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民间故事叙事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之农
叙事学方法是20世纪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走向成熟的叙事理论，其产生和发展与民间故事研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通过回顾中外学者研究民间故事叙事性的历程，深入探讨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有效性及重要意义，并藉此思考我国当代民间故事研究得以深化与拓展的基本问题。
一 20世纪民间故事研究与西方叙事学
20世纪运用形态学理论研究民间故事最有影响的，是前苏联著名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Jakovleoic Propp)。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本国一百个民间童话作了极为细致的功能研究，归纳出了故事的31种功能，并得出4个重要结论：⑴人物的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的不变的因素，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⑵童话已知的功能数量是有限的;⑶功能的次序总是一致的;⑷就结构而言，所有的童话属于同一种类型[1]。
按照故事成分和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整体的关系，普洛普对民间故事作出描述，进而创立了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理论[2](P6)。这一理论主张对故事材料作科学的描述和精确的分类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对故事的叙事结构作出描述，而不局限于仅仅对故事作分类研究。这一观点扬弃了芬兰学派的分类理论，后者更多旨在研究故事的类型划分，往往对紧密相关的类型加以孤立研究，确立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许多分类有失科学性。其次，普洛普形态理论还主张把文本意义与叙事结构的形式联接起来，使形态学研究最后的旨归仍然是故事的寓意。普洛普关于民间故事形态学理论的代表成果是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部被西方誉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出版之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30年后它的英译本问世，才使得作者和他的这部著作声誉雀起。普洛普运用于民间故事的形态研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叙事学大师，诸如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布雷蒙、A·J·格雷马斯等人对叙事结构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列维-斯特劳斯于1960年撰写了《结构与形式》[3](P114-144)一文，向法国学术界介绍普洛普理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出现了许多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批评实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古代初级叙事形态(即民间故事体裁)的研究，以格雷马斯的神话分析和布雷蒙的符号学家，他继承绪尔和哥本哈根结构主义语言的传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意义，吸收了普洛普关于叙事结构的观点，并借有逻辑学的方阵形式，提出了符号学方阵理论，既表示一种并列关系，又可以表示运动方向，而在深层结构与语言表达中间则有两个表层，但话语结构介于叙述结构 与语言表达之间，只有对两面三刀个表层结构及其与语言表达的关系作深入研究，才可能发掘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 。克洛德布雷蒙六七十年代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工作，长期从事民间故事研究。他在叙事学方面的贡献在于，首次在法国审视了俄国形式主义代表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并用逻辑方法对普洛普的功能线型模式作了改进。
另一方面，是有关现代文学叙事形态，以罗兰罢特、兹维坦、托金洛夫，和杰拉·热奈特等人的不小说研究为代表。巴特超越结构主义方法，寻求意义和功能规律，对作品民开全新的阅读，不再单纯的挖掘作品的潜在结构，而是积极地消解作品原有信息，把作品重新构建起来[6]。托多洛夫1965后将俄国形式主义论著编译成法文，以《文学理论》书名发表，为法国叙事学以及整个文学理论的崛起作了很大贡献。他在叙事学方面，以语法模式和诗学模式作了独特建树。他不仅试图用结构的和历史的双重观点来看待文学现象，而且对象征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历史考察[7]。杰拉乐·热奈特于是1922年发表的论文集《辞格之三》对20世纪70年代欧美叙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叙事理论承接六七下年代早期叙事文学的研究继续发展，主要有三种趋向：一是从被形式主义地界定的语言模式向交流模式的转移，一是对于解释总是的重新强调，一是研究文学的影响问题。这一时期较少有理论家研究和关注初级形式的叙事文本，有也只是拿它作小说文本的参照文本，这标志着叙事学逐步走向成熟。
归结而言，这些理论主张都都推崇对叙事伤口进行内在性的抽象性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作品的规律，因为它分析描写的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日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结构。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民间故事的研究对西文叙事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故事创作、传承的群类性和口语/口述性，决定了故事文本的话语生活化、故事母题化和结构模式化，同时其体制相对简短，故事情景相对单一、平实。民间故事集体传承导致的故事流布，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作用下，使得民间故事跨越时空而具有了形式与情节的普同性;另一方面，人类相似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实践体验也造成了在些基础之上的故事文本的相似。正因为民间故事从成因到表现形态都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才使得研究者(如俄国的普洛普)可以且需要从形态学的层面上去探讨其功能，描述其结构，提示其意义。也就是说，民间故事的文本性质使叙事学方法在其解读中成为可能的。
二、当代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研究
