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娟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
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
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
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是想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
是改别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
，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
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需
要探个究竟。
　　
　　一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
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做了查考，最
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
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
第58至第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
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汪晖在
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
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参见”式引用当作抄
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
。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
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
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
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
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
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
“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
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辨别仪
器，足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
，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必须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
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我暂且按照，来扫描一下案头随手可及的几本书，有关“参见”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
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本的“抄袭”
。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166页这样论述：
　　有学者把《左传》引诗之方分别为“断章取义”、“摭句证言”、“先引以发其下”
、“后引以承其上”、“意解以申其意”、“合引以贯其义”等。
　　作者对这一句的注即为“参看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中华丛书，1972年，64页
。”在这里，陈来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
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明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
2003年1月版）34页：
　　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如斯而已。
”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59-60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13页：
　　首先，“西学东渐”乃大势所趋，章太炎等人之“救学弊”，至多不过是“扶微业，
辅绝学”。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阅章太炎的《救学弊论》和《国学会会刊宣言》，均见《章
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
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
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
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
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
者“参见”某某书。6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193-194页：
　　根据童书业的看法，卿大夫分置侧室、贰宗，……这些侧室、贰宗往往有室、有家、
有邑、有臣，其后代在春秋战国的地位日渐重要。（引者注：中间省略部分无直接引语。
）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153-154页。”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54页：
　　但庚子前此类“调和满汉”的观念在民间相当流行，后来提倡革命的章太炎也曾同意
孔子纪年说，……并写出《客帝匡谬》，公开进行自我批判。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81-111页。”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306页：
　　清理这一思想背景，必须在抛弃“挑战—应战”的研究模式的同时，防止过分执著中
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因而漠视西学的巨大影响。
　　此处注释为“参阅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7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举了几例。从这些
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
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
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
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彬彬对“参见
”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
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
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
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
“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
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有），也没有援
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
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
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
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
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
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
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
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
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
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与既有的引注
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
题，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样的纰漏。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
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
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
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8在今天，出
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
《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
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
，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
大的混淆，包括对“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
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
难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
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
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
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
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
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
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
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
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
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
、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
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9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
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给出注释“列
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但是，对于中国近现
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
，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10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未注明出处。
　　三是《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
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处。
　　这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但从上下文的引
证来看，作者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
引及这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
，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观点。疏失和剽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王彬彬有意识混淆，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
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按“学术规
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
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
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
11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
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
“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
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式，它“在《
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2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
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
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
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
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
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效凭据的判断
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
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
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之类的判断即
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
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
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
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
。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别“偷意”的
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
，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头雾水。首先
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
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
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
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
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3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
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
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
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4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
王彬彬只当没看见：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
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入
。……15
　　紧接此后的两段，汪晖都对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评性的对话。难道王彬彬将自己文章的
读者都预设为偏听一方、从不翻书、以讹传讹之人？也许《文艺研究》的个别编辑是这类
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个口口声声讲“学风”的教授，“学风
”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绝望》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关系，王彬彬说：
　　（《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
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
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
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舌。16
　　《反抗绝望》第54页引用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一处原文，但也正是在此处引用之后
，汪晖这样分析和对话：
　　（林毓生）这种分析从变动不居、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某种恒定不变的“同
一性”——不是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知识分
子心态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某种途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束缚在一个问题上，沉溺于同
一的问题之中。不是的。……17
　　王彬彬认为这里“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难道是王彬彬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
的“纠察队员”，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条件反射式地与抄袭联系起来，以为“非引注即抄袭
”，以至于认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着全盘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别人在引用的同时竟
然还表示不同意见，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
作的人，他这个愿望已经强烈到一个极端敏感的地步：如果他意识到汪晖竟然还在引用前
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时展开批评性对话和讨论，要么装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
　　其实，在引述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观念的时候，有时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处
，但因为所引看法在当时学术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是惯例。比如《反抗绝望》第62-63
页：
　　这是否意味着，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
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汪晖在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
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来自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汪晖在后面的论述是对林毓生这一
观点的批评性对话。汪晖在此并没有将林毓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而按王彬彬的
逻辑，这样的地方应该也是汪晖“偷意”的表现。
　　对于那些被王彬彬指为或者可能被指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当时知识界特别
是鲁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识•和积累的背景中来考虑。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从根本上
说，人文学术研究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可以说，任何严肃的研究
都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是需要怀疑的。根据“偷意”
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如果没有步步为营地做注释，那么，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
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的学术文体都会崩溃。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
人的研究基础上，王彬彬对“偷意”的无界限发挥，恰恰是在摧毁学术共同体的基础。这
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
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
，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注释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
2010年3月号，第126页。
　　2同上，第126-127页。
　　3 同上，第131页。王彬彬以类似逻辑指出的例子还有，《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
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明是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75-176页部分内容的“参见”，王彬彬认为是“抄袭”。
　　4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
2010年3月号，第131页。
　　
　　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
2010年3月号，第130页。
　　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18页。
　　8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9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李泽
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第57页；王彬彬，《汪
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
132-133页。
　　10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
》2010年3月号，第126页。
　　12 参见同上，第134页。
　　13参见同上，第133页。
　　14 参见同上，第133-134页。
　　15 汪晖，《反抗绝望》，第68-69页。
　　1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
2010年3月号，135页。
　　17汪晖，《反抗绝望》，第54-55页。

