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孟保与森巴战争
叶健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孟保是鸦片战争时期清中央政府派往西藏的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最为卓越的贡献是组织西藏官兵、僧侣、民众抗击道格拉(即森巴)人的武装侵略活动。森巴战争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极具重要地位，更影响着孟保的仕途之路。
关键词：驻藏大臣、孟保、森巴战争
孟保，生卒年月确难考定，汉军镶黄旗人，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为驻藏帮办大臣。十九年(1839年)十月升为驻藏大臣。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奉诏回京，以海朴继任，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又命为驻藏大臣，十月召回，以琦善继任。”[1]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上谕召孟保回京，然其并未回京一直在藏。又，孟保于“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因前曾任听诺门罕请给外番印照住牧，革去副都统，赏给三等侍卫，在大门上行走，九月又以前滥行借支火药，革职，十一月又以前自行提用缎匹、银牌，被参查办，解赴四川审讯，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二十八年(1848年)扣满三年，乃自阿克苏释回。咸丰元年(1851年)赏三等侍卫为巴里坤领队大臣，七年(1857年)由通政使司通政使迁理藩院右侍郎，十月调刑部右侍郎，九年(1859年)解任。”[2]
一、驻藏大臣孟保理藏之事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世楚臣嘉穆措圆寂后，寻找转世灵童之事一直被搁浅了一段时间。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孟保走马上任驻藏大臣后，当即与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商议派人查访十世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出世。尔后，在“西藏所属之桑昂曲宗及四川打箭炉所属之孔萨土司等处”[3]寻访到幼子四名。孟保当即“咨行萨玛第巴克什差派商上之番目仔仲等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九日分起前往查验”[4]，四名幼子均有灵异。随即责令验证之人，将其护送至拉萨。至拉萨后，孟保“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及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等面再次试验，并令幼子识认从前所用什物后”[5]，亦有灵异，视为十世之转世灵童的吉祥佳兆。又，在布达拉山上，由各寺呼图克图(活佛)、众喇嘛等念经七日。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二十五日，“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等率众喇嘛在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念诵经典，虔心默祷”[5]，孟保等“于圣容前将金本巴瓶供奉黄案，焚香九叩，将幼子等之乳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唐古特字写签，给与该亲丁、师傅及众喇嘛等看视毕”[7]。等到班禅额尔德尼等对众人诵经一遍，驻藏帮办大臣海朴将名签密封，贮入金本巴瓶中。班禅额尔德尼等再次“对众讽经一遍，孟保向案上瓶内用手将签拨转数次后，敬掣一签，与亲丁、师傅、众喇嘛等同观。签出泰凝寺番民策旺登柱所生之子乳名那木觉木多尔济”[8]，为十世唯一合法之转世灵童。尔后，孟保主持了举行十一世的坐床仪式。