秘密；小偷们也频繁光顾，炼金术士们居住的地方理所当然会有大量的金银财宝。
利玛窦急欲摆脱这些烦恼而又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很怪诞的人物——瞿太素，闯进了他的生活。落魄贵公子的残余能量已足够让利玛窦惊讶，这是僧人们所无法比拟的。瞿太素让他明白了，在中国社会，一名落魄的贵族士大夫，也要远比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有地位、有社会能量。“非念书人的富翁没有多大的体面，而只要是士子，即使贫穷，也必定甚为光显”。
在瞿太素的建议下，利玛窦脱下僧袍，换上了儒服。
儒士利玛窦放弃了初入中国时的底层传教路线，帝国是自上而下统治的，争取一位士大夫入教远比争取几百名普通教众可贵，如果能够让北京的皇帝受洗，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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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神父，却成了神龛上钟表业的保护神 |
两年后的1600年，利玛窦再次获得前往北京的机会，这次是去“进贡”。在山东临清，他们碰上了大太监马堂，这位以残忍和贪婪而臭名昭著的太监觉得进贡的传教士身上油水必然不少，不趁机捞一把多少有点对不住自己。利玛窦没能满足他的贪欲，愤怒的马堂在行李中翻箱倒柜，找出了几个木制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让他自然而然地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巫蛊之术联系了起来，他宣称传教士们在施展妖法，企图诅咒皇帝于死地。那一年的圣诞节，利玛窦只能在天津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度过。
当利玛窦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心理准备时，终日被无聊包裹着的万历皇帝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有几位送自鸣钟的外国使节，他询问这些使节为什么还没有到。利玛窦们绝处逢生。
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一幅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一本天主经，一座珍珠镶十字架，两架自鸣钟，一册万国图志，一张西琴。让他失望的是，在所有这些贡品里，皇帝只喜欢那两座自鸣钟。利玛窦终于被允许留在北京，原因不是皇帝热爱上帝，而是只有他懂得如何修理自鸣钟。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临终的那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中国已皈依我主，皇上已受洗”之类的言辞。他终究没能用上帝归化中国，没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神父。
没有共振，古老帝国继续沿着自己的波段前进，只不过在经过利玛窦身边时泛起了一点小小的浪花。历史和利玛窦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玩笑：万历皇帝拒绝了他的上帝，却留下了他的钟表；中国普通百姓也漠不关心他的上帝，但却在往后的几百年里，把它推崇成了钟表业（还有客栈业）的保护神，供奉在神龛上——也许百姓们才是对的，利玛窦们进入中国靠的是神奇的自鸣钟，从肇庆到韶州到南京到南昌再到北京，一路上都没少得了自鸣钟的影子。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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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谄媚的手段，怎么可能达成一种高傲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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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士的身份披得越久，对儒教文化的了解也就越深。帝国的世界观是由文明鼎盛的中央王朝和半开化或未开化的四方蛮夷所组成的，儒家士大夫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也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重心。
帝国的这种傲慢让利玛窦难以忍受，为了“归化大业”，他又不得不对此有所迁就。在肇庆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担心，如果中国没有作为中心出现在地图上，而仅仅占据着一块不算大的地方，他就有可能会招来许多中国人的反对甚至攻击。他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许利玛窦并没有意识到，在批评中国人儒家文明的傲慢的同时，他本人不是也同样怀着一种基督教文明的傲慢吗？他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帝国寻求的是四夷宾服，利玛窦寻求的则是“归化”、“拯救”堕落的帝国。
基督教文明的傲慢与东方儒学文明的傲慢双重挤压着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们面前，他不得不伪装成一名饱学鸿儒，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谈论孔孟先哲，偶尔别有用心地在其中掺入自己的上帝——“归化”中国的方式，首先是自身的中国化。在自己的教友们面前，利玛窦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他们：儒教是一种距离上帝最近、谬误最少的宗教；儒士们的祭祖、祭孔不是宗教仪式，而仅仅出于孝敬和纪念，这些仪式与上帝的教义并不相悖。利玛窦的解释多半无效，他的个人名声在明帝国日益高涨，上帝的信徒却不见增多，教友们开始攻击他的传教方式，指责他离经叛道，谄媚儒教，试图把基督教儒教化，还有人传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中国做官，甚至还想篡位做皇帝。
为了达成一种高傲的目的（“归化”中国），却必须使用一种谄媚的手段（伪装成儒士），这本身就是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晚年的利玛窦似乎也觉察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已付之东流，无奈哀叹道：“以人的力量恳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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