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基于对重庆“棒棒”城市生活心态的深度访谈
秦 洁
【内容提要】在熟人社会，有关人际交往的“忍”往往与人情、面子、关系相关联，而在都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农民工与都市人的群际间冲突语境中的“忍”离不开成员对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的研究考察了“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应对心态，分析他们以忍受御气的工具性和策略性，揭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忍”这种消解人际冲突的心理平衡机制对于“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意义和内涵，一方面深化了“忍”的相关心态研究，另一方面提出并尝试以“忍”的视角来开展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进路。
【关键词】“忍” 身份认同 “棒棒” 农民工
一、 问题的提出
“忍”，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经验，与“克制”、“容受”等心理机制相联系，是一种在意识层面运作的自抑的心理机制或心理历程。然而，在中国社会，忍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现象，更在于它是由“中国本土理念中抽绎出的生活实践原则”。①诸家之典籍早有对“忍”的论断，“忍”的专门之经也不乏少见。②“忍”不仅广泛出现在格言、谚语、家训家规之中，而且往往是人们实际生活的行为准则。③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伦理学、文化思想史中，“忍”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成为解读中国人文化心理、国民性格、处世哲学的一把钥匙。
近年来，关于“忍”的语义学分析、心理学涵义受到广泛关注。④有学者将“忍”的内容分为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社会成就。⑤有学者区分了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与忍人之忍。⑥虽然有关忍的分类并未达成共识，但是不能将关乎道德修养的“德性之忍”与关乎人际关系的“人际之忍”混为一谈。有别于德性之忍，作为处理人际冲突之化解方式的“忍”存在于人际实践之中。在人际之忍内部，“伦理之忍”指的是“在五伦关系内相处之忍”，而“对待之忍”涉及不具有特定关系的一般他人的人际相处。⑦
伦理之忍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实践相关，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社会。⑧这些研究回应了社会心理学对中国传统社会人情、面子、关系的学术关怀。因为陌生人社会中人际交往的逻辑难以单纯用人情、面子、关系来解释，针对非特定关系的人际之忍的经验研究还非常缺乏。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剧，超越熟人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际交往更为频繁，这必然影响中国人固有的熟人社会的处世哲学、伦常规范和行为逻辑在人际实践中的运用。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农民工这样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一裹挟着中国乡土小传统的群体被抛向都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城乡二元的结构性对立中，农民工与都市之间的制度性屏障、文化冲突比比皆是，其本质在于社会阶层和身份归属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社会歧视、社会排斥的话语下展现为人际实践过程中都市人与农民工的冲突。农民工在冲突中遭受歧视、偏见、鄙夷和羞辱，在都市社会空间位于社会底层，是弱者，是“边际人”，是“他者”。笔者希望追问的是，农民工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些对立和差异所导致的人际冲突？他们采取此种态度的目的和动机何在？此种方式放置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又该如何理解？
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差异性极大。我们必须看到，有些农民工又处于这个“底层”中的底层，他们被歧视、被排斥的程度更深，承受的负面心理更为突出，如散工、拾荒者等。而且，他们并未被纳入工厂体制，较之其他农民工，他们被现代化、被都市化的速度更为缓慢，与都市不和谐的程度更高。此外，他们在消费观念、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等方面较新生代农民工更“乡土”，其应对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正的方式，以及与都市人的交往方式有别于其他农民工群体。笔者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有过一年多的田野调查。他们俗称“棒棒”，是一群游荡在街头揽活、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的农民工。该群体的主体为中老年男性，来自重庆近郊和毗邻的四川。本文基于对重庆“棒棒”的深度访谈，通过考察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应对心态，分析他们以忍受御气的工具性和策略性，揭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忍”这种消解人际冲突的心理平衡机制对于“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意义和内涵，一方面深化“忍”的相关心态研究，另一方面提出并尝试以“忍”的视角来开展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进路。
