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花儿”的源流
也谈“花儿”的源流
张 润 平
内容提要： “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土特产，是该地区亘古的天籁之音。其形式在商周时期就已存在，正式被称为“花儿”最迟也在魏晋时期。洮岷一带是“花儿”的发祥地。花儿是由原本就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的古羌人创造的。汉藏回等八个民族由于其饮食习惯、衣饰色式及宗教信仰等截然不同，是不可能共同创造出同一种民歌形式的。他们只能根据各自民族的特性，对此固有的民歌形式 “花儿”加以改进发扬，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调式。不同民族文化渗人多的地区，其花儿调式就愈丰富，如河州花儿;反之，就愈单一、古朴，如洮岷花儿。
主题词：花儿 羌族 民俗历史 源流
民歌是原始文明的先声，是民俗社会的产物，有着严格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每个社会是根据自己特殊的环境产生出各种社会生活形式的。[1]”“花儿”就是土生土长在传唱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生活艺术形式。它流传面积占大西北的四个省，影响相当大，是民俗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但是对其源流的探讨虽然近一个世纪了，也出现了许多篇部有分量的论著，却至今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可信的共识。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对此，笔者祈望站在历来对“花儿”研究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的肩膀上提出较为可信的结论来。下面分源和流及小结三部分进行论证。
一、关于源的问题
(一)为了探明“花儿”的“花”字的真义，笔者查阅了大量词书，翻阅了手头能找到的所有先秦典籍，均未见对“花”字的运用和较为透辟的解释。无奈之间又查阅《康熙字典》，才找到了满意的答案：
“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晋以下书中闲用“花”字。或是后人改易，唯《后汉书李谐述身赋》曰：“树先春而动色，草迎岁而发花。”又云：“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艺之精华。”“花”字与“华”同用而五经、诸子、楚辞、先秦、两汉书皆古文相传，凡“华”字未有改为“花”者。考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如“花”字之比，得非造于魏晋以下之新字乎?
从这一解释中可发现四个小问题：一是“花”字见著于文化人的诗文中是晋以后;二是“花”字有可能是太武帝始光二年颁布新字千余中的其中一字;三是太武帝属拓拔焘，羌族。这有如下史书为证：“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魏书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昌意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据《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氏苗裔，盖有此理[2]” “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里，故为拓拔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3]”西夏国王元昊也系鲜卑拓拔氏遗裔。1039年1月，元昊向宋朝表文道：“臣祖宗本出胄帝，当东晋末运，创后魏之初要基，远祖思恭…”“后魏即北魏，帝胄即拓拔珪，思恭即拓拔思恭。[4]”《诗经·殷武》：“昔王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译文：“从前成汤时光，自那边的氐羌，没谁敢不来进贡，莫谁敢不来朝王，称道殷商是君长。”)太武帝所颁布的千余种新字可能有一部分是早已在羌族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四是最后一句设问所提供的信息，即编字典的人也不认为“花”字就是太武帝时新造的文字，它可能造得很早，只是在文人诗文中出现的太迟罢了。但他究竟早于何时，不得而知。秦始皇是羌族，《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载：“秦者，夷也。”历史学家刘尧汉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中记道：“至于秦的族属，经蒙文通教授考定：‘秦之为戎，固不自疑’”《后汉书·西羌传》载有：“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行事，兵不西行，故种人(羌人)得以繁息。”他在统一全国文字时并未收入“花”字。这可能是“花”字当时使用范围还很偏僻狭隘，也许“花”字还真的未造出来。
因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论：即“花”字是羌族人民创造的并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文字。因为北魏自386年建立至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它的疆域再未拓展，他所吸收的新文字就只能限于北方人民才能使用的文字。而北魏的主要臣民是羌族，新吸收的文字就只能是羌族人民约定俗成的、甚至在民族圈内长期使用的文字。除此再别无选择。
(二)目前发现“花儿”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是南北朝时期的《玉台新咏》收沈约诗《领边绣》中。全诗如下：
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
萦萦凤子飞，结伴坐花儿;
不声如动吹，无风自移枝;
丽色傥未歇，聊承云鬓垂。
