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书大全》一辩
周群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10-01-01 07:24:12 光明日报
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次年编成,随后颁之学宫,影响巨大。《四书大全》虽是奉敕之作,在明代备极尊崇,但颇受学者非议,顾炎武对其“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的评价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官修《天禄琳琅书目》、秦笃辉《经学质疑录》、皮锡瑞《经学历史》等都引顾氏之论为据,对《四书大全》严加责伐,后世往往轻忽其存在。但难以否定的事实则是,《四书大全》是影响中国教育、铨选达数百年的重要文献,正视其价值,客观冷静地评价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理解明清思想文化史的关键之一。这需要从顾炎武的评价说起。
首先,并非“上欺朝廷”。顾炎武斥其“上欺朝廷”主要是因为《四书大全》取已成之书,而鲜有新见。实际上,朱棣的谕旨明确地给定了编写体例:“《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朱、张诸君子性理之方,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世。”显然,朱棣的谕旨是要纂修成与《大全》之名相符称的,汇辑各种圣贤精义的《四书》文献总汇。可见,采录诸儒议论,本为朱棣御旨所示,引录诸儒之作,乃胡广等人秉旨而为,何“欺”之有?
其次,亦非“下诳士子”。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之后,疏解朱子之作迭出,朱子弟子黄干即有《论语通释》。而采朱子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德秀之《集义》(仅《大学》一书),祝宗道仿其体例而补足成《四书附录》一书。其后蔡模有《四书集疏》,赵顺孙有《四书纂疏》、吴真子有《四书集成》等。陈栎、胡炳文则惩此前诠注《四书》作品泛溢冗赘之失,分别作《四书发明》,胡炳文作《四书通》,陈栎的门人倪士毅又将二书合而为一,加以删正,名为《四书辑释》。胡广等《四书大全》即是依朱棣的谕旨,多方采辑诸儒议论发明《四书》余蕴的材料,主要依据《四书辑释》为蓝本而成。《四书大全》刊行之时,该书《凡例》即明文写道:“凡《集成》、《辑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凡例》所列采录书目达一百又六家。可见,该书的本意即是综汇众说而成一统。刊诸《凡例》,“诳”从何由?
《四书大全》在明代被悬为功令,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代科举定式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成为科举考试的不二标准。同时,该书还被颁诸学宫,要求永为遵守,成为庠序课读的范本,进德修业的标准。据高攀龙《崇正学辟异说疏》载,其后“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四书大全》成了明代儒生们为学的基础,为人的准则。因此,我们固然要看到《四书大全》有封建教化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认,《四书大全》等三部大全,滋育了如薛瑄、王守仁等一代代精忠为国的儒士,尤其当变故之秋,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风教敦穆。高攀龙认为士林风节的形成与教育、科举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儒士深受《四书》、《五经》的沐染有密切的关系。
《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教育、科举的重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四书大全》实乃宋元明儒士的共同创作,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元明时期《四书》的流变史。长期以来,论理学必称宋明,元代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隐而不彰。其实,元代不但在仁宗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元代儒士们对《四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他们的孜矻努力,明代儒士才在此基础上开出了新的境界。《四书大全》的内容除了以《四书》原文,以及朱熹的《章句集注》为纲目之外,主要采录了元代儒士的研究成果,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元代“四书”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永乐之后的朱子之学、理学发展自然也留有元代儒士的烙印。元代《四书》学成果的整合又主要是通过《四书大全》实现的。
《四书大全》还推动了“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朱熹对“《四书》学”功莫大焉,但著述繁多,辨说亦多,其间也偶有问答未及审核者,也有其后考证未及追改者,还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因此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使《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也时有9牾。这是因为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熹之书的儒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真伪、年月先后,往往执于一见而诋排众论。而《四书大全》汇次了有关《四书》的诸家论说,各援所据,不但使朱熹的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对于理解孔子等儒家经典亦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人陆陇其论及三部《大全》时说:“《〈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虽纂辑之臣如胡、杨、金、萧,无大儒在其间,故不无繁冗遗漏之病,而大义炳如,非程朱之学不载,足为学者准绳。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这是陆氏对包括《四书大全》在内的三部《大全》的比较全面的评价。
由此可见,了解《四书大全》的纂修缘起、成因,客观评价其功能与作用,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对元明以来数百年文化传统的认识、判断的问题。我们以为,不论其存在着多大的缺失,都不应完全听凭清人的评价,有意无意地否定它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元明学术文化史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