由此可见，孟保不但派人寻访了十一世的转世灵童，还亲自掣签与认定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初一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赴藏传听旺济囊本源经典，行至穆鲁乌苏地方，因感冒咳嗽，身体瘦弱，患病沉重，不服水土，实难支持”[9]，于十月初四在穆鲁乌苏地方圆寂。在探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过程中，孟保秉承清中央政府的旨意，“饬呼毕勒罕、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地方留心访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10]出世。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徒弟达喇嘛罗布藏楚勒特木等七人到西藏寻访呼毕勒罕，并于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访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世幼子十六名。尔后，经班禅额尔德尼反复甑别，选出三名作为真正呼毕勒罕的候选人。孟保根据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六月的规定，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初六日亲赴布达拉山，会同、班禅额尔德尼、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并哲布尊丹巴的徒弟达喇嘛罗布藏楚勒特木及赴藏熬茶之绰尔济喇嘛罗布桑巴丹、达喇嘛罗布桑达瓦、公巴勒达尔多尔济、德哩克达、札萨克台吉克墨特多尔济、公衔台吉阿玉尔等面加确验。”[11]其后，、班禅额尔德尼等诵经，虔心祈祷。孟保率众人焚香九叩，将三名候选人的签文放入金瓶中，开始掣签仪式，掣出西藏结切地方番民绥纳木之子乳名聂尔阿，为哲布尊丹巴唯一合法之转世灵童。从上文可以看出，驻藏大臣的孟保亲自见证了哲布尊丹巴呼毕勒罕掣签仪式过程这一历史性时刻，并拈定哲布尊丹巴转生之呼毕勒罕。
不论是十一世的掣签仪式，亦或是哲布尊丹巴呼毕勒罕掣签仪式，孟保都是严格按照金甁掣签制度进行操作的。金甁掣签制度是对格鲁派活佛转世制度的补充和修改，对于防止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利极具重要意义。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掣签，据《清实录》云：“京城雍和宫内设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札萨克、、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12]然而在实际的金甁掣签过程中，却一直是在西藏由驻藏大臣、及班禅额尔德尼共同主持完成的。哲布尊丹巴呼毕勒罕的掣签仪式亦不例外。这充分发挥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和漠北蒙古地区宗教事务的监管作用，显示了清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
不仅如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二十八日，廓尔喀专差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人从阳布启程赴京，沿途得到藏地汗番官员照料，于七月十六日抵达前藏。驻藏大臣孟保查验了朝贡方物、译阅呈递表文，了解到廓国王子想呈递表文于道光帝的情形，随即以天朝制度向来无外夷王子呈递表文之例，责令其将“所进表文贮前藏，俟尔等回国时仍行带回”。[13]又，孟保查实表文内添叙廓尔喀“屡被披楞欺凌、仰求赏赐银两、发兵堵御并请易换地方等情”。之于请赐银钱之事，孟保“以天朝向无赏赐外夷银两之例”回绝;之于“发兵堵御”之事，“以无拨兵与外夷代守地方之例”拒绝。[14]又，廓尔喀企图以所属莫斯党地方易西藏所属达坝噶尔地方，查达坝噶尔地方本来就是西藏固有之地，故予以回绝。再者，廓尔喀国王请求将拉达克部落归入其治下，以及要求把布鲁克巴十里之地划归该国，孟保认为此乃无稽之谈。廓尔喀专使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一行之人在前藏休息数日之后，七月二十日孟保设宴款待，又派守备李国安、把总崔绍南沿途护送至打箭炉，之后由各省督抚差人照护抵京。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初七，廓尔喀国噶箕朝贡完毕转回至藏地，从西藏回国将表文带回。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十二日，廓尔喀噶箕称聂拉木、济咙十年归西藏管理，三年归廓尔喀管理。孟保正词晓谕，使廓国使者无言应对，断绝了廓国的妄念。