张志娟

手头没有原书比对
但我觉得钟彪驳得还是挺在理的
那些细处如果王彬彬真是故意视而不见，他个人的学风甚至用心就很可疑啦

刘宗迪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

————作妓女还是法利赛人，你们自己选吧。

施爱东

王彬彬固然也有故意夸大，以求文章刊于核心期刊的嫌疑，但这位钟彪兄这么短的时间，就炮制了一篇如此精致的长文，其目的及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
彼此都是自隐其短，攻人之短。

像这样的地方：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
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第68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
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
: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你要说这叫“引用”，那也太可笑了。
这分明是我们的温柔兄弟所发明的“关键词替代法”嘛。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检索一下“关键词替代法”，当年我们用这种方法取笑过无数人，哈哈。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汪晖童鞋有许多的不是，
但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思想者。

王彬彬所指出的这些东西，叫不规范也好，叫剽袭也好，相信都只是他论文中的枝节，不是他的核心观点。
其实钱老师说得非常好：
“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做错了，不必否认，
有贡献，还得承认。

刘宗迪

我向耶稣承认，我是有罪的。
比如说，我在自己的书中运用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但从来没有标注它的出处是《古史辨》第一册。
我在书中用到汉画像资料的时候，直接就把一男一女人手首蛇身交尾的图案视为伏羲女娲图，而没有标明是引用常任侠30年代的研究成果。
……

[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10-3-25 21:59 编辑 ]

英古阿格

任何学术批判都有当下语境的问题。
如此看来，施主的当代学术生态批评（记不太清楚了呵 ）值得期待呵！

越人

转一个在天涯看到的彪捍回复。

————————
虚拟场景，那些始终在问题的外围兜圈子的人，欢迎对号入座。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你先看一本叫《互文性研究》的书再来说话。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王彬彬的人品有问题。王彬彬想以批评名人而出名，汪晖是名人，所以王彬彬要靠批评汪晖来出名。王彬彬实在就是一个蹩脚的文学小青年。王先生挑的不是刺，挑的是寂寞。王先生善挖祖坟。（此人说话就是这个风格，没多大意思，所以归在一类了）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汪晖“剽窃马克思原文”是为了“抵抗当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工农的残酷压榨”。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王写的很猥琐！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仓颉造字，你用字，你也剽窃！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这是文字狱！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二十年来都没有人发现你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可以发现？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汪晖对于鲁迅意义的发掘，日本韩国的学界都承认的！！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厉以宁也抄袭，你为什么不说他？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列文森已经死了，至于李泽厚，听说和汪晖的关系不错，张汝伦也和汪晖认识！！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这篇文章居然是发表在正规的学术刊物，怪不得中国学术水平日益下降！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王彬彬“私立”学术标准，要吃官司！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谁会那么傻，去抄当时最流行的书！
　　王彬彬：汪晖抄袭，我这里摆了些证据......
　　汪晖抄袭辩护者：汪晖是“一面旗帜”，王彬彬是在攻击这面旗帜。王彬彬要借攻击这面旗帜的功劳北上加入“真正”中央大学。

xiaokunzhuifeng

喜欢骂人的人 不太会去在意被人骂的
王彬彬算是一个这样的人  
L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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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严家炎：讨论汪晖被指"抄袭"一事 对纯洁学风有好处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3月30日 10:24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严家炎：这场讨论对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有好处有必要

　　本报记者 王晶晶

　　日前，就汪晖被指“抄袭”一事，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先生。

　　中国青年报：您知道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批评汪晖《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事了吗？作为当年汪辉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之一，您对王彬彬批评文章的看法是什么？


　　严家炎：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的答辩，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有学术深度的，是扎实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那时的答辩还是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这篇论文的主体至今看来还是立得住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别人的。

　　但是论文本身很长，如果作者有并未注明出处的文字，有抄袭别人的某个段落，答辩委员们在7~10天左右的紧张阅读中，是很难发现的。而且当时通过的论文和后来正式出版的书，又会有所不同。现在王彬彬先生批评的书，是作者后来又做了不少加工、充实和丰富了的，是增补了不少材料和论述的。有些问题可能是在后来成书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只能讨论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批评的一些具体内容。

　　中国青年报：您读了王彬彬文章，总体印象是怎样的？

　　严家炎：王彬彬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评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也有点夸张。

　　我觉得汪晖的句子有过于艰涩的毛病，这是确实的。过去读他的论文，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他总想把多层意思压缩到一个长句中表述，有时顾前就顾不了后，出现那种不周全、不太恰当、甚至矛盾的词语。王彬彬在这一方面的分析是比较细、有道理的，但有时也让人感觉有点苛求。比如说这句话：“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王彬彬认为这句话明显不通，主语空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省略，不出现“我把鲁迅的……”，读者能读懂就可以，这些地方似乎不必过多去挑剔、苛求。当然，“意境”一词是否贴切，是可以斟酌的。