二、“忍”：应对与都市人的冲突
作为都市零散人力搬运群体， 重庆“棒棒”凭一身好“气力”在都市中谋生存。“下力”的身体经验对“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作用很大，此外，社会意识形态也建构了“棒棒”“下贱”的身份意识。⑨城 / 乡、脑力 / 体力、洁净 / 肮脏、土气 / 时尚等二元对立共同建构了“棒棒”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城市生活中，歧视和排斥体现在城里人对待“棒棒”群体的态度上。“棒棒”主要通过歧视性语言和表情感知这种态度所反映的社会的不公正。由于城里人对待“棒棒”群体的普遍态度包含了羞辱的成分，使得羞辱感成为“棒棒”城市生活人际实践中的一种重要的心理体验。当然，面对羞辱，每一个正常人都会产生愤怒情绪。
愤怒的情绪诉求因文化、个体而不同，其发泄方式可能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诉讼、自杀、群体暴动等诸种释放方式，但也并不总是引起急风暴雨式的更大的冲突，经常会有一方做出形式上的妥协。比如布须曼人、因纽特人认为表现出愤怒是令人可耻的，因为他们的文化认为愤怒使人失去自我控制，沦落到动物层面。此外，包括日本、中国、越南、朝鲜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其民族性格的特点都强调在激惹和困境面前的自制和忍耐。⑩中国人往往将通过自抑以避免冲突作为行为准则，提倡“小不忍则乱大谋”，“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一定非要“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正如某些学者的观点，“忍”往往有力地平衡了“气”，实现“以忍御气”。11
当“棒棒”遭受社会歧视和羞辱时，其心中的愤怒情绪呈现怎样的状态呢？其内心的“气”及相关负面感受和情绪是否能够或者如何释放、平衡或消解呢？所有受访者在描述入城打工经历羞辱的体验时，都会频繁地用“忍”或类似的词汇来表达无奈与无助，以及抑制愤怒过程中的焦灼与痛苦。
“忍”意味着退让、宽容、无助或无奈等涵义。有关“忍”的词汇成为“棒棒”城市生活心态表述中最为突出的语言现象。如表1所示，受访者关于“忍”的丰富表达，印证了“棒棒”在从事零散人力搬运的经历中所遭受的尴尬和羞辱是其城市生活极为重要的心理体验，他们的应对态度构成该群体城市生活心态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忍”可谓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人际实践的一条基本准则。
显然，“棒棒”群体应对羞辱时，消解盛怒的“忍”非道德修身的手段，非人格高贵涵养之体现的德性之忍，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的人际之忍。而且，都市底层人群之“忍”不同于诸如村落社会此类熟人社会内部的伦理之忍，后者“忍”的基础是伦常、人情、面子和关系。“棒棒”的“忍”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被欺凌的弱者面对强者的无可奈何的忍，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应对与强者之冲突的处世哲学。
然而，笔者以为对重庆“棒棒”“忍”的理解不仅于此，因为“棒棒”此种无奈之忍以避免的冲突并非发生在“棒棒”之间，及其与亲戚或同乡之间，而是发生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都市人与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事人力搬运，他们依然背负着农民的标签，并被贴上“下力”的符号，成为都市排斥的对象、施辱的承受者。在这个过程中滋生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具有特定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而应准确定位为群际间的冲突。由于群际间冲突，特别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往往涉及群体成员的身份问题，所以“棒棒”对都市人的“忍”无法回避与身份认同的关联。当然，身份认同是“忍”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往往与农民工入城的现实目的以及生活实践中的处世方式交织在一起。
三、“忍”之目的：为何而忍
一般来说，“无奈之忍”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被迫的承受。12它主要是基于自保的本能。心理学主张，“忍具有目的性：忍是一个目标导引的心理历程”。13笔者对此表示认同，并坚持即使是弱者的无可奈何之忍也有目的性。就重庆“棒棒”而言，虽然“忍”的用语丰富，但“忍”的动机高度一致。“棒棒”“忍”的动机集中于避免麻烦和挣钱两个方面，最典型的表述为“出门都是求财，哪是求祸嘛”、“为了生存就不顾面子了”、“我受到耻辱没有关系，只要拿钱回家” 。
无论是德行修养的忍，还是人际之忍，“忍”都是为了避免冲突，即使只是暂时地回避正面冲突，只不过“忍”的具体目标因不同内容而有所差异。比如：德行修养的忍有其超越性的目的，它可能“并不总是为了个己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他人或公众的利益”14；基于儒家的礼治伦常的人情、面子、关系的“忍”是为了无讼、息事宁人；而“忍而后发”的忍之目的在于不忍，其工具性非常强。就“棒棒”而言，他们避免冲突是为了挣钱，这容纳了他们通常表述中“忍”的动机的两个方面，其中，避免冲突是手段，挣钱是目的。
