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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 2012-02-07 07:53 来源：南方日报

　　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曾说过：“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一直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族，由古到今，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都信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而这些神灵，除了部分脱胎于几大宗教之外，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由广大普通民众所创造出来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的灵魂，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有着美丽传说的民间信仰中，看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所有期盼、夙愿、祝福、辛劳与酸楚。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岭南作为一个百越之邦，一个曾经被“正统文化”视为“南蛮之地”的所在，其民间信仰又与其他地区有什么异同呢?它是如何形成，又有着什么独特的符号和价值呢?它对于当代岭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走上文化论坛，解读自明清以来的岭南民间信仰的创造。

　　岭南文化保留了许多远古时代的特征

　　我们看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两个系列，一个是从西往东，慢慢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走移。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从北往南系列。正统社会，正统王朝的统治好像一个刨子一样，逐渐刨过来，根据它的规范而刨过来。其实岭南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比岭北慢了半拍。

　　在中央，在北方的人眼中，岭南地区是“岭表”、“岭外”。慢这半拍，可能从时间上看是落后的，但正因为这半拍，岭南保存了很多远古时代的特征，对后来岭南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正统文化过来以后，跟它慢半拍的一些杂交产生了新的东西，其中民间信仰就是对岭南影响最深刻的影响之一。

　　岭南文化有一个自有的稳态运行的系统，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梁钊韬早已指出：“我国南方文化的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方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文化人类学家科大卫先生有一段很别扭但又很有见解的表述：(明以前)未有祠堂的社会，是以贵族、土地神、入住权控制、无祀鬼神控制着我们岭南的社会，也就是民间信仰作为政治观念的核心。有祠堂、道士、书写科仪，书写族谱的社会，是以文字法律为正统作为政治观念的核心。明清之际，这两个类型的社会连贯起来了。这个过程是因为明中叶以后，文字应用普及了，以文字传达的法规得到了特殊的地位。这个演变，亦当然是与明朝的政权、科举考试、官僚的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原先可以说成是“小传统”的乡村社会，以“大传统”的法规为依据;传统的乡村社会，亦可以说是中古形式的乡村社会，被官僚思想为核心的近代乡村社会取代了。

　　高度仪式化的民间信仰对岭南的发展功不可没

　　岭南民间信仰是在珠江三角洲大开发，经济文化极力追步中原和江南，跃居全国先进行列的环境下延展开来的，又具有国家认可的合法性，岭南人以其善变通、求功利等固有民间信仰特质，把民间信仰的仪式系统发挥到极致，为民间信仰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同大环境相整合，开创出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通过一定的仪式，重申地域各层面的“位置”。赋予个人及团体特定的象征性身份。保证基层社会的有序运作。明以来，这种风气依傍着地方经济实力而扶摇直上。迎神赛会为主题的节庆兴旺起来。“粤俗尚鬼，赛会尤盛”，广东各路神仙的诞日或祀日便约定俗成地设定为民间节庆。“所称会者，无月无之”(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一五，与地七“风俗”)。信仰的仪式系统是通过神诞等节庆来演绎的，例如通过吟唱的内容、参与群体的确定、庆典队伍的排序、神祗出游的路线等，来申明本地区的社会秩序、各社群在社区的位置及其行为规范。

　　这种民间信仰还为岭南地域社会的多重整合提供新的要素。珠三角宗族壁垒林立，但血缘的原则不可能畅通无阻，神庙起了协调作用。民间基层社会里面，神庙起着非常巧妙的线条作用，使整个社会在稳态之中，不要出现一方独大。民间有“上祠堂”和“上庙堂”的说法。宗族内部的事情搞不定就祠堂搞定。但是如果村里的事情，有几个姓的话，你不能一姓独大。就要“上庙堂”去，在庙里面可以搞定。

　　番禺沙涌村有江、幸、胡三个姓，各自都有祠堂，祠堂非常大，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是“鼎隆堂”，这个鼎隆堂就是关帝庙。这个关帝庙里有碑刻，这个碑刻里面，鼎隆堂旁边是乡约，乡约是管整个乡的政务。鼎隆堂里面把村子修路的工艺碑刻刻在里面，这就起了一种制衡的作用。

　　民间信仰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标示

　　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人们把劳动成果贯注入某一永恒的建筑，这个建筑物就会对周围的人群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人群聚集在它的周围，创造更多的劳动成果。庙宇和社稷坛就是这样的“永恒建筑”。

　　社稷坛构筑简朴，所能容纳的“劳动成果”极其有限，但它对中国人影响如此深刻和久远，是因为其永恒性不仅是建立在空间上，而且是建立在中国人的心头上，成为中国人永不消逝的文化身份标识，这是一条把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的“根”。岭南人不忘根本，无论在哪块土地立足，都先把庙宇和社稷坛立起来，表现是极其强烈的信仰情结。

　　例如，1874年澳洲殖民当局在达尔文港开辟道路时在工地遇上一棵巨大的榕树，挖开泥土，发现一尊神像紧紧地被根群缠绕，看来历时久远。澳大利亚学者认为这神像是14世纪甚至更早些时期的遗物，还指出榕树并非澳洲原生树种，是航海人从亚洲带入的，从而提出是否中国人首先发现澳洲的疑问。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信仰文化和神庙已经成了文化遗产。新中国建国后，执政党和政府对民间信仰文化遗产认识不足，以为使用行政手段，可以消除民间信仰的社会影响，这种做法违反了一条基本的社会原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社会现象，必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消亡。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民间信仰和神庙这类文化遗产，是要对其进行再认识，是要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的启迪，激励大家爱乡邦、爱祖国的情怀，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广东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张扬岭南的优良传统和这些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

　　文/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摄影/黄瑞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