清人吴兆宜在诗题下加注说：“领边绣即方领绣也。”在“结伴坐花儿”句后援引宋梅尧臣《领边绣》诗“愿作花工儿，长年承素颈。”云：“花儿是领上所绣歌童也。观下不声句可见。”统观全诗，吴兆宜的注释是可信的。沈诗中的“花儿”便是“花工儿”或“歌童”，也就是我们今天称谓的“歌手”，在洮岷一带又叫“花把式”。
沈约的这首诗显然是首描写乡土民情的风俗诗，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首联强调“纤手”刺绣，颈联说明刺绣为何物，颔联描写刺绣生动活现的高超工艺，尾联为点睛之笔，道破刺绣的寓意：聊承云鬓垂。日本著名美学家板仓寿郎说：“服饰本来就具有按照人们的心情而表现的特点。”“在服饰中还存在着象征性的东西。”“即使在极为简单朴素的身体装饰形式中，还有人们所表现的意志在起作用。”[5]她们把歌童“花儿”的形象刺绣在衣领上，可见对“花儿”的崇拜程度有多高了。这与今天少男少女们把个别青年歌手的照片揣在怀里或贴在床头以示崇拜有何区别?至于沈诗中的“花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花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第一、从沈诗到梅诗，“花儿”或“花工儿”都是指歌童。把唱某种民歌的人叫做“花儿”，这在其它民歌中是不存在的，只有在西北河湟洮岷一带才这样称谓。而且把事与物、物与名互相代称，这在古汉语中是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也是汉语的一大特征。
“花儿”一词历来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这种民歌形式，二是指唱这种民歌形式的人。
“花儿”一词的最早含义应该是指唱“花儿”的人。因为名字是起给别人叫的。最早当地土著是意识不到所唱的歌叫什么名字的，但对唱得好的歌手就格外注意了。他们把唱得好的人叫“花儿”。就是现在的河湟地区，还有把少年称谓为“花儿”的。可见“花儿”之称谓至少已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了。后来随着这种民歌形式的不断扩大传播，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时的“花儿”词义自然就又丰富了一层，即指这种所唱的民歌形式。这是中国语言特征的必然，并不是笔者臆测。只要对古代汉语稍有钻研者就会明白此中的道理。
第二、沈诗描述的风俗人情正是“花儿”创始者的风俗人情。
其一、沈诗中描写的在领边刺绣的妇女就是羌族妇女。因为只有羌族妇女才穿宽领即“括领”衣服，也才喜欢在宽方的衣领上绣纹饰。《淮南子·齐俗篇》记载：“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鬋，其于服一也。”这里“括领”记载了古羌人对衣领进行独特装饰的描述，“说明在汉代以前羌族的挑花刺绣就形成了。[6]”这种装饰之风俗在如今的羌人妇女中仍很盛行。请看当代羌族学者如是介绍：“羌族挑花刺绣的题材多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物和传统图案纹样相结合构成新的适合纹样，如树枝、花草、虫鸟、家畜、野兽、人物等形象真实，寓意深刻[7]”，“可根据各人喜好拼绣成适合纹样。[8]” “花纹大多绣在显眼和劳动时最易磨损的地方，起到观赏、耐用作用。如腰带、袖口、衣襟、头帕等处。[9]”这也印证了高慎盈著《体语之迷》中的一句话：“服饰比任何历史手册都能更生动地展示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一个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羌族人从古到今着意于在服饰上搞各种精美的刺绣，是其民族特有的一个风俗。
其二、沈约是吴兴武康(今浙江武康县附近)人，生活历跨宋齐梁三代，是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在二十七岁开始两度去安西为参军记室，前后约有十年时间[10]，对当地风俗人情民族特性不会没有感触。打开《玉台新咏》，其中就有好几十首专写西北生活的诗歌，大都写得很凝重、凄愁，如《昭君辞》、《晨征听晓鸡》等等，惟独《领边绣》是沈约写西北生活中最清新明快的一首诗。大概是诗人沉浸在那美好的独特风俗人情中，从而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征人的缘故吧，一改写北方题材的凝重和凄愁的风味。而安西一带早就是羌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在东汉时期，羌人与内地的斗争大都是在这一带进行的。汉朝在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设立四郡的目的，就是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并且把羌族推逐到湟水以西的地方去。[11]”
从这些分析可看出，“花儿”在南北朝时期的安西一带就已经盛行了，就有妇女对最优秀的“花儿”歌手用其民族特有的手法——挑花刺绣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以至崇拜之情。
第三、明代文人高洪，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今甘肃临夏)，他在题为《古鄯行吟》之二的诗中写道：“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继续长。[12]”一个“漫闻”把“花儿”在当时当地的流行程度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透露出“花儿”的演唱者是农夫村女。说明在明代的临夏，“花儿”已经非常的盛行，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了。这一资料的发现，对于否定“花儿”产生于明代说无疑有着充足的理由，它至少能说明花儿的产生比明代要早。要知道任何一种民间文化形式，从盛行上推到产生是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的，绝对不会在一二百年内就能完成，它往往伴随着其地域种群的形成而产生。也就是说其地域种群形成了已有多少年代，那么其民间文化形式的产生也就相应的有多少年代。因为地域种群的形成往往是以其特有的民间文化形式来体现并为标志的。