到都市谋生，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是“棒棒”普遍认同的入城动机，因此，他们“忍”的动机与入城动机是一致的。也可理解为，因为有了这样的入城动机才有这样的“忍”的动机。这一重合强化了“棒棒”在都市实践中能忍己所不欲的羞辱的可能性。所以，尽管农民从农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意味着他们与都市人之间必然产生互动，有被都市人歧视和排斥的可能，但是由于他们坚守入城的目的，他们就会在这一现实的利益诉求下采取“忍”的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棒棒”特别看重能否“挣钱拿回家”。较之家庭生活的质量和家庭的未来考虑，暂时性的羞辱并非不能忍受。家在中国人生命中的地位，在“棒棒”备受羞辱却以“忍”应对的心理历程中得到表达。“棒棒”为何采取“忍”的方式化解冲突，他们何以能忍，这也不排除他们所经历的感受并不触及其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可能。其中，对家的坚守就是一个佐证。
简言之，重庆“棒棒”的“忍”是无奈的、被迫的，但也是理性的。它既是出于自保的本能，也与小农的理性计算相关联。“忍”不是苟且，而是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在弱者、“他者”或“边际人”与强势群体互动的人际实践中发挥作用。
四、“忍”之策略：何以能忍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在（忍）这样的心理历程中，个人必须选择适当的策略，以有效的且顺利的执行自抑的心理机制或历程，去做己所不欲的行为或承担己所不欲的痛苦。”15对重庆“棒棒”的深度访谈资料显示，受访者能够忍不能忍之羞辱，主要有赖于他们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适时转换思维方式，寻求自己在与都市人对立冲突中的优势和正义平衡感。
（一）认识优势
前面的研究表明，现实的利益诉求构成“棒棒”“忍”的动机。同理，如果他们能够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占据经济利益上的优势，这必然极大地帮助他们实现自抑的心理历程。
重庆“棒棒”是体力劳动者，具有农民和低阶劳动者的身份重叠在一起而生成的职业身份。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棒棒”的选择性、能动性极为有限。但是，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够靠重体力支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而且在生计上也有选择、讲价、谈条件的空间。他们经常流露出因获得比预期更多的收入而产生的愉悦与自豪。
金钱是衡量人的身份的重要纬度，消费能力是自我满足感的一把标尺。“跟那些城里一般的人相比，我们过得还比他们好点。”“棒棒”对城市低收入人群表示不屑。“那些人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最多一千块钱一个月。那么一点钱，我们还花不出手。”“棒棒”在与都市人对立冲突过程中滋生的不平衡心理，往往在发掘自己的优势后得到缓解，尽管参照的对象并不一定带有普遍性。
李云华曾自豪地告诉我：“经常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地说‘你莫看他捞棒棒，房子买起很大一栋’，我心里头乐滋滋的。”16尽管人力搬运从业者身份卑微，但他们认识到这一行业卑微身份背后的利益所在。较之周围城市低收入者，他们颇有经济成就感，这无疑是协调心理不平衡的关键所在。在他家驻留期间，笔者经常见他逗儿子：“搞不搞我这个，挣得起钱哟，可以按揭买房哟。”
有受访者认为：“没到城市来之前，认为城市人都精灵（聪明），来了后发现城市也有傻子，比农村还多些。” 因“赚了城里人的钱”而产生的愉悦感对于“棒棒”而言是其与都市人互动过程中占据优势的集中体现，这表明他们具有与城里人这个“他者”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
由从事人力搬运带来的经济成就感有助于“棒棒”在心理上获得对自身优势地位的认知，经济利益本来就是他们入城打工最为看重的方面，所以经济成就感也是他们实现自抑最为有效的认知。除此之外，“棒棒”认为自己还拥有都市人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与他们独特的生计方式有关。
重庆市民有这样的感叹：“捞棒棒自由。我们还想捞棒棒。做其他的，还要受管。”有小商店老板毫不客气地对笔者说：“他们比你上班的还自由，一天都在耍，没得责任，又单纯。”他们无不表示对“棒棒”看似“好耍”的生活方式的羡慕。事实上，这也是在经济成就感的基础上，“棒棒”对自身优势的进一步认知。
受访者常说：“干这一行，比谁都自由。”所谓的自由主要指进出该行业没人管、生计过程中劳动力节奏的把握上没人管、时间安排上没人管、业务接受与否的决策上没人管。也就是说，他们所言的自由在更大意义上是指他们不接受任何机构、个人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完全的自雇职业者，不受制于雇主管理和制度的规训。