可见，孟保切实执行了驻藏大臣所属之外事权，即仔细查验朝贡之物、详阅廓尔喀国王呈递之表文，派人精心照料廓尔喀国专使上京，据理回驳廓尔喀国无理之诉求。不光如此，他查办了乍丫夷务。道光十五年(1835年)，乍丫地方大呼图克图与徒弟二呼图克图为委任头人之事，意见不合，兼之仓储巴白玛奚等从中挑唆，双方聚众滋事。后经历任驻藏大臣多次调解，均休而复发，以致川藏往来道路阻梗。十九年(1839年)，时任驻藏大臣的关圣保和时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孟保一面照会四川总督拣派巴塘粮务吴文嘉、千总买大伦赶赴，会同其委任之察木多粮务刘光第、游击姜熙儒和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委派之噶伦旦增策旺、达尔罕堪布罗桑称勒朗杰等前往乍丫地方查明“乍丫事件”之原委。尔后，孟保等又调遣熟悉乍丫夷务的将官前去办理，同时飞饬四川总督派理塘粮务王椿源，调赴乍丫，一起办理乍丫夷务。二十年(1840年)十月十四日，旦增策旺称乍丫两呼图克图聚众打仗，与罗桑称勒朗杰不等指示擅自转回。十一月二十六日，孟保奉上谕革除旦增策旺和罗桑称勒朗杰的顶翎、名号[①]，命两人戴罪会同理塘粮务王椿源速办乍丫夷务。至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孟保、海朴又派定日汛守备谢国泰等几度亲赴乍丫番寨，安抚被威胁的番民，张贴告示，使其照常耕牧，令番众不再滋事，多次劝导之后，乍丫两呼图克图不再滋事，使得川藏往来差使道路畅通。
夷务固然重要，军务更需兼顾。道光二十年(1840年)，孟保亲赴教场，检阅汉番官兵操演情况，包括“所演阵式以及行操、攻山、夺卡、施放火弹、连环排枪、籐牌、刀矛、杂技等项”，对“技艺娴熟者，当场优加奖赏”。反之，对“有技艺生疏、未能如式者，亦即责处，以示劝惩”。[15]严饬将领、守备、戴琫等勤加训练，增强汉番官兵的战斗力，使边境地方的关防有备无患。二十一年(1841年)因森巴生番侵占西藏阿里地区而暂缓检阅军队。二十三年(1843年)，孟保对廓尔喀国是否存在内乱之情不明，故奏请延缓操演。又，查验库存兵饷、军火、军粮等，如二十四年(1844年)，驻藏大臣孟保查实前任驻藏重庆左营守备何砚田因操演之事，致使军需仓库的铅弹缺少八十万零八千一百六十九颗，“虽属因公，究系疏忽，亦难辞咎”[16]，责令其在规定的限期之内，如数加倍补全仓库所缺之铅弹。
除检阅操演外，又新添抬炮二十二位，改用枪手补矛手番兵之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孟保等“查后藏、江孜各隘口均与外番接壤，其中定日一汛，有关紧要，与廓尔喀、披楞各部落毗连。”故奏请在“前藏添设抬炮八位，定日添设抬炮六位，后藏、江孜二汛各添抬炮四位，共计添抬炮二十二位。”[17]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十二日，抬炮二十二位押运抵达西藏，孟保等亲赴教场逐一检查抬炮的质量与实效，“拣派营弁解往，分交各汛，并严饬该管将备随时操演，总令一律娴熟，并将各汛抬炮归入枪队。”[18]又，孟保认为矛手番兵“空托架式，技艺毫无可恃”，并且鸟枪兵在实战中比矛手番兵得力，乃昭示“前后藏矛手番兵四百六十八名内，遇有缺出，均著改以枪手挑补”[19]，严格训练，使之技艺娴熟，不得徒有其名。
设抬炮，改枪手，严训练，是为了更好应对不时之需，做好边防事务，防患于未然。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廓尔喀遣使朝贡抵藏。孟保查阅廓尔喀国呈递之表文，了解到大清朝与披楞(英国)尚在交战，婉言谢绝了廓尔喀请兵攻打披楞的请求，并责令定日汛守备谢国泰严饬边界营官照常严密防范，固守国门。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廓尔喀国内部自相滋事，避免祸及西藏边地，孟保令各边界营官严正以待，甚加防范，勿让廓尔喀头人穿入藏地，横生枝节。又，查守备周沛往日在四川操练兵丁，熟悉抬炮演练，故奏请让周沛暂留西藏一二年，训练兵丁，使江孜汛士兵对抬炮操演之技艺娴熟，以期巩固边防。十月初八日，廓尔喀所属以西小部落把巴地方出现许多贼匪，疑为披楞人巧装而成。孟保饬令各卡隘营官，严守边界。