　　但是从汪晖来说，过于晦涩这种情况是有的，是他应该注意的。

　　说到第二点——王先生称作“抄袭”或者“剽窃”的问题。我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如果是那样，当然可以说是“抄袭”。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

　　比如“参见”的问题，就可以讨论。如果一个作者说“参见”，他在自己论述的地方加了个注，说“参见某位作者的某部著作的某章某节”，就应该算是一种交待，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参见”还是有意的“抄袭”，这就有点走样了。应该说这也指明了一种渊源关系。作者有时觉得自己说得比较简单，其他著作论述比较详细，请读者“参见”，这是允许的。所以，所谓的“参见”可能有多种情况，经常使用来注明出处，不能仍然说这是抄袭。像汪晖引的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有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注明“参见”的，不能都当做剽窃来批评，不大准确。

　　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

　　中国青年报：王彬彬指出的那些问题算不算硬伤？

　　严家炎：当然，可以算是硬伤。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认为，汪晖的这些问题可能与当时缺乏学术规范有关。

　　严家炎：尽管可能当时学术规范有点欠缺，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允许在论文中搬用别人的东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对于研究生来说，都应该知道要加注释，如果窃取他人成果是不允许的。当然，那时的规范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

　　中国青年报：会不会当时很多博士论文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严家炎：据我所知，不一定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王彬彬还有关于“偷意”的指责，比如列文森叙述的一段话，汪晖换个方式说了，但大体意思一样，这个怎么看？

　　严家炎：从严格角度来说，这也应该加以注明。这类问题还是由汪晖自己来回答比较合适。我相信，汪晖先生是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这类问题的。

　　说实话，我读王彬彬先生文章时，心里还曾有过一点疑惑：就是汪晖会抄袭林毓生“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我也觉得很奇怪。《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号召青年们要学孔子、墨子那种人生态度，这样的刊物会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吗？后来康有为的孔教会写了《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将孔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以配合君主制度的复辟，《新青年》才批判“三纲”，批判孔教，这也叫全盘反传统吗？汪晖阅读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可以自己得出结论，未必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我个人是很反对林毓生先生把“五四”说成“全盘反传统”，而且认为没有“五四”就不会有后来的“文革”这种说法的。我想，汪晖先生虽然年轻，他还是知道中国大陆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的，他怎么可能赞成林毓生的这种说法？所以我总怀疑“脱胎于林毓生”这一看法。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20年后再讨论当年的疏漏，是否有必要？

　　严家炎：虽然过去了20年，我认为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放牛班的课堂

也谈汪晖“抄袭门”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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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当年刚刚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博士生，又处在那时的历史语境中，怎么能要求他按照现在的引文规范写作呢？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汪晖的《反抗绝望》及其对中国鲁迅学以至中国精神解放的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简单地断之为“抄袭”，以至否定《反抗绝望》的全书以至汪晖的全人，则是不妥的了。



不可简单断“抄袭”

——兼论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

■张梦阳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

　　对此，很多媒体做了报道。

　　我对王彬彬先生的这种认真精神表示敬佩！说实话，目前这样认真读书、仔细比对的人，已经很少了。能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界不正之风予以批评的人，更少了。为了纠正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歪风，的确应该学习和提倡王彬彬先生的这种精神。

　　但是否就因此否定汪晖的全书以至全人呢？

　　我认为：不可以。

　　我同意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统观全文，我的感觉是王彬彬先生也并没有否定汪晖的全书和全人。

　　那么，汪晖及其代表《反抗绝望》对鲁迅研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

　　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2005年6月24日在日本关西大学的讲演《“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中国鲁迅”在毛泽东、瞿秋白的鲁迅论之后，经过了漫长的模式化过程，到十年“文革”中被推向了极端。鲁迅映象成为一些当权者手中任意捏塑的工具，一会儿是“伟人”、“旗手”，一会儿又是“俯首听命”的“小兵”。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从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然而在思想上并未得到解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和世界观转变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旧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上继续滑行的典型例证。这场讨论反映出当时整个精神文化界还难以摆脱旧的思维窠臼和旧的真理标准，一方面在提倡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却又在使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论证方法，在旧的认知逻辑轨道上翻筋斗。那样多的学者，花费那样多的功夫，把自己宝贵的才学倾注在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上，并为此争论不休，明明是做着无效劳动却并不自知。这令我想起了廖冰兄的漫画《自嘲》：一个曾被囚在罐中的知识分子，罐虽然已经被打破了，他却还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难以自解。这幅漫画和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都反映了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既可悲又可怜，不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精神解放，实在是无法前进了。

　　中国的鲁迅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呢？

　　始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想者们，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1985年5月，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呐喊〉〈彷徨〉综论》在《文学评论》上刊出，1986年8月，在这篇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鲁迅学界思维转折的序幕揭开了。