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业以自由吸引众多从业者，因为自由在快节奏、强压力的现代都市中的确很难得。农民入城从业一段时间后，对其生计方式、行业内部社会关系、谋生空间和自身社会地位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认知。“棒棒”依然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到建筑工地打工、进餐馆当服务员、进物业公司当保安……他们宁肯被人瞧不起、遭受侮辱，也要继续从事这份社会地位卑微的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受制于别人的安排、接受制度化的管制。“棒棒”生计方式的这一特点迎合了农民对现代制度化管理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方式的抗拒心态，对自由的珍视是他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坚守。都市人不敢奢望的无人管理、不受约束的“慢生活”，在“棒棒”看来并不稀奇，所以当与都市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因为自己更自由而倍感欣慰。
总之，“棒棒”认为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他们并非一直处于劣势，特别是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加入城市竞争的这一认知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即使一部分“棒棒”的经济成就感不强，由于不受制于现代制度化管理，他们也认为自己比都市人生活得更为闲适。“棒棒”这些有关该行业收入状况和生计方式的认知有力地促使其实现自抑的心理历程。
（二）反唇相讥
身处都市社会底层，“棒棒”在与都市人互动过程中往往转换思维方式，并通过反讥的方式来反驳都市人的无理之处，进而寻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这一“武器”的使用体现在其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重庆当地社会中，“棒棒”与市民之间存在不离不弃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都谋表达了这样的心理：“瞧不起我有啥子嘛？在这个地盘，你再有钱都要喊我给你搬。” 17在一次交谈中，李云华提到他的一位同行受到邻居的辱骂而不反驳的事情，这位同行当时在一旁补充：“过后，有活他还是要喊到我。我以为他不喊我耶！”
由于“棒棒”所遭受的羞辱有作为农民所遭受的排斥和歧视，所以“棒棒”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仅体现在都市对人力搬运行业的需求上，还体现在都市对农业的依存上。有受访者说：“有些城市人瞧不起农民，我还瞧不起他，我们农民不产出粮食给他们吃的话，他还搞不成。”类似的表述还有“没得农民，你吃啥？”、“没得我们你（城市人）还不得行（没有办法）”等等。
具有反讥意味的是滕大文的表述：
你吃的东西都是农村产的。城市人吃的都是农村吃不完的，吃的菜是我们踩了又踩，踏了又踏的，是我们不吃喂猪的。白菜到了二三月间我们喂猪都喂不完的，漂儿白（白菜）我们吃都不吃。城里人吃得尚好。我们农村吃的菜没打农药，你们吃的菜全是农药保出来的。我不仅这样想，还当着（城里人的面）说。18
在现代人追求健康、绿色、环保的潮流中，人们向往的无公害蔬菜、清新空气、未污染的水源、放心猪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棒棒”看来不足为奇，是自己生活环境和物质保障中最普通的东西。反讥的效果在于通过“你稀罕的我早就享受了”、“我拥有的，你却没有”的心态来实现心理的平衡和超越。有些表述尽管不雅，但对都市人的蔑视达到了极致，比如“在城市死了又不占位置，拉到安乐堂去，烧了骨灰还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在我们农村人死了还是全尸”。
在这样的心态下，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能力也成为他们反讥都市人的理由。有受访者说：“城里人到农村不习惯，农村人到城市就习惯。农村有蚊子要咬他龟儿子，路上有草，全身起疙瘩。”
刘莉的表述更现实地表达出这种蔑视：
他是下岗的，就是瞧不起我们。我和他吵，我说我有钱佃房子，你没得钱佃房子，相当于国家养孤儿、养五保户。你到我农村看一下，我农村两层楼住起的，猪牛都是住的两层楼，你住的房子还比不上我喂的猪住的。19
她将自己在农村的物质条件与城市低保人员比较，来寻得优越感和心理的平衡，这种差异在于农民有农村为退路。其他受访者也说：“当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我就想城市人没得钱的时候一样恼火。农村没有钱，但有粮食。”
此外，针对都市人对农民的歧视性态度，“棒棒”会通过对都市人与农村的固有联系的理解来进行反讥。如滕大文说：“城市人说话，很大势（好强），随时欺我们。我就问他老人是不是埋在农村。他就没得话说了。”也有“棒棒”表示：“喊我‘傻农民’。我说你不是农民呀，你还不是农民出身！”
“棒棒”的农民身份是其遭受都市人歧视和排斥的根源。然而，“棒棒”在面对羞辱的时候，却往往基于对农村与都市差异的认识，特别通过寻求农村较之都市的优势来寻求心理平衡。可见，“棒棒”对都市人的反唇相讥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基于他们对城乡差异的认知。
（三）寻求正义
人类社会存在一些不同文化、不同阶层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当遭受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社会无力感时，人们可能强化某种价值，这种坚守表面上并不构成对施辱者的反抗，但在实践中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自抑，而且甚至可能唤醒公众的普世价值，以此寻得所谓的“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20