此外，孟保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事迹是“剿办森巴生番，抵御外侮”。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41-1842年)，驻藏大臣孟保与西藏地方政府全力组织僧俗官兵捐资捐物，抵抗来犯之森巴侵略军，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役最终重新确立了拉达克与清王朝称臣纳贡的藩属关系。它是继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被勘平之后，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20]
二、森巴战争及其对孟保的仕途之影响
森巴战争前夕，英国为了积累原始资本，掠夺工业原料和开辟商品销售市场，将矛头直指中国。为此，英国在十七世纪初(1600年)设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万恶的殖民勾当，开始在东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相继使印度、缅甸、阿富汗成为它的殖民地，并将魔爪伸向中国藩属喜马拉雅山诸国。在传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相反中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利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并发动鸦片战争。其实他们并不甘心于此，早有觊觎中国西藏之心，继而支持查谟地区的道格拉人发动森巴战争，与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形成东西遥相呼应之势。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道格拉藉口朝圣藏地的雪山，加之对西藏的畜牧原料和金矿山的垂涎，其大头目倭色尔纠集三千之众，侵入西藏阿里地区，森巴战争一触即发。至战争爆发后，驻藏大臣孟保指挥若定，迅速作出反映，与西藏噶厦政府达成共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抵抗侵略、保卫疆土，并全力组织西藏军民抗击侵略。孟保先派噶伦才旦多杰和前藏戴琫比喜赴堆噶尔本地方，设防抵御。七月十七日，又“派后藏番兵一千名，并前藏鸟枪番兵三百名，拨派土兵一千名，派员管带起程分拨堵御，军伙口粮咨行噶勒丹锡哷萨玛第巴克什筹办接济。”[21]然而，贼势猖獗，调去千余名士兵不能抵御，八月初六日，再“拣派如琫二名、甲琫四名、定琫二十名、前后藏番兵五百名，兼程前往。飞饬前次派往之噶布伦等相机设法攻剿、所需口粮准其将各营官寨所贮青稞赶于大雪封山之前全行运到军营，毋稍迟误。”[22]至九月十三日后，孟保奉上谕札饬噶伦策垫夺结带兵四面夹攻，十一月初二日，将“倭色尔杀毙，又歼毙大小贼目四十余名、贼匪二百余名，余贼纷纷溃散，逃往贼寨。”至得胜后，又因“夷贼新修碉寨，高耸坚固，自非大炮轰击不能攻取，”[23]初四日，孟保令骑兵队将劈山大炮运往前线。基于驻藏大臣孟保部署到位，西藏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至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十九日，西藏军民“歼毙贼首倭色尔并拏获勾结滋事之拉达克贼目谷朗堪等四名，前后共杀毙森巴及拉达克贼目四十余名，投降者八百二十六名。及至几汤克复末及两月，即将夷贼所占之达坝噶尔等处营寨地方一千七百余里全行收复，现在边境肃清。”[24]七月二十七日，森巴复滋事，藏军杀贼目二名，贼兵四百五十余名。至“八月十三日据谷朗森并然古森及克什米尔各部落之头人叠洼等，同具悔罪永远不敢滋事切实甘结，该头人等即将各番众全行撤回。”[25]在两次击败森巴人的战争中，孟保因调度有方得到道光帝的赏识，赐顶戴花翎，以资嘉奖。
森巴战争成就了孟保的功绩。不过，他也因此次战争被“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至孟保案而论，琦善的作用不可小觑。琦善为了挽回在鸦片战争中丢失的颜面，担任驻藏大臣之后不停地参奏前任驻藏大臣孟保。虽然如此，但此案的关键因素还是森巴战争。下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个中缘由，以证实这一观点。