　　这道序幕是由纠正50年代陈涌解读《呐喊》《彷徨》所存在的“偏离角”开始的。应该承认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是毛泽东的鲁迅论之后中国鲁迅学界的最高成就。而正因为是最高成就，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个关节点，所以转折须从这里开始。针对陈涌的社会政治革命视角，王富仁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命题。

　　然而，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中年以上的一些鲁迅学家纷纷提出驳难。这里有既得利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王富仁虽然提出了视角转移的问题，但却并未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进行扭转。

　　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日益走进死局的时候，仍如五四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外寻找精神资源。继乐黛云教授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之后，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陆续引进了不少国外鲁迅研究的新论著和新观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6年10月，竹内好的《鲁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锐的鲁迅学家汪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257、305等页，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汪晖的出山，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

　　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以发展的观念理解鲁迅。所以一面世，就显示出了与通行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深广思考和非常锐利的思辨性。而他并不是仅仅从竹内好那里汲取营养，更重要的进行超越，他超出竹内好的最主要的贡献是非常聪明地择取出了“中间物”意识这一概念，后来日益显现出了汪晖这一贡献的巨大意义。

　　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就这一点来看，其意义已经很重大了。然而，“中间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哲学意义。

　　“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着鲁迅个人是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环的历史位置上，并非是坐在凝固、永恒的神庙或圣殿里，这样就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了对鲁迅的种种神化和圣化。然而，“中间物”概念所标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汪晖从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择取出了“中间物”这一概念，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反过来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的复杂性，就打破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单一、静止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还原出了鲁迅文化哲学的双重历史文化基础，再现了鲁迅世界的内在矛盾，中国鲁迅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也就顺势而解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中间物”这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与悖论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巨大的活力。

　　而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从中也可看出鲁迅研究的确处于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前沿阵地，中国精神文化的冲决常常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也往往是在这里首先萌动的。

　　由此可见，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对汪晖《反抗绝望》的影响，远在王彬彬所举的李泽厚等书之上，这是连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认的，那么是否可以断言汪晖“抄袭”甚至“剽窃”了竹内好呢？

　　不能。这只能称为借鉴，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借鉴。任何民族和任何个人，要把思想文化推向前进，都需要这种借鉴。五四时期不就借鉴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了吗？把日本竹内好提出的“反抗绝望”的命题借鉴到自己的中国鲁迅研究的语境中去，进行了崭新的引申和发挥，使处于僵局中的中国鲁迅学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扭转。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在《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一文中说：“文学研究所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1989年出版，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鲁迅的《狂人日记》，连题目都是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一样的，能够说鲁迅“剽窃”了果戈里吗？实际上，诚如鲁迅自己所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汪晖的《反抗绝望》，要比竹内好所提出的“反抗绝望”深广、严密得多了。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汪晖的《反抗绝望》及其对中国鲁迅学以至中国精神解放的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所以，尽管《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正如毛泽东的一些诗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

　　鲁迅曾经在1935年10月20日至孟十还的信中“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又在九天之后，即10月29日致萧军信中重申这一观点：“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可见感慨之深！汪晖当年刚刚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博士生，又处在那时的历史语境中，怎么能要求他按照现在的引文规范写作呢？我和文学所的同仁们亲眼看到这位年轻人聪明绝顶，又谦逊朴实，都感到人才难得！对于这样难得的人才，我们应该倍加爱护。从爱护出发，提醒他引文要更加严谨，是必要的。事实上汪晖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更为可观的成绩。但如简单地断之为“抄袭”，以至否定《反抗绝望》的全书以至汪晖的全人，则是不妥的了。

放牛班的课堂

■肖鹰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3月31日

　　□王彬彬批评针对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后修订（2008三联版未修订）版，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

　　□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用“技术问题”化解“抄袭责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体指证。

　　□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批评清华教授、著名学者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抄袭现象的署名论文，见诸报端一周来，导致的不是学界对抄袭是非进行严肃甄别，而是在媒体报道称“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的背景下，“说汪晖抄袭，王彬彬遭挺汪派围剿”的局面。（《现代快报（南京）》2010年3月28日）

　　这一近年来并不鲜见的现象，再次重演，令人在为中国学界深感悲哀的同时，又难以沉默。

　　一、钱理群等三位学者为汪晖的辩护，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王彬彬对汪晖的抄袭指证是否成立，甄别是非的关键是将王文与汪著作比对，逐条核对所指抄袭是否确凿。第一个公开表示“抄袭之说不成立”的学者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然而他发表这个意见的前提却是“他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他此前对该书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京华时报》2010年3月25日）紧接在钱理群之后公开表态的两位鲁迅研究学者，在重复“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意见时同样没有对王彬彬指证的抄袭情况做具体甄别。

　　虽然没有做具体甄别，钱理群等三位学者却给出了“抄袭之说不成立”的三点理由：第一，汪著是作者在读博士生时的著作，写作时间离现在已过20年，当时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著抄袭问题，只是不合学术规范的技术问题，不是有意抄袭的学风问题；第三，汪著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基于这三个理由，钱理群向媒体表示“此事最好是到此为止，因为各方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钱江晚报》2010年3月26日）