在重庆，很少出现 “棒棒”偷抢主顾物品的行为。很多“棒棒”坚守“穷要穷得硬走（有骨气），饿要饿得新鲜”21，颇有“不受嗟来之食”的豪气。为了坚守“骨气”，他们“凭能力找钱吃饭”，“靠气力挣钱”，“不偷不抢”，认同劳动光荣的社会共同价值，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与其他学者对沿海零散搬运工的调查发现一致。22受访者谈到自己是“棒棒”时都有一种尽管无奈但却自立的自豪感，而且往往以此来蔑视城市低保人员对国家福利的依赖。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懒惰，应该鄙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光荣这一共同价值发挥着强大的精神支撑的作用。在此等社会共同价值的支撑下，“棒棒”拥有自尊，这也是构成心理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其实现自抑的心理机制。
不仅如此，他们往往通过唤起对正义的认同，来寻求本来己所不欲的对公正的期待，正如乔从才所说：
我们两个人跟一个老头搬家，搞了一上午，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五块钱，我说你这是欺负人。他想了一下，拿了两块钱出来，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凶神恶煞地说：“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块，拿了钱快给我滚。”我说我们是穷人，我们穷得起，这两块钱送给你，我们不要了。结果那个老头跑出来跟我俩吵起来了。当时有二三十个人围观，我把道理一五一十地讲给人家听，后来他拿了20元钱无地自容地走了。23
他们也通过唤起冲突中对方的正义认同感来寻求公正。张德说：
上次我跟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担东西，一两百斤，还是有点远，他拿六块钱，我说你是不是拿少了，他就说脏话。结果我把他教育了一番，现在他看到我都不好意思。我娃儿在合川当老师，我都57（岁）了。24
显然，他利用中国文化中“尊老”的美德来寻求正义感，并力求在与都市人的冲突中占据优势。
此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力图在自己的正义天平上占据优势，获得心理上的平衡。遇到主顾不给工钱或克扣工钱时，即使对方有明显的经济优势，有的“棒棒”也有气度不收工钱，反而挖苦对方。尤光权说：
那天那崽儿喊我和都忠超去抬单车，一辆一块钱，我说一块钱，我送给你。现在哪有一块钱的生意，一块钱买菜都买不到。你说好听点，我不要你那一块钱，算我帮你。你是糟蹋我们噻。你说我没拿钱，又拿了钱。你不拿钱，还欠我一个人情。25
综上可知，“棒棒”在为了避免群际冲突而努力实现自抑的心理历程中，往往通过认识自身优势、转换思维方式来消解自卑，通过坚守和唤醒他人的社会共同价值来寻求正义感。这些人际实践中的策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卑感、羞辱感和愤怒感等负面情绪，而且帮助他们承受己所不欲的痛苦以避免与都市人的冲突。
五、身份认同：何以能忍的关键
在心理学看来，“忍”是一种自抑的心理机制。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看来，“忍”是中国人人际实践的准则，与面子、人情、关系相关。然而，重庆“棒棒”的人际实践并非发生在闭塞的村落社会，而是在异质性极强的都市社会。他们的“忍”是群际冲突下的心理体验，而群际关系研究一般涉及身份认同和归属的问题。鉴于“棒棒”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都市人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中，他们采取何种身份认同的取向势必影响其城市生活的心态，关系到自抑的顺利与否。
（一）认同“农民命”
“棒棒”面对羞辱表现出的“忍”，是弱者无力的表现，也是他们理性的处世之道。在前面的策略缺失或不奏效，都无法使自己实现情绪的抑制时，他们往往以对“农民命”的认同来安慰盛怒之下备感羞辱的自我，并以此对自己的“忍”进行合理性解释。有受访者说：“遇到羞辱还不是自己忍着。有啥子事情，遇到不顺心，也不会冲动。只有安慰自己，回去想一想，自己就是农民命。”
古语有“安之若命”，今人则说“天生就是这样的命”、“人不跟命争”或“认命”。这些说法均蕴涵着：命标志着人或人力的限度或边界。也就是说，这一意义上的命标志着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种限度或边界，边界则意味着对种种超越欲望的限制。26农民命规定了农民出身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提高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极限，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欲望和追求。既然无论如何只能是个农民，当在都市中遭遇痛苦和羞辱时，纵然想不通，也没有必要不满和怨愤，因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法达到提高生存能力的预期。显然，对“棒棒”而言，如果接受农民命，抛弃与农民命不相符的欲望和奢望，烦恼、痛苦和羞辱都可以消解。
通俗地理解，承认自己的命不好而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心态被称为认命。然而，“棒棒”从农村到都市，从务农到外出打工本是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高生存能力的勇者之举，是不安于贫穷的生活现状，为实现梦想的努力和尝试。如果有可能，他们何尝不希望生活在都市，为家庭谋得更为方便的生活，为子女谋得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一方面与农民命抗争，另一方面又认同农民命，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心态呢？