其一，觉罗宝钺、武来雨未交清应交款项。森巴战争期间，前藏粮务、候补知县觉罗宝钺调派番兵有度，帮办一切军务尽职尽责，又因军营严寒，为士兵捐献蛮靴一千八百双、棉护耳帽一千八百顶和三百两，而升迁为四川盐源县知县。另有后藏粮务、四川绵竹县知县武来雨因督促战争所需之乌拉卖力和捐资官兵口粮两千两之功，得同知衔。但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孟保却在武来雨、觉罗宝钺“班满时并不令其将任内应交款项算命交清，辄即先饬回任，又未具奏。”[26]在森巴战争中，武来雨、觉罗宝钺所捐献的物资，因为没有地方购买，即而支用官家库存之物。然而，森巴战事结束不久，遂又反复。等到战事完毕之后，孟保并没有仔细地调查“武来雨、宝钺未交清款项之事”，致使自己失职。
其二，嵩禄印发空牌，提用官家之物，未补给所用的物资。嵩禄，镶白旗manz**成庆佐领下人，由理藩院主事拣派为驻藏夷情，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因春秋两季操演额外赏需物资未到，嵩禄随后写发空票借用官家物资，事后补给。又，“思写给空票事属烦琐，当令刘文蔚等将票刊刻木板，刷印空白”[27]，以备后用。一直并未出现差错，所用官家之物，事后均以补齐。二十一年(1841年)，森巴战事迫在眉睫，军需急缺，嵩禄为阵亡的官兵、家属捐赏银牌、绸缎、茶叶等物资综计银钱八百五十余两。然而，西藏距离内地、印度路途遥远，即而“先向大臣衙门呈明，维时需用赏需紧急，一时无从购买，其库存官物绸缎、茶叶等物为数尚多，惟一两银牌无存，五钱银牌仅存九面，嵩禄挪移库存摹本缎三十疋、天锦二十疋、宫绸十疋及茶叶一百甑，并添自置一两银牌十面、五钱银牌四十面，遂至大臣衙门呈验。经孟保、海朴点明数目，并未验看物件，仍交回夷情衙门存贮、以便随用随提。其宝钺等所捐银两另交粮务衙门存贮，亦俟随时提赏。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解到二十一年分赏需，故春操亦行实发，存剩官物仍留备秋操之用。”[28]尔后，嵩禄陆续将挪用的一部分绸缎、茶叶等物资买办归还。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嵩禄往署察木多粮务，随将积欠各项缘由，备文详报，请示查办;嵩禄一面起程往察木多接任时，森巴生番复行滋事，欲图报复，孟保、海朴筹办防堵事宜，诸务仓猝。接据嵩禄详票仅标日期，未及查办;迨军务事竣，遂致遗漏。此嵩禄挪移官物，冒作捐赏，事后弥补及详报积欠。孟保海朴未及查办之情形也。”[29]
其三，孟保、海朴捐赏森巴战争中不顾生死、浴血奋战的官兵而挪用官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森巴生番滋事，经孟保、海朴檄调汉番官兵等会同剿办，将其头人倭色尔首级解到前藏，其案内人犯，由孟保、海朴委派宝钺、武来雨、嵩禄等随同审案。时弁兵等陆续撤伍，因孟保、海朴见弁兵等军务出力，商议捐资以示鼓励。维时班禅及章嘉呼图克团并诺们罕商上等捐办银两，嵩禄禀明交噶布伦自行分赏，不经孟保、海朴之手。孟保、海朴自行捐备皮衣二千件……”[30]战事急需，无从置办，故支用官家库存之物资。事后，疏忽大意，并未补办库存之缺。
其四，孟保赏赐森巴战争中凯旋撤离的官兵而滥支官物。审理“孟保案”的钦差大臣文庆、四川总督宝兴等查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二十七、十二月二十三等日，孟保因赏森巴案内后藏凯撤官兵，先后提取宫绸四疋、天锦十五疋、哈达一百一十方、三钱银牌十五面、茶叶三百甑、摹本缎二疋、官绸二疋、茶叶四甑，在办事大臣衙门与海朴公同发交番官领去散给。又，二十三年三月初七、四月初十等日，因赏前藏凯撤官兵及阵亡家属，先后提取布二百疋、茶叶一百一十一甑，春操后与海朴在教场公同监散。又，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孟保因作关防包袱，提取黄缎一疋。”[31]又，检查了历任驻藏大臣到达西藏的日期和二十四年存卷赏单，要求海朴钟方和刘应桢、樊印川、白凤翔、关敏等与孟保当面对质，他们提供的捐赏年月日期以及挪用官家库藏物资的事实与孟保交代的情况一致。从而，证实了“孟保等滥提官物一案”事属实情，并非琦善诬告。最后裁定查抄孟保、海朴、嵩禄等家财，均著即行赏还，并将孟保、嵩禄依照律法流放，充当苦差，发往新疆军台效力。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孟保发配新疆、充任苦差皆因森巴战争。孟保为了奖励战争中奋勇杀敌的官兵而捐皮衣二千件，武来雨、嵩禄等也随即捐资捐物。然而，时间紧迫、战事紧急、无法购买，于是嵩禄擅自印发空票，提用官家之物。至森巴人再次滋事，孟保、海朴筹办关防，又未及时查办和补买所用之物。战争胜利后，将士们分批撤回。孟保念官兵们两次抗击侵略军实在劳累，故多次提用官物作为赏赐官兵之用。可是提用之时，又未记录在案。后经驻藏大臣琦善参奏，孟保获罪而被革职发配。
