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
徐怀谦
南方网讯 今年97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广东海丰人。20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研修神话学和民俗学。解放前曾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香港达德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至今。主要学术著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话说民间文化》等多种，并有文艺评论集《兰窗诗论集》、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著作。
记者：从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到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热门课题，人们注意到大多数论者都在儒、释、道等上层文化中找答案，只有您偶尔提醒一下要注重对中、下层文化的研究。为什么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兴起这么些年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仍然如此轻视它呢：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呢？
钟敬文：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有两千多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圣贤文化（或者叫精英文化、少数人的文化）。那时虽然也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那是为贵族政治服务的，老百姓的民俗文化，还得不到真正的重视。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传统的上层文化建设得比较完整，影响也比较大，象我国已往的诗词文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等，讲的大都是上层文化；而民俗文化一直是被认为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解放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主体是工农，这对重视民俗文化的工作是有利的，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俗学研究得还不够，有一个时期，民间文艺学（包括在民俗学之内）甚至被打入了冷宫。近二十年来，形势好多了。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救了民俗学，也救了人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邻学科。解放后在大学里是不能讲的民俗学的，现在都成了必修课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比起上层文化研究，它的历史还很短。
另外，从民俗学本身的学术史来讲，从1918年北大的歌谣学运动算起，它虽然已有80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学术上，还比较嫩。很多时候，比起上层文化，它的建设还得不到应有的扶植，所以，它的名声还没有上层文化那么大。但是，它和上层文化共同组成民族的整体文化，是民族整体文化的基础部分，不容忽视，这也是它这些年能“热”起来的根本因素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力的。
至于象你谈到的，有些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轻视民俗文化，这种看法对不对，我想，他们的认识至少是不大全面的吧。治中国学问，没有对民族民俗这一层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容易搞好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建设的。在老百姓的文化研究方面，精英不能包办，这是肯定的。
记者：民俗为一种“文化遗留物”，往往是和生产力不大发达、精神生活不够丰富的社会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有人提出现代文明前进的过程也就是民俗衰落、失传的过程，先生同意这种说法吗？
钟敬文：“遗留物”的说法，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提出来的，原意是要通过对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习俗在工业社会得到保存的现象的研究，证明现实工业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是民俗文化比上层文化确实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有的民俗事象甚至可以传承几千年而很少变化，象“三礼”中记载的一些精神信仰的东西。再比方说，乡人傩，孔子的《论语》上就说他站在庭院的台阶上看这种仪式，到今天我国南方一些村落还在表演。但这毕竟是少数。第二，是大多数传统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按照“自正”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民众不是苯伯，他们是创造和享用民俗文化的主人，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象我经常讲的放风筝、划龙船这些习俗，过去都是驱疫避邪的巫术，现在呢，大都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了。在荆楚一带，划龙船还被说成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仪式，连老百姓的意愿也变得十分美好了，这比起古老的旧俗，就不能说是原封不动“遗留物”了。第三，还有少数民俗，不是“遗留”或变革了，而是被淘汰了，消失了，象缠足之类的陋俗。
从总体上说，民俗是一种传承文化，它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异性。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有人担心，很多民俗都变化了，有的还濒临消失了，民俗学还有用吗？从我刚才讲过的道理看，担心民俗文化的前景的忧虑是不必要的。优秀的民族民俗传统文化，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仅从亚太国家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看，民族民俗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都是并行不悖的。
民俗学，是研究民俗现象的科学，它告诉我们祖宗生活的历史，也分析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态和功能等。作为一门学问发展，它和民俗现象的发展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古脊椎动物消失了，但研究古脊椎动物的学问学还照样存在，这个比喻，你懂得。
记者：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说，中国越来越找不到过节的感觉。比如过年，小时候盼着过年，不仅因为过年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还因为过年时有一种宗教式的氛围令人神往。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过情人节或圣诞节，先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钟敬文：现在电视、电脑成了日常生活用品，中西文化传播得都很快，连过年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受到了西方节日的冲击，有人还提出了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但我看，文化全球化的本质，是要以少数技术发达的国家的文化去统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这不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搞现代化，但目的是要壮大自己，而不是使自己被化掉。要注意吸收别人的优秀的东西，也要继承发扬自己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
这里就有一个导向的问题，不能放任自流。你让它自流，那就有两种结果：一些年轻人追求西化，过情人节、圣诞节；一些老年人，热衷于建祖坟、修庙宇，这一左一右，主要就是缺乏导向。
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民俗中，就象鱼儿生活在水里。民俗几千年来，就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春节民俗，它就有一股凝聚力，能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粘合在一起。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说外国话，穿西装，但他们过节的时候，仍然要吃年糕、放鞭炮、耍龙灯、穿旗袍，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节日习俗表象的背后，有一座精神文化的桥梁，这座桥，便是既稳固有现实的民族民俗文化，外国人只有通过这座桥，才能走进华人华侨的生活世界。
记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作为交叉性的人文学科，需要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您认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哪些方面的训练最为缺乏？（或者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为合理？）
钟敬文：搞哪一门学问，都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要有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相关专业的知识。民俗学有其特殊性，要懂民俗理论、民俗史、民俗事象，还要有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训练。现在有些年轻人想省事，只看一点流行的理论、学说，没有第一手材料，那就不容易得到学问上的正果。比如，北京有一个大钟寺传说，说一位固定工匠铸钟时，怎么也铸不好，他的女儿跳进铜水中，就铸成了。这种传说在古代很多，因为当时人们对造桥、铸钟等大的工程没把握，就需要借助一种神秘力量——举行这种“人牲”仪式，就是把人最宝贵的生命作为献给神的祭品。有的人用刘胡兰式的英勇牺牲去解释，就不对，因为缺乏总结学的知识。演戏要科班出身，搞民俗学，也要有系统的知识，不能用常识或一般文学的知识代替。
记者：您说自己没有如顾颉刚先生期许的那样，写出一部精深的民俗学著作，您后悔吗？
钟敬文：我欣赏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成功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伟大”。虽然我没能写出一部传世的书，但我高兴地看到，我国民俗学的事业发展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记者：与西方最先进的科研成果相比较，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水平有哪些差距？怎样弥补？
钟敬文：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输入的西学的推动；在学科建设的早期，我们也经历了向外国理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是，平心而论，即使在描红格子的时期，中国民俗学依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的民俗资料、文献的丰富性是不可比拟的，美国民俗学者R.D.詹姆斯曾说过：“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现在我们已经“成人”了，和外国民俗学的关系更不应该是主仆或君臣的关系。胡乔木同志曾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的破烂。中国应建立自己的民俗学学派，应对世界民俗文化有较大的贡献。
（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22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