第四、在历史上看，现今“花儿”主要流行区都是羌族人曾经主要的生息繁衍活动地区。试看下表：[13]
流
行
区
类
型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合计
河
州
型
花
儿
临夏 和政
广河 东乡
永靖 天祝
永登
积石山
循化 化隆
同仁 贵德
共和 湟源
湟中 西宁
乐都 民和
门源 大通
互助
吴忠
中卫
西吉
海原
固原
同心
中宁
玛纳斯
米泉
阜康
昌吉
呼图壁
奇台
吉木萨尔
35
洮岷型花儿
莲花山
中心
临潭 康乐
渭源 临洮
卓尼
5
10
二郎山
中心
岷县 宕昌
迭部 舟曲
卓尼
5
合计
18
13
7
7
45
特别说明：二郎山中心一栏中，原郗慧民先生并未列入迭部、舟曲、卓尼三县。而这三县中，迭部、卓尼邻接岷县的区域、舟曲邻接宕昌的区域都唱花儿，都主唱阿欧怜调，且都是藏民。
“羌族是古代中国各族人民中一个大族。他的居住区域是现在的甘肃、青海、西康和西藏一带地方。这一族人和古代居住中原的华夏族中的姜姓一支有很亲近的关系。姜、羌，一从人，一从女，古代原是一个字。大约同起于姜水而得名。姜姓一支向东发展而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成分。留在西方的一支便发展而为西方的一个种族繁多的羌族。[14]”《水经注·羌水》载：“姜水出羌中参狼谷，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陇西羌道，东南流，迳宕昌城东(白水之北，渭水之南)，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的确，只要打开《史记》、《后汉书》、《水经注》、《新唐书》等有关史书，就不难看到古羌人早在秦汉时期就遍布祖国西北、西南地区，尤其是“黄湟洮岷”一带在秦以前就是古羌人生息繁衍的地方。从秦献公时开始至东汉时期，古羌人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曾有过多次大迁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山西、内蒙南部、青海、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等16个省区[15]。据公安部《人口资料汇编》统计，在西汉元始二年羌族总人口达1300多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弱(时全国总人口为5995万)。而当时本是与羌族同种却又另树立族名的部族非常多，多达以“百”计算，如果把这些都统计进去的话，那羌族绝对是当时的主体民族，就如现在的汉族占主体民族一样。可见羌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很大的，而现今“花儿”传唱区所涉及到的45个县，恰是羌族先民曾经长期活动居住地，尤其是在元朝以前最为活跃。
后来羌族称谓的人种从元朝开始至清朝逐渐在这一地区消失了。其实羌族人并没有消失，消失了的只是称谓而已。如甘肃陇南的“白马藏人”和河湟一带的土族人就是羌族的后裔。因为自从公元八世纪吐蕃人占领了洮岷河湟一带地区后，大多羌族人被迫改称为吐蕃了，就是姓氏也跟着改了过来。
吐蕃原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去的，吐蕃羌原本是一家。1938年5月期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岷县、卓尼县考察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道：“此间为藏民区，诸君多藏籍，诸君家庭生活虽与汉人有异，而团体生活则已全同。且所谓番者由吐蕃来，唐代吐蕃强大，并有河湟，此间人民遂为吐蕃人;及其境域缩小而番人之称则相沿不改。元、明以来，喇嘛教势力扩张，此间人之生活仍同化于西藏，同于藏而异于汉，诸君遂为藏民矣。然究其根源，则所谓番民藏民者，其初实为羌民。羌民之接受喇嘛教者为番民，此间人是也。其保存原有之巫教者仍为羌民，四川茂县一带人是也。羌人与汉人关涉三千余年，汉人中已有不少羌人血统，其最显著者为姜姓。姜即羌，已经现代学者考定。[16]”再加上羌族自己内部分化也厉害，有的被迁徙到外地去了，有的与其他民族融合了，这样越到晚期，这一带“羌族”称谓的人种就越稀少了。但是羌风犹存。可略举三例：一、“每当春暖花开时，羌族要举行隆重的‘祭山会’，嘉绒藏族则要举办‘转花会’，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以报答天恩，祈求丰年[17]。”二、“在喜庆时，有的羌寨几乎都禁忌挥舞跳动，而是男女围坐成圆圈，对赛《花儿纳吉》[18]。”三、“羌族妇女善挑花[19]”，“纳花一般在厚形布上装饰用的针法，如纳补袜底、鞋底、鞋垫、硬衬领口等上的花纹[20]”。以上三例均是现在四川阿坝羌族的风俗，可在如今花儿传唱区仍很普遍，尤其在洮岷地区最重。现今说的“花儿会”其实就是“祭山会”“转花会”的变称。没有一处“花儿会”与祭神祭鬼、祈求保佑脱离干系。“花儿会”只是在文革期间为避“牛鬼蛇神”之嫌才有的称法。现今凡是“花儿会”也都是男女围坐成圆圈对赛的。“纳花”之风在农村仍很普遍。笔者曾在现在羌族人的居住地四川阿坝州去考察时，发现当地羌族妇女纳的鞋垫、绣的花鞋和学生用的书包等，与我们岷县农村妇女，特别是申都那一带妇女制作的同等类型的图案、花色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我感到很惊奇。因为这两地的妇女是不可能去相互交流的。在洮岷境内的东山区至今还有一个会事叫“羊角会”。对羊角的崇拜正是古羌人拜物教中最典型的一种，至今在阿坝地区的羌民中家家房头的正前方都要挂一个白骨羊头。我们再来看张亚雄先生于1936年10月21日记录的“二郎山情调”：“二郎山对唱花儿，开会之日，四方男女唱家毕集，看热闹观光的人亦自不少。唱家中以女人的装束最为奇古，身穿各色布衣，腰系蓝布大带，足登大红鞋子，全身披挂，类桓桓武夫。尤以头上及足下更为别致。女发作高髫，类似古之菩萨蛮。耳际著繁花，髫下横擎油漆小木牌一面，宽约八九分，以代簪子。木牌两端垂丝络作簪缨。缨的色彩也有分别，青年少妇是红的，中年及老年者皆作蓝色，带孝的人作白色。头上打扮大概如此，再看足下如何?洮岷女人缠足者甚少，大部都是天足，鞋的样子甚为特别，前端作钩镰形，行动起来，如两只小船。[21]”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唱家中以女人的装束最为奇古”，这种“奇古”的装束在现在的洮岷大地是找不见了，但在邻近洮岷一带南部的部分地方还能找见其踪影，如宕昌、舟曲、迭部、卓尼就能看见其相应的部分装束，而在川北的羌族聚居区，张亚雄先生描述的“最为奇古”的“女人的装束”却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钩镰形”的鞋羌族妇女叫“云鞋”。笔者曾于2002年7月参加第一届西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深入羌族各县进行考察，广泛所见如上装束。从这里也可以证明：张亚雄先生描述的“最为奇古”的“女人的装束”其实就是羌族妇女的装束。