三、余论
驻藏大臣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最为有效的手段。从雍正五年(1727年)驻藏大臣正式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共计委派一百三十余名驻藏大臣(包括未到任的驻藏大臣)。孟保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之于前任的傅清、拉布敦、松筠等稍逊一筹。然而，之于后任的升泰、有泰之辈则功勋卓越。孟保在藏期间，不仅掣签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严正驳斥廓尔喀“易换地方”之贪欲，还查办乍丫夷务、惩治贩卖与吸食鸦片的官兵，其最值得世人称道的事迹即剿办森巴生番。刘赞廷先生在《驻藏大臣考》说到：才能著世者，……孟保是也。[32]然而，“金无赤足，人无完人”。驻藏大臣孟保任期之内确切出现不少失察之处，如因任听诺门罕擅给外番印照住牧，孟保被革去副都统衔，赏三等侍卫，在大门上行走;又，因前任驻藏大臣将应存火药等项滥行借支，以致不敷操演，三等侍卫孟保著即革职[②];又，因滥提用官物寻将孟保发往新疆军台效力。此外，还任听嵩禄印给空牌，未经补给，并自行提用缎匹、银牌等，不行明参办;未令两粮员将应交款项交清;错误处理哲蚌寺蒙古喇嘛曲觉尔被铁棒喇嘛打死一案，致使喇嘛聚众包围驻藏大臣衙门滋事;保举敬征、仁寿存在失察之责等失职之罪。[33]
孟保种种之罪责，虽然因后继驻藏大臣琦善频频参奏所致，但是孟保确实存在失职之处，他也供称不讳。据《西藏奏疏·卷一》载：孟保供称：“提用各项官物，均有海朴、钟方及刘应桢等眼见，如有别情，伊等岂肯代为隐瞒。惟原摺未经声明，实属糊涂错误，只求奏明治罪。”[34]
对于孟保案，从《清实录》、《清代藏事奏牍》及《西藏奏疏》的记载，可以看出孟保的仕途之路与森巴战争甚有渊源。森巴人入侵西藏，孟保处变不惊，迅速安排防堵之事，最后取得战事胜利，使之受到道光帝恩赏，并赐予顶戴花翎;不过，抵抗森巴人武装侵略之战，也使孟保陷入发配新疆军台充任苦差的境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据《西藏奏疏·卷一》载：孟保称：“二十一年冬间，倭色尔首级到藏，维时弁兵虽已陆续撤回，尚未全行归伍，又恐森巴生番尚未恬服，于是年十二月内曾遣把总王荣楝、刘应桢前往该处查探军务情形。迨二十二年七月王荣楝等回藏时，各处汉番弁兵始能全数凯撤。至八月间，森巴复行滋事，再行檄调弁兵防堵，迨各处军务事竣，孟保见该弁兵等前后两次出征，甚为劳苦，量加优赏，以致捐赏不敷，遂行提取官物。惟于捐赏摺内未经先行声明，实属疏漏。”[35]
参考文献
1作者：叶健(1985—)，四川德阳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羌族历史与文化)。
[①] 尔后，旦增策旺、罗桑称勒朗杰戴罪期间，办乍丫事务不遗余力。孟保又请旨赏还了二人的顶翎与名号。
[②] 此案涉及孟保、关圣保、文尉、海朴、鄂顺安、钟方等人，详情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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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顾祖成,马驰,王观容等.清实录藏族史料第八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4055.
[32] 刘赞廷.驻藏大臣考[M].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印,1961:32.
[33] 许广智主编.达瓦,赵君副主编.鸦片战争前后西藏百年历史(1793-1893)[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74-179.
（《驻藏大臣孟保与森巴战争》，发表于《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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