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此君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还是迟迟难动笔。因为和他刚刚认识，缘于09年的这次年会，我和他碰巧分到了一个屋子。这是缘分啊。他那浓烈的甘肃口音一出现，我就没什么隔阂了。因为这属于故乡来的人。他来自甘肃岷县。是当代的文化局局长。过去是当地中学的语文老师，因为酷爱民俗研究，在教学岗位上逐渐转移到了研究和文化管理岗位。而且我还知道他是当地的名人。虽然他不这么说，但中央电视台的科学教育频道请他做过节目，介绍过当地民俗，这就不简单。他说自己这次参会的论文是搞了3年的青苗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的一个4万多字的文章，来时压缩到1万字了。
当我将自己不成样的几本小书赠他时，他回赠了我几张珍贵的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国家项目的光盘，据他介绍，他们一个县城成功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是30余项（当时是这么听的，写这点小文章时没找他查证）。我说到目前非遗申请的功利性太强，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得到经费，因为当地有利益可图，他憨厚地笑笑。后来谈到目前偏僻地方的儿童失学、家庭条件很差的现实，我有些偏激地认为：与其让假遗产欺骗国家的支持，不如实实在在地建立几家希望小学。我们谈到现在乡村一个普遍现象：如果动员大家修小学校，可能不会有多少村民响应；但如果说要在村里修个庙，村民会真掏钱。修庙和修学校，哪个更重要，对我来说，学校更重要，但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的情感和社会秩序中，修庙更有其深在的意义。那如同给名字立碑。中国人长期以来希望让自己不朽，让自己建功立业光耀祖先的行为，常常和修庙的集体活动联系到一起。学校还在其次。
张润平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建学校是很有必要。但保护遗产的工作也很必要，不这样发动，基层不努力，很多遗产真的就没了。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只是一想起那些失学的孩子，还是觉得贫困地区的“申遗活动”有些本末倒置。在人的生存还没有改观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和经济发达地区那样搞文化建设和保护多少有些走样。但我说不出再多的理由，话题也就此打住了。
会议结束后，我们相约去庐山游玩。他本来是个不喜交谈的人，那时候性格完全变了一个，频频地被美丽的景色吸引，要求留影。而且他还有一个惊人的本领那就是海量：我亲眼见他，不就菜，将5两当地的四特酒灌下肚子，并连称好酒。
我佩服他在于，长期奔波在岷县那个地图上几乎看不到的小地方，为当地文化默默地守望，而且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更佩服他：常常为了一个调查，要进行很多年的田野的认真和执着。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每有各种民俗学交流会议，他都会参加，他认为那是开眼界的好机会。
我好奇地在想：这次他拿出了令人佩服的青苗会，下次他还会调查到什么好东西呢？他一定会有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