受访者普遍表示：“对城市的生活，也想。想不到，就算了。我们认命。有好大个能，做好大个事。”由此，认命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逆来顺受或随遇而安，而是人们在努力改变现状的过程中，在遭受挫折后，意识到出生背景、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制约，表现出来的一种因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实现愿望而接受现实或顺其自然的心理。具体而言，就是将由于自我内在和外来的限制造成生存机会选择性匮乏的遭遇归于命。而“棒棒”认同的命并非单指先天的禀赋和天赋的阶层和地位，也包括后天教育、能力、人际等综合资本。因此，认命有一种“超越日常意义上的积极与消极这一对立的积极涵义”。27这样就不难理解“棒棒”既然在都市中遭受羞辱，不如回复到入城前的生计方式之中，何必在都市忍受羞辱的疑惑。
“棒棒”对农民命的认同，是他们面对挫折的自我安慰，是应对羞辱之忍的平衡机制。事实上，“棒棒”为了消解负面情绪，将对农民命的认同作为权宜之计的同时，在行动上从未放弃与农民命的抗争。在遭遇都市人的排斥和岐视时，他们采取一种“低头”的姿态，在心理上能屈能伸，能回归农民命，这是一种策略，更从侧面反映出其情感的、文化的甚至身份的归属。
（二）“疏离”都市人
“忍”是一种心理经验，但并不意味没有任何作为， 有时不为也是一种作为。在村落社会中，村民们在忍让的同时，常常孤立使自己无法实现期待的正义衡平感的人。28孤立通过拉远人与人的空间距离来伸张本来己所不欲的正义。“棒棒”在“忍”的同时，也经历过类似的空间位移。这些行为可以细分为三类。
第一种情形，“棒棒”对侮辱性的语言表示沉默，以避免进一步受辱和激化冲突，如“我惹不起你我不惹你，就当没听到，只要没打我”、“我儿（粗话）还理他半句，我当是聋子，我又不得罪他”。
第二种情形，“棒棒”不仅沉默，而且改变人际间的距离以避免进一步受辱和激化冲突，如“惹不起，我躲得起”。
第三种情形，“棒棒”拒绝为施辱者提供劳务，进而完全避免受辱和冲突的升级。他们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惩罚，找回心理上的平衡感，如“遇到伤（我）自尊心的（人），我不给他做（业务）”。
伴随“忍”的这三类行为都是在“不为而为”，以一种静默的方式拉开人与人的距离来实现避免冲突的目的。他们的避让行为表现为在空间上与都市人拉开距离，就如同特定文化的人对身体距离的感知一样，这种空间距离是社会性的，既有主要通过心理距离表现的，也有通过实际空间位移的改变来实现群际间的社会距离的。以上三类行为在避免冲突能力上的强弱程度不同。第一种情形中的“忍”主要是无为的，无奈的程度最高；第二种情形有了实际的空间移动，更为有效地拉开了社会距离；第三种情形有了对施辱者意愿的违抗，虽然看似默默地走开，但其避免冲突的能力很强，实为弱者的反抗，然而鉴于他们谋生的现实需求，这种方式的出现频率在三者中最低。
“棒棒”避免冲突的方式反映了一种有关心理空间的感知，及其相应的空间位移行为，本文借用“疏离”一词来表述伴随“棒棒”“忍”的行为。29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学使用的“疏离感”是歧视与自卑心态的反映，侧重于关注主体在空间疏离上的身份感受、情感体验。
然而，“棒棒”的疏离及其感受不仅回应了他们在融入都市过程中基于身份的自卑感，同时凸显了负面感受下的身份认同及其能动性策略。特别是在社会歧视与排斥的冲击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归属有着明晰的认识，不断生成适应性策略，主动避免冲突。这种主动而积极的疏离意识和行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除了找你们的钱，我不和你们（城里人）来往”。这已经成为大部分“棒棒”与都市人交往的基本准则。疏离是由社会经历中的体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策略。都市底层为了维护自尊，在必要的时刻采用疏离的方式，不失为一种都市适应过程中自我保护的策略，从底层群体的角度来看，不完全是消极情感，相对于无奈之忍有了能动性和自主性，是难能可贵的。
显然，“棒棒”在“忍”的同时，疏离使自己受辱的都市人，这一行为源于他们有着“我群”与“他群”之间社会距离的意识。这种距离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距离，体现了群际间的区隔、对立与不平等，而这种意识的本质在于身份归属的问题。
（三）以农民为参照群体
在实现自抑的过程中，受访者有将农村的优势与都市的劣势相比的心理，但这些比较并非意在比出高低，而是为了获得心理平衡而采取的策略。当“棒棒”遭受都市人的羞辱而愤怒至极的时候，他们更多地表示“我不和你比，你狠”。诚然，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他们在都市社会找不到优越感，较之城里人，他们更愿意与同行、亲戚、同乡往来和互相比较、评价。这种心理评价策略涉及比较对象的选择，承载了有关文化观念、身份归属和情感依托的命题。因此，“我不和你比”并非仅仅是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自我保护策略，而是人伦、传统观念、固有身份与现实地位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复杂心态。
计较与嫉妒往往发生在“棒棒”之间、“棒棒”与亲戚之间、“棒棒”与同乡之间。受访者更在乎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的评价，也更愿意以这些人为参照对象来评价自己。小李经常流露出羡慕之情：“比如方太亮，整天陪着老板。过年回老家，他老板开车一起回去的。好风光哟！我二爸那家把他奉为上宾。我们就自叹不如。”30他希望：“我哪天风风光光开个小车回去，而且还有个驾驶员，回去别人说‘矣，这是李幺娃开的车’，那个才光荣哟，冠冕堂皇的！”当我与他走在合川隆兴镇华侨路上时，他指着路碑说：“别人出资40万修一条公路，这才叫风光。”因为，“乡”依然是“‘衣锦荣归’的去处”。31