　　钱理群等三位学者为汪著所做的“抄袭之说不成立”的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反抗绝望》一书，来自于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不假，但是，此书先后在台湾久大（1990）、上海人民（1991）、河北教育（2000）和北京三联（2008）发行四版。按照出版规则，新版属于新书。王彬彬批评针对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后修订（2008三联版未修订）版，按作者《新版序》，此版是“修订再版”，实际上作者也作了删节和文字修订，作者理应为书中内容全部负责。同时，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其次，用“技术问题”化解“抄袭责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体指证。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的）。最后，抄袭和学术成就，是两个概念，两者不可互相代替。不能用“有成就”证明“无抄袭”；但是，如果抄袭现象严重，关系到主要立论和观念，“成就”就要打折，甚至瓦解。

　　严肃讲，钱理群三人为汪晖做的辩护，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令人遗憾地看到三位学人缺少作为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二、个案分析：汪著抄袭学者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

　　在王文中，有一节专门分析汪著第61－62页中的一自然段“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抄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将王文摘录的汪著与林著相关段落比对，两者主要内容令人感到似是而非；参照两著相关段落，读王文的分析，更觉王说搅混、牵强。笔者在“豆瓣网”读到网友“vivo的日记”一帖（2010-03-27），其称汪著此文抄袭自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经查对原发期刊李文和汪著，情况确实如“五峰山人”所言。下面全文录出汪著该段文字：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①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③———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④（第61－62页）

　　比对李文和汪著，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汪著这个自然段全文约6百字，前约六分之五来自对李文第二、四自然段的抄袭，抄袭基本是逐字逐句，但有几处跳跃；第二，该自然段后六分之一，即“从‘中体西用’”开始，汪著对李文第四自然段结尾进行了改写，并且很快转入对王彬彬指出的林毓生著作相关段落结尾部分文句的糅合式使用。第三，在汪著这个自然段中，加了四个注（王文引用此段时略去了）。这四个注，前两个是完整照抄李文原注，后两个是汪著作者加上的。加第3注，是因为汪著作者在抄袭的李文语句中加上了一句自己引用的陈独秀的原话，注释内容是陈著书名；汪著第4注内容如是：“鲁迅对‘中庸’的批判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判》一文，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

　　从上分析，可见汪著这个自然段有三个特点：第一，抄袭严重；第二，抄袭手法混用；第三，作者是熟悉注释规则的。对于钱理群等用“技术问题”来否定王文指证的抄袭，我们有必要提请他们注意：汪著这个自然段与邱文，相同点只有“中庸”、“折中”、“公允”三词；相反，这个自然段，主要文字直接抄自李文，结尾文字和意思又基本属于林著，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

　　王文长达万余言，但仅具体指证了汪著第一编，即三分之一篇幅（全书共三编）的抄袭问题。尽管如前文所言，王文的指证能确凿落实“抄袭”的，只是六处；但这六处中有四处是大段落抄袭。因此仅就汪著这三分之一而言，恐怕抄袭情况也不可谓之不严重。这样的抄袭情况，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对于专家学者，还是对于博士学生，恐怕都难以用“不够学术规范”或“不成熟”来开脱之罢？

　　三、勿以混搅历史的办法强拉古人为今日抄袭之辈背黑锅、作保护

　　严肃认真地揭露和甄别抄袭是非，消极地讲，是惩戒学术不端行为；积极地讲是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实际上，对抄袭的揭露和甄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活动。学术抄袭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向读者、甚至学术界屏蔽了真实的学术源流。抄袭的屏蔽作用，在那些一度被推崇为杰作、甚至经典的“抄袭之作”的流传中，影响更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次揭露抄袭似乎非但未给中国学界带来积极的帮助，反而激发了某些学者把今天学者的抄袭账赖在古人身上的勇气。比如，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在为校友汪晖辩护时，公然使用了“古人也曾把名著据为己有”的奇论，并且说：“现代以来许多知名学人也有类似情况，例如鲁迅评价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闲适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存’这样金刚怒目的一面。此话最早是朱熹说的，但鲁迅当时也没有说明引用何处———这在当时，是完全许可的。”（《扬州晚报》2010年3月29日）鲁迅真是把朱熹的妙语“据为己有”，而“不说明”吗？我们看看这两位先师究竟如何说的：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论文下（诗）》）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题未定”草（六）》）

　　朱熹讲陶渊明“豪放得来不觉耳”，称其《咏荆轲》是“露出本相者”；鲁迅讲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面，用的例是《读山海经》。朱熹讲陶是豪放与平淡的统一，鲁迅讲陶是飘逸与怒目的对立。鲁迅如何“剽窃”了朱熹呢？精卫填海等于荆轲刺秦？姚文放教授是真不知原委，还是蓄意搅混历史以便拉起在九泉下长眠了数十载的鲁迅来给当代抄袭之辈背黑锅呢？这样的学识和态度，如何面对鲁迅？如何面对讲台下的子弟？

　　有识之士都承认，学术剽窃已成中国学术的大害。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如果以无原则的庇护和无理的赖账，中国学术未来必无生机可言。 　　