可见羌族的民族本性、血统特征依然在这一带存在着，消失了的仅是他们的民族称谓。这说明羌族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很明显也很强烈。而花儿的“花”字，有可能是当时对作为一种民歌形式的专称。凡是花儿传唱区，儿化音特别多，因此把广泛流传在这一区域内的一种独特的民歌形式称作“花儿”也并非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不论怎么说，沈诗中的“花儿”与现今唱的“花儿”是一脉相承的，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三)下面从音乐角度再进行分析。
从音乐角度探讨“花儿”渊源，已有人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要是郝毅的《<西凉乐>“羌胡之声”与“花儿”之关系》和杨鸣健的《“花儿”特型终止式研究》两篇论文。俩位先生论文写得很扎实，很有说服力。限于篇幅就不在此引述了。前者是就音乐的整体特点进行研究的，后者则侧重于“花儿”音乐特殊结尾的研究，二者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都认为“花儿”根源于古代羌族的民歌[22]。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就是现在的羌族民歌中还有一种民歌叫“花儿纳吉”。笔者以前看电视时，曾听到两次所唱的民歌曲调与洮岷“花儿”中的“阿欧令”调式极为相似。一次是介绍彝族地区叫“龙脊”地方的学校情况时，由彝族妇女所唱的背景音乐;一次是介绍陕西渭南地区时当地村民所唱的民歌。当时感到奇怪。后来，通过对羌族历史的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这里是有必然原因的。“彝族是古羌戎遗裔之一(另还有彝语支纳西、傈僳、哈尼等族)[23]”陕西渭南地区曾是羌族义渠国属地。笔者又在电视“少数民族”节目中听到介绍侗族时，侗族妇女唱的两首民歌，其调式、骨干音、曲头、曲尾及歌词形式分别与洮岷“花儿”中的“两莲儿令”和“阿欧令”几乎完全一致。侗族在云南都是古羌戎的后裔。《云南各族各代史略》称：“藏缅语族源于我国古代的氐羌族。” 柯扬先生在《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中说：“中国音乐学院的杜亚雄教授曾给我寄过一首《南京秧田歌》的曲谱，同现在洮岷花儿中的《莲花山调》颇多近似之处。[24]”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据公安部《人口资料汇编》统计，早在西汉时期羌族的势力范围就已经扩大到安徽、江苏一带，柯扬先生紧接着说“说明在音乐上确实脱胎于江南民歌”，我看未必如此，相反倒有可能是古时候羌民的民歌影响了现代的江南民歌。民族音乐的稳定性是很强的，民族性也特别显明，因此如上列举的各种不同称谓的民歌调式与“花儿”的调式相近或相同，就是一种必然了。因为一个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从中可看出“花儿”在羌族民歌中的传承性。
(四)但是，当“花儿”在未叫“花儿”之前，其形式肯定就已存在，且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理由有四：
其一、“世界在它的动乱时期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的……[25]”，“拿中国人来说，中国土俗语只有三百个能发音的元音词，它们在音高和音长上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指平上去入——中译注[朱光潜])，来配上他们的一万二千个象形文字，因此他们是用歌唱来说话[26]”“花儿”为原始文明的先声，估计与其民族的诞生和形成是同步的。就其流唱情况来看，传言、问事等实用性特点，还时有流露，这正是原始歌谣一开始就具有的职能之一。“花儿”的产生最早就是用“歌唱来说话”的。这是人类语言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其二、闻一多先生说：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错。“歌”就是“啊”，二者皆从可陪声，古音大概是没有分别的。[27]
这一说法是很符合“花儿”诞生的实际的。特别是洮岷花儿中的“阿欧怜”调，起声“阿欧……”“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细追究其词的含义，又似乎无法确定其含义，真如闻一多先生说的，“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从这里可以推定出“阿欧怜”调是一种非常古老又原始的民歌调。
其三、“花儿”研究专家宋志贤先生说：“在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交叉押韵法自《诗经》之后再也未用过。唯独出现在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中。[28]”关于“花儿”与《诗经》在韵律方面的相似处已有众多专家学者提出，可以说已形成了共识。然而《诗经》是不会影响“花儿”的。只有“花儿”才能影响《诗经》。因为唱“花儿”的人是不会去读《诗经》的，他们几乎都是青一色的文盲出身。笔者详细查阅了一遍《诗经》，里面涉及到姜羌名姓的诗篇至少有十首。再从句式结构与“花儿”比较，有许多诗篇，不论是三句的、四句的、六句的，从押韵、造句到格式等，有很多相似处，简直如出一辙。笔者还从修辞手法、虚词运用、押韵特点、表达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另外，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充分肯定《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又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从这里可看出，《诗经》是供演唱的歌词，先有固定的唱腔，也就是说一定的曲调，而后才有歌词。综上所述，说明“花儿”与《诗经》是有渊源关系的。而且，作为一种民歌形式——调式的形成与成熟，肯定比其内容——歌词的形成与成熟要早。而且，作为一种民歌形式——调式的形成与成熟，肯定比其内容——歌词的形成与成熟要早。对此，笔者准备另文专述这一问题，在此就不再罗嗦了。