较之融入都市过程的艰辛和坎坷，他们更在乎自己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极不希望农村同乡知道自己在都市的谋生方式。有受访者表述：“回到乡里，都不愿意说自己是‘棒棒’，回去别人问你在城里干啥子，只说打工。”有的甚至认为：“只要不是当‘棒棒’，哪怕是没挣到钱，风风火火地回来，别人会认为他找到钱了。”李云华每次回农村都待在家里，忙着帮父母做事，不愿意串门。他说：
像我们回去，“棒棒”一个，没得出息。别人问起，不好说得。说老实话，我只是在“棒棒”之中有成就感，但回农村一点点荣誉感都没有。做生意就有成就感！我捞棒棒，我不跟他说，他咋晓得我搞了好多钱？无论是在农村没出来打工的还是出来打工的，我都不想和他们面对。有些人问：“你还在当兵呀？”“棒棒兵噻。” “你还搞（当‘棒棒’）了好多年了。”农村人不一定都这么明说，但我觉得没得荣誉。32
小李最怕在重庆被老乡看到捞棒棒。有一次，他得知大队书记等到白崖口旅游，事先故意躲开了。他说：
如果他们在街上撞见我，看到我手上拿有棒棒，我和他四目相对的话，我觉得我是无地自容，哪怕是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就有这样可怕，如果我看到了我认识的熟人，我就退避三舍了。
由于生活意义、自我评价的参照物在农村，他们在比不过都市人的时候可以采取“不和你比”的态度，却无法逃避乡邻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因此，他们极为重视自己在同乡中的经济地位。比起那些没在重庆主城购房的人，小李很有面子。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都为之自豪，家人的态度增添了他的“风光”。正如他所言：
不过，买了房子还是名声好些，我有时要炫耀一下：“老子在收房租。”我外侄女曾问我：“小舅，你房子买了，又爬（加）了一层楼起来了！我们那两个人（父母）都在上班，都有工作，就是存不了钱。你钱是怎么存的？”33
无论在都市还是在农村，从事“棒棒”行业都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从业者对来自都市人与来自乡土的评价的感受和态度存在差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都市人对其职业的歧视，他们可以不理睬、回避甚至忍受；而在农村，面对同乡对该行业的鄙夷态度，他们的内心承载了更多“丢面子”的痛楚。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依然是农民，“根”在农村，他们更在乎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世界中获得的社会地位。
六、结语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处于“无根”或“漂泊”的状态，而且容易成为“问题民工”。34而本研究发现，都市的排斥本性并没有对“棒棒”产生颠覆性的破坏作用，没有塑造出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的群体，他们不是“问题农民”，相反这一群体因为将农村视为自己的归属，有着对传统观念、人伦道德、文化价值的坚守，在社会结构矛盾和文化差异的相互作用下，虽历经焦灼和挣扎，却依然从容和自得其乐。其中，“忍”的生活实践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棒棒”普遍表现出对城市、对社区的冷漠。都市在他们看来，还只是谋生、获取物质保障的地方。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表明他们不向往城市生活，不希望尽快融入都市。恰恰是因为社会结构性压力的存在，他们尽管生活在都市这个空间里，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所幸的是，对于“棒棒”而言，乡土世界依然是他们遭遇身份尴尬、应对结构性社会不平等待遇的归属所在。
透过对“棒棒”在都市这一陌生人社会中的“忍”的分析，本文不仅回答了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棒棒”为何而忍、何以能忍的问题，而且通过考察他们在避免与都市人正面冲突的过程中对自身社会地位与身份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揭示了他们何以能忍的关键在于其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本文探讨了陌生人社会中群际间冲突下“忍”的心理特征及其行为逻辑，丰富了“忍”的相关心态研究，同时为分析“棒棒”类似群体的身份归属的特殊性表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都市感知与乡土性——以重庆‘棒棒’为例的城市融入研究”（11YJC84004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庄孔韶、徐杰舜、杜靖、石峰：《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②如《论语》中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元代吴亮的《忍经》和元代徐明奎的《劝忍百箴》。
③如善书《百忍全书》。
④参见安源：《“忍”：一个文化之谜的破译》，载《内蒙古电大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⑤李敏龙、杨国枢按照“要将之忍住的心理内容”把忍分为十类：欲望之忍、情绪之忍、性情之忍、道德之忍、立身之忍、机运之忍、人伦之忍、对待之忍、富贵之忍、治事之忍，并将忍的内容进一步归纳为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社会成就等三大范畴，参见李敏龙、杨国枢：《忍的心理与行为》，载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9～608页。