放牛班的课堂

□于德清(北京 媒体从业者)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4月01日 08:59　来源：新京报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批评汪晖20多年前旧作的“学风”问题，固然制造了轰动性效果，但是，与以往的“抄袭”事件不同的是，汪晖反倒获得很多学人的力挺。

　　查看有关言论发现，汪晖之所以能够被同情，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一笔“历史旧账”，因为时代环境，似乎不宜追究；另外，则是因为王彬彬的情绪化文风，令人很不悦。

　　事实上，随着后继的争论，“汪晖抄袭”事件的价值才真正凸显了出来。其关键不在于，汪晖这样的学界名流陷入大众舆论的漩涡，而是对国内学界学术不规范的“历史旧账”要不要翻，以及如何翻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王彬彬批评汪晖是否具备合法性，以及手段是否适当。

　　一周以来，似乎无人公然否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问题的普遍存在。汪晖旧著中存在的问题，或许在其他当今的学术名流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因此，如果要继续翻这笔历史旧账的话，恐怕很多学界名家乃至非名家也会就此中招。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回避这一问题，而不去做起码的是非判断？


　　有学者尽管不太乐意以今日之学术规范标准来检视昨日之问题，不过，大多也都不得不承认，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汪晖旧著中的很多问题皆可归入“抄袭”之列。而汪晖本人也是学术规范的推动者，显然，如果不肯承认昨日之问题，那么学界以及汪晖本人都会陷入“昨是而今非”的自相矛盾之中。如今学界所表现出的对汪晖的集体同情，也显示了，学界并不情愿直面这笔历史旧账。

　　学界意欲模糊处理这笔历史旧账的态度，可以理解。但是，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才是对待这一问题的起点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可以谈要不要宽恕汪晖的问题。而如果不肯承认昨日之非，而就大谈宽恕，也难免令人怀疑其“动机”问题。在对汪晖的宽恕中，是否也夹带私货，把自己乃至自己的师尊们一并都宽恕了？这是令人深度怀疑的。

　　这也就牵涉到，如何翻这笔历史旧账的问题。显然，王彬彬的情绪化翻旧账，并不可取。尽管，其文章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但是，其并没有遵守学术规范的精神，颇似“以暴制暴”。因此，这也就大大遮蔽了这一事件真正的社会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学界的回应同样也没有遵守学术规范的要义。或者是回避此事，或者是以同样情绪化的方式对待王彬彬。大家一直在外围遛圈，而对核心问题却一直不肯认真触摸。

　　现在，学界令人失望的不是有笔历史旧账，而是对于历史旧账的保守心态。学人皆重视自己的学术清誉，也很爱面子，不愿自己的过去有历史污点。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才更应该以充满阳光的心灵对待之。历史旧账已经是物化的存在，不会因为学人的不肯正视而化为虚无。其实，学界只要能够坦然面对，那么，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方式，道个歉，对自己的弟子和读者说声“对不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历史旧账不是问题，而捂着盖着才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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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0年04月07日 16:32　来源：新华网


　　贾宝玉认为，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案，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纳入了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书目。因此，面对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证，鲁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经推举此书的权威专家)，理应在认真比对涉案文献的前提下，甄别抄袭是非。然而，自这个抄袭案见诸报端20余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位鲁迅专家对抄袭指证做具体甄别的报道，相反，持续充斥媒体的仍然只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几位鲁迅专家所谓“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抽象言论。

　　在其最新公开言论中，在始终未针对抄袭指证做任何甄别的情况下，钱理群坚持“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最终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绝望》是抄袭之作，那整部书就没有价值了。”(扬子晚报，2010-04-04)这个理由的荒谬性，相信钱先生在正常状态下，也是明白的。但是，钱先生是过分珍爱汪晖教授这本书了。钱先生与《反抗绝望》的渊源，汪晖教授说得很明白：“答辩之后，钱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向我约稿，他们那时正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学术丛书。钱先生年长我二十岁，从1983年经王得后先生介绍相识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鲁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将书稿交给了钱先生——说 来真是一份荣幸，这位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编辑，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在书稿上留下的那些编辑痕迹。”(《反抗绝望·三联版跋》2008)

　　无疑，每位学者都有权利为自己认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辩护；但是，既然“鲁迅研究专家”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精神的传播人，这几位鲁迅专家在行使个人权利为《反抗绝望》作辩护时，就有义务传达鲁迅抵抗虚假、追求真实的精神。鲁迅决不肯“以流言为根据”，“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当年的北大教授、论敌陈源(西滢)两度撰文恶意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鲁迅的回应是坦诚认真地将真实公之于众。鲁迅在《不是信》这篇长杂文中回应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鲁迅把学术剽窃视作与“男盗女娼”一样是“人间大可耻事”。蒙受论敌这样恶意的污蔑，在他的心灵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直到十年后(1936)，当盐著和鲁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或日文，“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着这样大污辱的鲁迅，却于伤痛中及时站出来认真负责地澄清事实，不仅据实声明自己著作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坦然说明了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对事实毫无隐瞒。正因为鲁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作为论敌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适，才会在鲁迅去世之后，针对苏雪林等人对鲁迅的无理攻讦，仗义直言：“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书信集·中册》) 鲁迅在回应抄袭指控时的坦诚负责，是我们面对学术争执时的楷则。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节――真价值。