其四、如笔者前面所举看电视时听到云南彝族的和陕西渭南等地区的人所唱的民歌，与洮岷花儿的“两莲儿令”“阿欧令”十分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这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据查资料，这两个不同地域的人在商周时期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所唱的民歌与甘肃南部人所唱的民歌调式基本一致，说明这种民歌形式，不但是一种古典调式的民歌，而且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形成和成型了，他们肯定是来源于同一个古代民族的民歌，不然就不会出现那种“相似形”或者“一致性”。因为传承性是建立在同一个根的基础上的。
(五)有些研究者认为“花儿”最早是由汉族人创造的。理由是能够从文史资料看到的“花儿”，全是由汉语记载的，也是用汉语演唱的，未见有用其他民族语记载，也未见有用其他民族语演唱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据笔者多方调查，在纯藏族地区就有用藏语唱“花儿”的，而且藏民所唱的花儿的调式多为“阿欧怜”。清人吴镇诗《我忆临洮好》中“花儿绕比兴，番女亦风流”描写的就是番女唱“花儿”的情致，意即：花儿唱得很嘹亮，唱花儿的番女也漂亮。“花儿”分明是民俗社会的产物，它与文明社会的产物有质的不同。民俗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盲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的不必求助于文字[29]”。“所以在乡土文化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的象征体系。[30]”因此“花儿”纵使流传了五六千年，也不一定能被文字记载，它只能依靠有兴趣的文人偶然捕捉到了这一民俗风情并感到好奇从而赋诗作文，才从侧面得到文字记录，不然他可能永远得不到文字描述，更别想有正史记载。中国的正史对民俗的东西是从来不屑一顾的。如果沈约、高洪、吴镇三位诗人从未给“花儿”以生花妙笔的描写，那么我们就会否认“花儿”在那个时代的存在吗?这显然是可笑的。刻舟求剑的故事流传了许多年了，我们都为之嗤之以鼻，然而我们在探究一些民俗、历史现象等问题时，所运用的方法却并不比“刻舟求剑”高明多少。笔者觉得，民俗的东西就是民俗的东西，只有顺着民俗的习性才能找到民俗的根源。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花儿”的创始者就是古羌族人民，其正式以“花儿”之名在这一地区被广泛传唱甚至被崇尚，其下限至迟在南北朝时期。“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土特产”，其产地自然是古羌族人生息繁衍之地，也就是现今的“花儿”传唱区。
二、关于流的问题
关于流的探讨使很多专家学者陷入困惑的境地。他们发现有八个民族同唱一种民歌形式就无所适从了，最后只能勉强得出囫囵结论：“花儿是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汉、回、藏、撒拉、土、东乡、保安、裕固族共同创造的口头文艺形式。[31]”其实这八个民族，从本质上讲，即饮食习惯、衣饰色式及宗教信仰上来说只是三个族，即汉、藏、回。其他五个族仅是藏、回两大族的支系。即：东乡、保安、撒拉是回族的支系，土、裕固族是藏族的支系，而且说准确点土族直接就是羌族的后裔。他们之所以又另立族名，那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视有别而为之的。如回族学者张宇鸿说他的民族，可以是回族，可以是东乡族，都是无所谓。因为同一家族中居住在山区的自称东乡族，居住在川区的自称回族[32]。这三个族是不可能共同创造出同一种口头文艺形式的。但是，正如兰州大学教授柯扬先生在《花儿溯源》一文中谈的：“要研究花儿的产生，首先应当考证花儿的作者及演唱者——洮、岷、河、湟一带汉、回等族人民的来历。如果不对这一地区之所以形成多民族交叉聚居的历史原因来一番探讨，恐怕就无法真正了解多民族人民用汉语所创造的独特民歌——花儿的来源。”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民族的来历。
(一)这三个民族原本都不是“花儿”传唱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在“花儿”传唱区的历史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第一、关于汉族。首先， “汉族”之称起始太迟，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一次讲话，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始有汉族之称，而正式作为族称则是解放以后才固定下来的。
其次、历史上所谓“汉族”指称并不是从血缘关系上称谓的，而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称谓的。“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33]”“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34。]”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一直很发达，这些地区被称为中国，这些地区的人被称为华人或夏人。到了汉朝，开始把跟随汉王建立了西汉政权的人称为汉人，后来就如“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35]”把“服食”与汉人同的所有人又统叫做“汉人”，这一称法直延至晚唐。北宋时又称为“汉民”，元明以后又称为华人。但是我们对回族、藏族之称却是从血统关系上称谓的。