就叙事学与民间故事研究的关系而言，叙事学对于后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国民间文艺学界对叙事学方法的尝试弄虚作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尽管这一尝试较晚，但对此前的主要对民间故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文化人类学考察和文本的艺术分析等传统研究而言，无疑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拓展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我国叙事学是晚近在接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之后才逐步兴起的。先有学者译介西方叙事学的相关论著，以《美学文艺学方法论》(1985)、王泰来等编译的《叙事美学》(1987)、姚锦清等译的《叙事虚构作品》(1989)、张寅德等编译的《叙述学研究》(1989)以及华莱士马丁著、任晓明译的《当代叙事学》(1990)等为代表。后来许多文艺学研究者相继涉入叙事学领域，出现了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罗刚的《叙事学导论》(1994)等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专著。徐岱以小说文本为其叙事理论的参照系，在对我国古代叙事思想的研讨中，提出了“史传”与“诗骚”两大传统，并认为我国古代叙事思想有一条始终连接的中心线，即对于通俗性的高度重视。这一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反映了我国民间文艺对古代叙事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换言之，古代叙事思想对民间文艺有所观照，并对其通俗的叙事话语和模式化予以了认可。胡亚敏和罗钢都对民间故事的叙事形态作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评述。罗钢在其著作《叙事学导论》的《叙事功能》和《叙事语法》两章中对中国“赏善惩恶”故事和民间故事《定婚店》作了叙事学的个案分析，为民间故事片的叙事学研究院设制了优秀的理论范本[]。此外，美国学者蒲安迪1989年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叙事学研究讲演，主要以明清四大奇书为研究院对象，用叙事学理论对明清奇书文体作了系统阐说，棒中在论及中国叙事传统的神话原型、奇书文体的结构类型和它的修辞形态时，对民间故事的特殊形式——志怪、传奇、说书底本等到的叙事结构、叙事情况作了一些研究，印证了我国民间文艺对传统叙事产生过积极影响。
相对我国叙事学界对民间故事所作的叙事研究而言，我国民间文艺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略显逊色，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较为突出。民间故事作为叙事文本的基本形态，也属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这使得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民间故事较易产生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研究较少关注叙事学理论，有的学者即便在考察故事文本叙事问题时也只是不自觉地思考，并未对文本的叙事性作叙事理论考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很多民间文学研究者已经在有意识地运用叙事学理论致力于故事的叙事结构研究。洪钟是我国民间文艺界较早译介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学者。他在《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一4期上发表了这方面的译述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相继出现了许多学者运用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研究民间故事的论文：林继富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结构试论》[]讨论了中国地方风物传说常见的五种了研究;吕微的《中国洪水神话结构分析》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结构模式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靳玮的《民间故事三种定式结构的考察》等论文，尔后有邱江的《寓言的结构模式和思维特征》和王宵兵与张铭远合写的《从成年主题故事看民间故事的层次结构》等论文的陆结续发表，《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还开辟了“叙事结构研究”专栏，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民间文学结构主义研究的代表[13]。民间故事的结构研究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的特征专题研讨，对它的定式结构、体裁或主题加以结构描述，使得这些研究较神话，传说的同类研究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叙事倾向，算得上是我国民间文艺学界真正意义上的运用叙事学方法的初步尝试，因此，在方法运用上和理论深度上，也就显得不够成熟，多有摹仿的的痕迹，加之试图从民间故事体裁的整体上作叙事性考察，这就更增大了研究的难度。但他们所开辟的研究民间故事的叙事性方向, 却是民间文学研究在此之后的的一重要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深化民间文学的叙事理论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张开焱的《神话叙事学》(1994)[14]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叙事学方法(同时综合了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远古神话的叙事结构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的专著，标志着我国民间故事叙事性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神话叙事学》从角色的创生、神格的构成、动力系统、行动者范畴与模式、功能基本范畴、功能组合的逻辑可能与文化选择等六个层面建构了神话的叙事模式，第一次在宏观体裁的意义上证实了民间文学的叙事性研究的可行性和特殊价值，因而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不过，这部著作严格而论还属叙事学的专题论述。某些理论阐释也尚待争鸣。相对而言，香港大学博士李扬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1996)，刚属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的专论。这部专著是我国目前最系统的就民间故事形态所作的全面研究。