⑥陈少明将忍涉及的“意欲的范围”分为四类：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与忍人之忍，见陈少明：《忍与不忍——从德性伦理的观点看》，载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6～198页。
⑦李敏龙、杨国枢将“伦理之忍”局限于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际有关的“忍”，参见李敏龙、杨国枢：《忍的心理与行为》，第579～608页。
⑧相关研究，如陈柏峰发现村庄熟人社会中支持忍让的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和命运观等，参见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应星认为“忍”在乡土小传统中是修身之道、人情之道、避讼之道等，通过人情社会中的面子、社会尊严和道德人格来认识“以忍御气”如何克制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参见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⑨秦洁：《“下力”的身体经验：重庆“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⑩参见［英］斯图亚特·沃尔顿：《人性：情绪的历史》，王锦等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7年版，第38～39页。董氏基金会1993年曾对大台北地区2300位左右的民众开展“生气大调查”，发现有近六成（58.4％）民众生气时的举动是“生闷气”，其次是“掉头就走” （33.3％），参见蔡秀玲、扬智蓉：《情绪管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99页。
11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12陈少明：《忍与不忍——从德性伦理的观点看》。
13李敏龙、杨国枢：《忍的心理与行为》，第591页。
14同上。
15同上，第592页。
16李云华，男，1970年出生，重庆合川隆兴人，1992～1996年在重庆间断从事过“棒棒”行业，1997年到重庆白崖口“捞棒棒”至今。“捞棒棒”指该职业，以及从事该职业的行为。本文的调查资料均来源于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对重庆主城“棒棒”的田野调查，文中的地名和人名已做匿名处理。
17都谋，男，1955年出生，四川武胜人，1991年到沙坪坝马家岩，现在马家岩临江装饰城从事人力搬运行业。
18滕大文，男，1963年出生，重庆合川隆兴人。受访场景：2009年4月13日，白崖口黄桷坪街口。
19刘莉，女，1972年出生，重庆石柱人。受访场景：2009年4月27日，沙坪坝劳务市场门口。
20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 页。
21重庆谚语，表示人穷也要穷得有志气、有节操的心态。
22参见周大鸣、周建新、刘志军：《“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245页。
23乔从才，男，1974年出生，四川广安邻水人。受访场景：2009年5月21日，沙坪坝新世纪超市门口。
24张德，男，1952年出生，重庆合川太石人。受访场景：2009年4月7日，沙坪坝区府支路。
25尤光权，男， 1958年出生，重庆合川隆兴人。受访场景：2008年8月29日，白崖口黄桷坪街口。
26［新西兰］伍晓明：《从“死生有命”展开的思考》，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1期。
27同上。
28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
29“疏离”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学科普遍使用。心理学通常使用的“疏离感”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主要是指由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疏远、距离和不和谐等而产生的一些消极情感，其产生的情感是直接的，如孤独感、距离感、异和感等；第二层含义的疏离感产生的情感是间接的，如无规范感、压迫拘束感、不可控制感等，参见杨东、吴晓蓉：《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构建》，载《心理科学进展》 2002年第1期。
30方太亮的爱人李凤是小李的堂姐。
3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页。
32受访场景： 2009年5月23日，白崖口李云华家。
33同上。
34有关身份认同的心态研究，参见郭星华、李飞：《漂泊与寻根：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载《人口研究》 2009年第6期；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 2001年第3期；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8月号（第22卷）；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载《社会》 2004年第5期；吴玉军、宁克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秦 洁：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政治部
责任编辑：郑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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