最后、在整个先秦，“伏羲、炎、黄、夏、周、秦都是西戎或西羌，即羌、戎。[36]”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贡献是绝对巨大的，沿袭至今通行全国的文字怎么能说就是“汉族”人创造的呢?传说苍颉造字，苍颉作为黄帝部落的人，苍颉肯定也就是羌族人。据专家考证，创造了灿烂的仰韶文化的先民就是羌族人民。第一次统一全国文字的秦始皇是羌族人，第一次对秦统一后的全国文字进行大量补充的北魏太武皇帝拓拔氏又是羌族人。因此可以说，羌族人对“汉字”的创立做出了绝对性的贡献，“汉语”应该说是羌族人的“母语”。
“花儿”是民俗社会的产物。它只有在民俗社会中流传，文明社会是不齿于暇顾的，有文化的汉人是不会创造“花儿”的。虽然汉人为戍边从秦汉起来到“花儿”传唱区的数量不少，他们除了把自己融化在当地土著风俗民情中吟唱“花儿”外(如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是不会去创造“花儿”的。正因此，在汉人的发祥地中原一带是找不到“花儿”的蛛丝马迹的。
第二、关于藏族。“藏族则是土蕃王朝解体(公元861年)后才形成的近代民族。若要追根溯源，藏族应是土蕃的流，而土蕃则又是羌族的流[37]”《中国通史》：“羌族向西的一路成绩最大，建立以罗些(今拉萨)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南琼巴为中心的土蕃国。”“发羌是土蕃的祖先。”《新唐书·土蕃传》载：“土蕃本属西羌，盖有百五十种，散处河、湟、洮、岷间，有发羌 、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说明当时的河、湟、洮、岷间是相对闭塞的。但是藏羌本是一家却是无可辩驳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文实先生在《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中明确阐述：“民族是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藏族的名称始于近世，是吐蕃族的后身。若追溯其远源，则可追溯到我国西部古老的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部族——羌族。其在传说的原始阶段，则是炎黄族中炎帝系的正宗。[38]”藏族人唱“花儿”天经地义，而且藏族人唱“花儿”就一个曲调——“阿欧怜”。
第三、关于回族。著名回族作家及学者张承志说：“纪元七、八世纪间，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并进入盛唐文明。十三世纪蒙古可汗国的军事行动和后来治理中国的需要，‘回回’一词响彻中国并且‘元时回回遍中国’。”“蒙古人的元朝灭亡时，这一类人已经走完了丧失母语的历史;一个新民族出现了——他是一个操汉语汉文而保持着与汉文化教育不同的宗教心理的异乡人之族[39]”。尤其是最后一句，不但说明了回族人是从元朝开始丧失母语的，还能从侧面说明回族人如当今一样普遍唱“花儿”的历史不会早于元朝的。但个别回族人唱“花儿”可能从唐代就开始了。这也正印证了高洪的诗，说明花儿在明代就已经非常盛行是有必然原因的。然而在明代，临夏的主体群众仍然是汉、藏、土、羌氐族，而如现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仅称为“寄居回回”，数量虽然比唐宋元有成倍的增长，但是毕竟有限，且大都生活在最为偏僻、贫瘠的地方。幸好明朝政府对外来民族采取怀柔同化政策，禁止“本类自相嫁娶”，准许“回汉通婚”，这才加速了甘肃回族的最后形成。这样的群体及其生存境况是谈不到还去创造“花儿”的。因为作为一种民歌形式的发生、发展、成熟到盛行，其过程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特别是在农、牧、采、猎时代，那种缓慢程度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它绝对不是几十年或上百年就能走完其历程的，它是其民族、其地域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系统形成的一种民俗积淀。
从各民族在“花儿”传唱区的历史发展差距中可看出，这八个民族由于宗教信仰截然不同，风俗习惯又有天壤之别，是绝对不可能共同创造一种民歌形式——“花儿”的。他们只能根据各自民族的特性，对此地固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歌形式——“花儿”加以改进发扬，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他们来到此地生活，对此地区的乡土风情是不会不吸收发扬的。俗语说“入乡随俗”，这是人类生存力强的主要标志，回族更不例外。
(二)我觉得用“多民族人民用汉语所创造的独特民歌——花儿”这样来界定花儿的创始者是汉民族是欠公允的。多民族人民用汉语唱花儿是有个过程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话语权的全面普及，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萎缩和灭失，使得当地人用汉语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多了，用其他民族语言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少了。
第一、多民族是不可能共同用汉语来创造同一种“独特民歌——花儿”的，他们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所谓创造者是唯一的，是一源的，而不会是多源的;多源的，就不能称之为“创造”，只能称之为继承、发扬和光大。