论文主要运用前苏联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罗普所创立的民间形态分析理论，结合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细致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功能形式的基础上，以“功能论”、 “序列论”、“角色论”、等三个专题系统阐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显示出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已为成熟的结构形式”。这篇专论所发掘出的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上的共同规律和特点，为研究者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观照民间帮事，并进行跨文化的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范例。同时，正如李扬在其论文的结语中所言：“本文的‘描述’层次研究，严格说来只是迈出了结构分析的第一步。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深层，是否隐伏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传播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从故事叙事中是否可以发现远古人类叙事的某种元语言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做更加详尽和深入的研讨。”这段颇具学术见地的思索之语必将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起到启发性的指导作用。另外需介绍的是台湾学者陈劲榛的论文《台湾〈白贼七〉故事情节单元连系模式试探》。这篇论文1966年4月在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研讨。作者对台湾的17篇《白贼七》的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的结构作了相当细致的微观研究，归纳出了连锁式和并列式两大类型连系模式，并对各式的形式总则、功能及其文本意义予以了深刻论析，认为《白贼七》故事的情节单元连系方式都是中性的，决定故事旨趣的因素在于讲述本身。
综述我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总体特点：一是叙事学界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民间故事所作的研究理论性强，但较为零散，不系统;一是民间文艺学界对民间故事所作的叙事学方法的尝试性研究，由于对叙事理论的把握缺乏深度，因此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但其趋向是渐进的成熟与系统化。由是观之，运用叙事学方法研究民间故事，必须结合两者的特点来考察和把握研究对象，从而使民间故事的研究真正走进叙事学方法的新天地，为开拓民间故事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三、思考：叙事学方法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意义
民间故事作为叙事文学的初级形态，既是其原初形式，也是其定型的基本模式。当西文叙事学借鉴形态学研究方法，接受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从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发展的时候，民间故事和叙事文学的高级形态作家文学也就成为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尽管愈到后来，叙事学逐步超越了叙事文学的初级形态研究，但它所有的作家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前者相关，尤其从母题和结构模式上着眼，最终都会指涉到民间故事的原形中去，这类倾向可以用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灰姑娘母题”(西文研究者甚至有人把狄更斯的所有小说都解读为灰姑娘母题)来印证。西文叙事学的这一研究倾向从理论上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间故事的研究，把民间文艺学界立足于分类研究和影响研究之上的诸多不足加以了对比性的弥补。同时，尤可值得反省的是，民间文艺学界更多地只是关注了民间故事隐藏或涵蕴在文学文本之后的心理结构、文化意味和人类历程，反它们作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加以整理和辨析，但是民间故事道德是叙事文本，也就是要求首先对文本的叙事性进行研究，即使要考察它的文化人类学业价值，也需要建立在对它的文本的叙事性的充分把握之上，因此，借鉴西文叙事学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借鉴具体的叙事方法，对当代民间故事研究将起到深远影响。
简略地追述民间故事研究与中外叙事学的关系史及其我国民间文艺学界运用叙事学方法的尝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叙事学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叙事学人微言轻一门以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民间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它的主要对象之一。从前文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叙事学界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将叙事学的一整套研究方法运用于民间故事研究，也大大也拓展了民间故事传统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研究民间故事创设了一个个崭新的近于典范的文本批评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强调叙事学对民间故事方法论领域的突出价值，弥补传统研究中忽视民间故事首要的作为叙事文本的基本特点的不足，增强传统研究的理论深度，以便多层面地理解和把握作为文化文本的民间故事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 Vladimir Jakovleoic Propp,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M].Fourth Printing(University of TEXAS,PRESS,1975)
[2] 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学[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3] [法]列维-斯维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4] A.G.Greimas,Du Sens.[M].(Paris Seuil,1979)
[5]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 [法]兹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8.