　　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汪晖教授抄袭的指证是具体确凿的，不是针对《反抗绝望》整本书，而是针对书中十数例既无注释又无上下文说明的逐字逐句整段的抄袭。无论对抄袭持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是将抄袭视作“学术不规范”、还是“学术不端”，倘不是蓄意护住《反抗绝望》的“假面目”，就应当承认该书中的“逐字逐句整段抄袭”是“抄袭”。如果真如辩护者所坚持的，《反抗绝望》一书具有不可低估的“真价值”，那么辩护者为什么不将这些抄袭的假面目撕下来，以展示该书的“真价值”呢？鲁迅孤身一人敢于公开回应抄袭污蔑，几位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专家为什么不能正视确凿的抄袭指证呢？这几位鲁迅专家，虽然维护汪晖教授的用心是真的，但表现给公众的却显然是不愿《反抗绝望》的“假面目”被揭开的做法，是“串戏敷衍”。

　　鲁迅的伟大，是离不开直面真实的。鲁迅的一生，是讲真话的一生，对人对己都毫无隐瞒欺骗。做鲁迅的学生，就是要敢于讲真话。胡风和冯雪峰，作为鲁迅的两位忠实学生，在过去不能讲真话的年代，为了讲真话，甚至不怕丢官坐牢。然而，在今天这个可以讲真话的年代，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专家们却不敢正视一本学术著作的抄袭事实。这是因为鲁迅追求的“真价值”不再具有价值了，还是因为这几位鲁迅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保住一个假面目就是“真价值”？为了保住一本书的“价值”，而轻易背弃鲁迅追求“真价值”的精神，这是当代鲁迅专家应当表现于公众的“价值理想”吗？

　　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有一幅题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画。画中仅有一只用超级写实主义手法描绘的烟斗。这只烟斗逼真之至，实可以假乱真。然而，画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这不是一只烟斗。”马格利特说的是事实，虽然极度逼真，画上只有一个烟斗的画像，没有一只烟斗。

　　当代鲁迅的研究据说是以“还原鲁迅”为目标，对于鲁迅其人的细节真实，专家们大概都掌握得巨细无遗了，绘出一幅“鲁迅写真”，当也是超级真实了。然而，在这次汪晖抄袭事件中，几位鲁迅专家集中向我们表现了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了。因此证明他们的鲁迅研究，不是沾染学，而是图像学。对于这个没有精神的图像鲁迅，我们当然有理由拒绝。

　　──这不是鲁迅。(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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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0年04月07日 09:22　来源：北京晨报


　　“著名学者”汪晖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一书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不信，只要把下面这两段话拿去问一个小学生：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我想小学生都会告诉你，汪晖就是几乎一字不差从勒文森那儿抄来的。而且抄得很低级，连抄了四个“变更”，却只变更了一下人名。汪晖本人倒不敢说什么，把责任推给“学术界”，“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果然，钱理群、孙郁、赵京华、韩东这些“学术界”著名学者都出来澄清了：“抄袭之说不成立”、“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汪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毫无价值的争论”……

　　什么叫引文不规范？这是引文吗？汪晖能在他抄的这一段后面补注“抄自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吗？我就不信这些著名学者连小学生的判断力都没有。其中有的还是鲁迅研究专家，我读过他们的著作，不知里面是否也有这种在他们看来从前很正常的“引文不规范”？鲁迅在提及剽窃时，有言“‘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而这些鲁迅研究专家怎么反而不以为耻？起鲁迅于地下，见到这伙研究他的专家连基本是非观都没有，还不得再死一次？

　　一位“著名学者”被发现抄袭，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可算稀疏平常的了。看看如此多的“著名学者”为抄袭者狡辩、围攻揭露者，才是比较不常见的。当然，如果没有这么多不以抄袭为耻的“著名学者”，也就不会有抄袭横行的中国学术界了。

　　方舟子

karin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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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靳大成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晖的文章，也看了媒体和网络上跟进的贴子，特别是采访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钱理群先生的那句话，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历史刚刚发生，还没过去，就已经被人视而不见，遗忘
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缺少历史感并不知对历史应抱同情之理解态度的人，只凭几页文字就以为可以进入历史，把握史实，以今度之，妄议过去的历史是非。因搬家数次，我手边恰恰没有《反抗绝望》这本书，就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评价而言，我同意钱理群先生和张梦阳先生的判断和结论，也还能想起当时汪晖提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后引起的讨论。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也是与汪晖争论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这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史环境与理论研究变化的思想动机作点描述，似乎还有必要。