第二、汉语的话语权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东南亚的历史上都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就如发展到二十世纪以来的英语的话语权在全世界有绝对权威一样。在中国，不论那一个民族统一和统治了全国，汉语的话语权，每一次都是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会更深入广泛地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如蒙古人和满清人。即使西夏国建立后，他们参照汉文又创造了西夏文，汉文在西夏也没有完全废弃，汉语文化依然影响着西夏国人民。这一切充分说明，汉语在中国历史上，从有资料可查的甲骨文起始至今，一直是享有着尊贵地位的官方语言和四通八达的流通语言，那么说汉语写汉文的人肯定会也自然会越来越多。回族人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操汉语汉文”就是这个原因。这样看来，多民族人民用汉语唱花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这并不能说明花儿就是用汉语创造的。
(三)从“花儿”调式的单一与丰富的区别中可以寻找出“花儿”流变的轨迹来。在所有“花儿”的调式中，洮岷“花儿”最不灵活，尤其是洮岷南路“花儿”——“阿欧怜”调式单一、古简，“就其流唱情况来看，传言、问事等实用性特点，还时有流露，这正是原始歌谣一开始就具有的职能之一。[40]”“具有比较原始的性征，是‘花儿’中最古老的流派。[41]”这正是由于洮岷一带乃古西羌地，羌水、羌道均在洮岷南路。无疑正是古羌人的发祥地。且“其地面山带河，形势险阻。西亘青海之塞，南临白马之氐，东连熙巩，北并洮叠;内则屏翰蜀门，外则控制番境，二百疆场，实有赖焉。[42]”因此，洮岷之地在秦以前不入版图，至唐代“仍处在氏族阶段。[43]”明朝“始筑城垣，建楼橹，置学校、官廨之属。[44]”明朝时这里的风俗是：“其人强悍，好习弓马，以田猎为生。大抵风高气烈，山居板屋，不务修饰，颇为古风，盖俗之质而野者也。[45]”这显然是地道的羌人风俗。在明朝中期，“且因羌人错处，叛服不常，成化四年(1468年)设兵备道以弹压于上。[46]”可见在明朝，羌人还是这一带的主人。明朝诗人何孟春在《洮岷道中》写到：
景色来西徼，萧条信远方。
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
几处青禾熟，深忧白雨伤。
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岷州志校注》
到了清朝，才“士知向学，民多务本，冠、婚、丧、祭，渐娴礼制，庶几关陇风矣。[47]”乾隆五十八年李殿图《番行杂呤四十首》之一：
番族由来西种羌 ，滇池以北抵河湟;
卓尼世隶洮岷道， 噶固山南划土疆。[48]
康熙四十一年修订《岷州志》里说：“方令四海升平，疆圉无事，西羌僻壤，并于中土，[49]”又“岷州孤悬绝塞，与氐羌杂处。[50]”
在这里，又让我回想起前面引用的张亚雄先生描述的二郎山花儿会上“唱家中以女人的装束最为奇古”的情致来。
从如上引证可以看出两个事实：一是洮岷这一带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古羌人的生息繁衍之地;二是从“岷州孤悬绝塞”这一特殊地理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带的文明特征是很具有地方特色的。也就是说，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少，几千年来保持了最纯粹的地方风味。同时，“阿欧怜”调我认为是大山与大山之间特有的一种民歌调。只有身处大山与大山之间，你才能充分领略这种民歌调的无尽魅力，也只有在大山与大山之间，这种民歌调的无尽魅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说明，任何民歌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独特风格的形成，都是离不开其特定的地域环境的。据向回族作家马步斗先生请教，他说岷县一带的回民是从清朝才开始来到这里的。这些因素，才限定了洮岷“花儿”的曲种调式不得不单一、古朴、原始。
那么河州“花儿”又为什么丰富多样?
首先是因为河州“花儿”传唱区正是从秦汉到元明羌族活动变迁，与中原内地人民及从西北陆路远道而来的中亚等人民交往相互融合最为活跃复杂的地区。仅《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就有“百五十种”。《资治通鉴·宋纪二》载：“慕容璝亦有才略，抚纳秦、凉失业之民及羌氐杂种至五六百落，部众转盛。” 可以说河湟地区古羌族部落多得无法数清，从汉至元外来民族的文化侵入又非常频繁丰富，因此河州“花儿”的丰富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导致河州“花儿”必须有所变化的外因。
其次回族在丧失了母语后接受“花儿”这一口头文学形式时，不可能不对其加以改革并渗入本民族的一些文化特性。写到这儿，笔者有种强烈的感受，就是相对唱花儿的其他几个少数民族而言，回族可以说是外来民族，但对花儿的接受与发扬却是异乎寻常的热烈与亢奋。这是为什么?笔者再三考虑，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不可否认的。一是回民作为外来民族最初来到这里时，很少随身携带本族妇女出行，而是一但定居，就于当地妇女通婚。当地妇女喜唱花儿，久而久之，其子女及丈夫自然就会跟随着喜唱花儿;二是花儿是山歌，是野曲，而在解放以前，唱花儿的回民主要生活在偏僻又贫瘠的乡村、山野，读书条件差、文盲率高。这种生活环境感染、熏陶、引诱、启发了他们对花儿的热情。同时他们原有的文化风格肯定与在华夏大地共同生息繁衍了几千年的其他民族的文化风格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在接受这一花儿文化风格时渗入新的东西就会多。这是导致河州“花儿”变得丰富多样的内因。
内外因结合，河州“花儿”自然就会变得丰富多样的。
但是“文化一旦形成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使由于外来干扰(如战争)而引起的民族迁徙，丢失了这一民族文化形成时所具有的地理环境，但其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仍会保持而不轻易消失。[51]”这就是我们在陕西、四川、云贵一带等许多地方还能听到与“花儿”调式相似或相同的许多民歌的根源所在，也是郝毅、杨鸣健等专家学者得以从音乐角度对现在的藏羌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与广泛流传在西北四省的民歌——“花儿”去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基础。