[7]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M].辽宁:辽宁出版社,1987.
[8] [法]杰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0] [美]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 林如求.民间故事中时间的表达特点[J].民间文学论坛.1983(3).
[12] 林继富.中国地方风物传说结构试论[J].民间文艺季刊1986.(3).
[13]上述论文[J].民间文学论坛.1986(2)、1986(1)、1987(3)、1988(2)、1988(3)、1989(3)、1989(1)、1989(3).
[14] 张开焱.神话叙事学[M].宜昌: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
[ 转自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
[讨论 ]
Karin
如之农君文章题目“20世纪民间故事叙事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论旨，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研究”一节中，不知为何没有涉及到刘魁立先生近年来的一系列故事研究，也没关注到他基于自己多年来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提出的“民间叙事生命树”之新理念，而这正是当代学者深拓中国民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曾见论坛同人称，发于论坛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是近几十年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扛鼎论文之一”，为深中肯綮之评。
如果说“我国叙事学是晚近在接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之后才逐步兴起的”，之农君例举了“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罗刚的《叙事学导论》(1994)等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专著”，随后还提到一批学人的论文。这里又漏掉了一部小可认为是不可不提的著作《中国叙事学》(杨义，台湾南华出版社，1998，《杨义文存》第一卷，1997)。
有评论言：《中国叙事学》是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它的原创性和学术功力在海内外深得好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之后，被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专家认为是第一次探索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力作。此外 杨义老师还有一篇论文《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值得一读：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fengcai/yangy/06.htm
之农君新近发布的两篇文章，广征博引，精神可嘉，从中可见探讨“20世纪”民间文艺学发展之重要关节的“本体论”，又有梳理特定口头文类研究的学术史之取向，这是则个佩服的地方。想来，原本中国民俗学会也希望在庆祝20岁生日的学术讨论中，一揽大家关注20年来学科发展的专题论文，可领了“命题作文”的诸位同人最后大都作罢，或是改为个案，我想多少还是“敬畏”学术史写作之故。
从“20岁”的沈浮俯仰，到“20世纪”的百年历程，是有许多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去记录、总结、评述、提炼的学术经验，而“立档”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过程，或者更需要有一段时间、有一段距离来沉淀、来考量?
之农
Karin君对拙文的厚爱与批评，实为后学大为感佩与汗颜。
做学术史的梳理，第一要义是史料的占有与真实，其次才是学术思考与品评，以及对史性线索的归纳与展望。我斗胆作这一题目，初衷实不在学术史本身，因为就我的学养与查找资料的难易度而言，是远不足以如此的。我的目的只是，面对民间文学当下的研究现状与近几十年来的演化情形，我有些惶惑与震惊，我想翻翻历史，看一看此前的学者，更想想如今为何有这般的惨状：研究者日渐稀少，学术成果更是江河日下，理论积淀则几乎不可检点。是不是这门学科自身已到终结之日呢?刘锡诚、乌丙安等一些学者曾大声疾呼，反响却辽远得很。
Karin君对拙文的两大批评，我坦诚接受，但需补充说明两点：一，对刘先生的研究我是熟悉的，且有直接的对话与交流，还得到过刘先生的指导与批评。但由于刘先生的叙事性研究成果近年才发表出来，已经归属于二十一世纪的范畴了，所以未曾征引。二，杨义先生的材料未用，与我涉及叙事学理论材料的下限有关，我认为叙事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至于1994年已经较为定型，对于此后的相关材料，可用亦可不用，对我的研究没有直接影响。
在此，我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叙事学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叙事学作为一门以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民间故事理所当然是它的主要对象之一。从叙事学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叙事学界在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将叙事学的一整套研究方法运用于民间故事研究，必将拓展民间故事传统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能为民间故事批评提供典范的文本批评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复强调叙事学对民间故事方法论领域的突出价值，对于弥补传统研究中忽视民间故事首要的作为叙事文本的基本特点的不足，对于增强传统研究的理论深度，以便多层面地理解和把握作为文化文本的民间故事的价值与意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