　　常常会有年轻学人问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氛围，对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简单地说，在经历了新时期前几年缓慢地过渡后，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的思想观点迭出、人们精神高昂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三代人同时登上（前两代是复出）学术舞台，人们有点像是一群长期困居在土地狭小人口密集地方的过剩劳动力，突然有机会闯入一个新的绿洲，于是拓荒者们奋力开拓出了一大片处女地。那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突然迸发出来，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鸣鼓而攻之，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则伸出双臂而拥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幼稚、浮躁，却忽略了时代对人的要求和历史对人提出的任务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他们各自的学术训练，知识准备、思想资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经常不够规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会发现那个时代对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摆脱旧知识体系的束缚，简直令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往前究竟该怎么走姑且勿论，但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下去了。“新知”不仅具有知识更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历史需要，要对当下的历史过程给出全新的解释，要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选择道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做理论准备。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1983、1984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一位学兄（八三级硕士生）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像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像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后来我这位学兄在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后来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一些论述：像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文论如此，当时我们的很多翻译更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八九年之后，学界中人立刻开始了“反思”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至少，我和汪晖、陈燕谷、许明、陈晓明、蒋寅、林岗、孙歌、王筱云、肖阳、吴国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话题。而在当时，为了总结历史，不仅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与学风和文风做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而且也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包括内心的动机，都做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时彻夜不眠的争论与交锋，批判与自我批判，决定了后来的思想与学术道路的选择，这场面至今难忘。这个讨论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学人》第一辑上我们的一组笔谈，以及《学人》前几期众人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后，学术史讨论热了起来，重新提倡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也成了话题。这个讨论最后也引出了邓正来的更进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规范问题。总之，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时，有关学风文风问题只是讨论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条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从我们习焉不察的学术体制与知识谱系对我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问题，在当时批判性的思考与争论中，被长时间反复讨论。而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严肃选择。

　　我对汪晖的许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历史的同一性”，他有关章太炎的“个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观点，以及后来的许多观点，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对他文章的“晦涩”，也经常和他争论。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够严格和规范的现象，但这在当时也确是常态，与王彬彬先生所说的“抄袭”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义，但我有点想笑，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报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看到他将汪晖的《反抗绝望》说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暴露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严肃的学术活动与名和利的关系？看来八十年代遗留的风气仍得继续清理。汪晖当然也得继续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学问。但我倒是觉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

鲁迅怎样应对“剽窃”指责

■肖鹰

　　贾宝玉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事，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之书。因此，面对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证，鲁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经推举此书的权威专家），理应在认真比对所涉文献的前提下，甄别抄袭是非。然而，自王彬彬指证文章见诸报端二十余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抄袭指证做具体甄别的报道，相反，持续充斥媒体的仍然只是这几位鲁迅研究专家所谓“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抽象言论。

　　在最新公开言论中，在始终未针对抄袭指证做任何甄别的情况下，有专家坚持“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最终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绝望》是抄袭之作，那整部书就没有价值了。”（扬子晚报，2010－04－04）无疑，每位学者都有权利为自己认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辩护；但是，既然“鲁迅研究专家”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精神的传播人，这几位鲁迅研究专家在行使个人权利为《反抗绝望》作辩护时，就有义务传达鲁迅抵抗虚假、追求真实的精神。鲁迅决不肯“以流言为根据”，“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当年的北大教授、论敌陈源（西滢）两度撰文恶意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鲁迅的回应是坦诚认真地将真实公之于众。鲁迅在《不是信》这篇长杂文中回应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鲁迅把学术剽窃视作与“男盗女娼”一样是“人间大可耻事”。蒙受论敌这样恶意的污蔑，在他的心灵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直到十年后（1936），当盐著和鲁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或日文，“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着这样大侮辱的鲁迅，却于伤痛中及时站出来认真负责地澄清事实，不仅据实声明自己著作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坦然说明了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对事实毫无隐瞒。正因为鲁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作为论敌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适，才会在鲁迅去世之后，针对苏雪林等人对鲁迅的无理攻讦，仗义直言：“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书信集·中册》)鲁迅在回应抄袭指控时的坦诚负责，是我们面对学术争执时的楷则。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节——真价值。

　　鲁迅的伟大，是离不开直面真实的。鲁迅的一生，是讲真话的一生，对人对己都毫无隐瞒欺骗。做鲁迅的学生，就是要敢于讲真话。在今天这个可以讲真话的年代，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却不去正视一本学术著作的“抄袭”指责。为了保住一本书的“价值”，而轻易背弃鲁迅追求“真价值”的精神，这是当代鲁迅专家应当表现于公众的“价值理想”吗？

　　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有一幅题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画。画中仅有一只用超级写实主义手法描绘的烟斗。这只烟斗逼真之至，实可以假乱真。然而，画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这不是一只烟斗。”马格利特说的是事实，虽然极度逼真，画上只有一个烟斗的画像，没有一只烟斗。

　　当代鲁迅的研究据说是以“还原鲁迅”为目标，对于鲁迅其人的细节真实，专家们大概都掌握得巨细无遗了，绘出一幅“鲁迅写真”，当也是超级真实了。然而，在这次“抄袭门”中，几位鲁迅专家集中表现出的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了。因此证明他们的鲁迅研究，不是沾染学，而是图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