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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红增教授来我院讲学

秦红增教授来我院讲学

秦红增教授来我院讲学

2009-10-15 10:55:22  来源:院办

  10月14日晚,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秦红增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为民俗学师生作了题为《消除歧视与社区营造——孟加拉国、台湾等乡村建设的实证研究》的学术讲座。执行院长陈华文主持讲座。
  秦红增首先与在座师生分享了他于2005年及2007年前往孟加拉国和台湾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他以孟加拉国和台湾的两个典型村落的乡村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了两个不同村落在乡村建设方面的作法与经验。秦红增指出,因为有尤努斯建立的“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孟加拉国SAVAR  VILLAGE的乡村发展消除了发展中的贫富与性别歧视;而台湾北埔镇的发展在于立足乡村的社区营造运动。秦红增同时对中国内地的乡村建设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他认为,中国内地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生计与文化的相辅相承,在于对文化农民的培育。
  随后,秦红增向在座师生介绍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及投稿要求,并邀请我校师生积极踊跃投稿。
  讲座结束后,参与听讲的民俗学师生与秦教授就乡村建设及其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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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了。当晚一直憋着一句话,是从《南周》的一篇文章来的,“不发展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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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遇到一位贫困地区的干部,抱怨当地山民不开化——他们身无分文,家徒四壁,也不出去打工,每日只是坐在山上破草屋旁喝酒,晒太阳。政府最初发给他们一些扶贫补助金,转眼都被拿去买了酒喝;后来改变方式,在山下给他们修了房子,每人分了一份田,但没过一个月,山民又纷纷跑回山上,还是每日坐在破草屋旁喝酒,晒太阳。说起这事的干部无可奈何,连连摇头。
   
    政府部门真诚扶贫,被帮扶的对象却不为所动,确是匪夷所思。不过,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话,我也很怀疑这种竭力帮助“主人”谋发展的思维是否已经越位。毕竟,一个人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最有决定权的是当事人自己。在不违反法律、不干涉其他人生活的情况下,旁人只有建议的权力,绝不能越俎代庖。
   
    当然,我猜当地官员对这套说辞恐怕并不服气,因为他们这样做意在促进当地的发展,而所谓发展也者,又有一套标准化的模式,其长远目标大约是学习上海、香港乃至纽约、东京这样的大都会,最切近的表现则是每年上报的GDP。这也不仅是当地领导所独有的想法,可以说,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都生活在这种力求发展的氛围中。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思考的是,发展的目的何在?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听过一个放羊小孩的故事。记者在西北山区遇到一位牧童,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回答:结婚。结婚为了啥?生小孩。生了小孩做什么?放羊!当时的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很少人预想到二十年后是一幅什么景观。这个周而复始的放羊故事被许多媒体转载,主流舆论猛批这里边表现出来的中国人不思进取的精神,提的问题很尖锐:如果放羊的目的还是为了放羊,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
   
    今天重新回味一下这个似乎已经有了定论的故事,我想,故事的版本可能会换一个样子:挣钱的目的可能会是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孩子长大,又要挣钱、买房子、生孩子。事实上,这正是身处“发展”局中的多数人生活的实况。对人们来说,这样的生活或不能说有多么愉悦,但至少代表了一种“正确”的目标。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和牧羊儿童的理想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二十年过去,我们真的“发展”了吗?
   
    幸福更多地系于个人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又原本不同。如果让当事人说,年复一年的牧羊和每天坐在破房子里喝酒,恐怕不会比在大都会奔波谋生更不幸福,甚且可能根本相反。但在主流舆论看来,这种安于现状的态度误把不幸福当作幸福,正是其有待开化之处。分歧的关键在于,当事关民众感受时,当事人的看法应放在何种地位?这进一步涉及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思维方式。目前,在社会问题上,影响国内舆论和政策的似以社会科学专家为主,从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者较少。而后者与前者最重要的差异之一,恐怕就在于对当事人的态度上。科学以追求“客观规律”为目标,常常把许多主观性的因素忽略不计;历史学和人类学家则要求对研究对象具有“了解的同情”,从一个人自身的立场上理解其行为,故更尊重当事人的想法。这两种思路很难说有高下之分,或者更应互补,惟今日中国社会急需的,当然是后者。
   
    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完全是主观的。《礼记·王制》篇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缓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宋儒陈澔解释说,各地气候与地理状况不同,“民生异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缓急,亦气之所禀殊也。饮食、器械、衣服之有异,圣王亦岂必强之使同哉?”这是一个重要的治国原则。人民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与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相匹配的,虽然当事人未必说得出什么道理,但其基本的幸福就建立其上。如“强之使同”,势必使其难以继续生存,自然不是发展的目的。
   
    如果这些意见是对的,那么,“不发展”作为一种人生方式,应该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代表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吧?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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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发展是原则问题,怎么发展是方法问题,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政府的初衷是好的,毕竟靠分给农民的那些薄田增加不了几个GDP。农民不接纳,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政府部门需要关注和了解的。病理学上讲究对症,政策的实施亦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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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想起一个笑话
一流浪汉和一奋斗了一生老态龙钟了终于有钱了又有闲了的大富翁一起在海滩上晒太阳……
一直散漫自由的流浪汉想:富翁终其一生的追求,最终也不过在海滩上晒太阳,可我一直都拥有这样的生活……

哈哈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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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他们已经自己的文化,如果让他们突然间接受一个的生活方式,刚开始他们必然会以消极的态度去对待的,《红楼梦》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刚开始也许觉得大观园好,但是最后她不还是觉得自家的“菜园”好了,连个厕所都不能上,“从娃娃抓起,从现在做起”,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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