三、小结
“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一种土特产，地域性非常强。它最早是由原本就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的古羌人创造的。这一形式在商朝时期就已存在，只是称谓不叫“花儿”罢了。它是飘荡在我国西北大片地区的亘古的天籁之音，作为一种民歌调式，其产生的确切时间只能比《诗经》早，不会比《诗经》迟的。正式被称为“花儿”最迟也不会迟于魏晋时期。
洮岷一带是古羌人的发祥地，自然也是“花儿”的发祥地。洮岷是花儿的根。汉藏回等八个民族为“花儿”以后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各自卓越的贡献。藏人一到羌人居地，就能很快唱“花儿”，因此属于藏族系统的各民族至迟在唐朝时就开始唱“花儿”了。属于回族系统的各民族开始普遍唱“花儿”肯定不会晚于清朝。汉人唱“花儿”的时间可能最早。从秦汉开始就有因戌边来到此地的汉人，其中有部分不能回家或经受不住孤独煎熬的兵士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一代两代后，汉人的种性就会逐渐丧失，从而完全融入到当地土著民俗风情中，不但吟唱“花儿”还会崇尚“花儿”的。后来大多汉人唱“花儿”都是要经过这么个过程的。
“花儿”的分布面早先是很广的，可以说那儿有羌族人民那儿就有“花儿”。它是随着古羌人的流动而流动，随着古羌人的飘荡而飘荡。后来随着羌族人民不断被其他民族所融化，以及自身对原始文化的抛弃(如唐代大诗人元稹本为鲜卑拓拔氏，却硬要以汉胄自居)等原因，使“花儿”的名称有了改变，使“花儿”的分布面越来越小，使以羌人称谓的人唱“花儿”的愈少了，而代之以汉、藏、回等民族称谓的人唱“花儿”的愈多了。但是在羌族的血统还留存的地方，称谓已改变了，但调式与“花儿”相同或相近的民歌还依然存在。这也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稳定性是很强的。
“花儿”后来呈现出了多种曲调，多种流派，其一是因为羌族作为先秦时期最大的民族，部落有数百，各部落由于受所处地理环境的独特影响，部落间个性有差异，“花儿”的调式也就有了差异，部落与部落间交流频繁，加以外来民族既早又众多，就会使一个地区呈现出多种“花儿”调式，如河州花儿;其二是因为在“花儿”传唱区浸入其他别种文化风味的民族愈迟愈少，“花儿”的曲种调式就会愈单一、古朴，如洮岷“花儿”。它们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步一步发展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一方文化和一方风俗，它是“这一地域特殊的历史、地理及民族背景所造成的特定的民俗氛围[52]”孕育出的必然，以及其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文盲性相互传承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唯独把西北地区流传的民歌叫“花儿”的根源所在。(原发表在《西羌文化》1997年第一期，2006年6月间有大幅改动)
参考资料：
[1]《民俗研究》[美]雷德菲尔德
[2] 《资治通鉴·齐纪三》
[3] 《资治通鉴·齐纪六》
[4] 何兹全著《秦汉史略》
[5]《服饰美学》[日]板仓寿郎著
[6][7][8][9] [20]《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二)汪友伦“羌族刺绣简介”》
[10]《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11][14]《秦汉史略》何兹全著
[12] 转引自柯扬《花儿溯源》
[13][22] 郗慧民著《西北花儿学》
[15]《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一)周文史“羌族简史”》
[16] 《西北考察日记》
[17]《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二)陈学志“试论岷江上游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关系”》
[18]《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五)王荣山“蒲溪锅庄”》
[19]《辞海》“羌族”词条
[21]《花儿集》张亚雄著
[23]《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一)刘尧汉“羌戎、夏、彝同源小议”》
[24]《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与“花儿会”之民俗学研究》柯 杨著
[25]《新思维216条》[意]维柯著
[26]《新思维416条》[意]维柯著
[27]《歌与诗》闻一多著
[28]《洮岷花儿的类型与格律浅见》宋志贤著
[29][30] 《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费孝通著
[31]《花儿是什么》李恩春著
[32]96.9.25《甘肃日报》“人物春秋”栏
[33][34]《中国通史》(第一册)范文澜著
[35]《水经注卷一》
[36]《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三)杨柯“大秦国开创述略简析”》
[37]《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二)李茂“古东方大族羌——兼论氐羌族名及羌文化对形成中华文化的作用”》
[38]《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李文实著
[39]《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序》
[40][41]“‘花儿’源流初探”李璘著
[42][43][44][45][46][47][48][49][50]《岷州志校注》
[51]《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52] “‘花儿’源流初探”李璘著
[ 本帖最后由 张润平 于 2010-3-15 09: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