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看当代西方社会理论
张小山
2012-7-20 15:32:50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1年02期第85～91页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内容庞杂，流派林立，头绪甚多，难以把握。本文尝试以现代性为主线，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作一梳理和简评，扼要地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既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回应，是对现代性反复思考的结果，又是对经典社会理论不断进行批判与重建的产物。
【关 键 词】社会理论/社会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张小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邮政编码：430074）
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创立是与用一套概念系统去认识和把握兴起于西欧并逐渐向全球扩散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企图分不开的。孔德的“三阶段论”、斯宾塞“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的两分法、腾尼斯“社区”和“社区”的区分、涂尔干“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类型说、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合理化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就是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探索从理论上解释和说明正在发生的所谓“现代性”社会转型所作的努力，从中他们抽象出一些关键的概念或主题。作为典型的现代性理论家，他们相信借助理性可以发现适合现代社会的系统理论和实践规范，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经典思想家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成果，均给后来的社会学学说带来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晚近的社会学家喜欢用这一涵盖更广的词，而当今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理论确也超出了狭隘的社会学理论的界限）既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回应、对现代性思考的结果，又是对经典社会理论不断地进行批判、继承以及再批判、再继承的产物。
一、第一个“完型”的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论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是古典社会学转向当代社会学的一位重要的中介性人物，他于1937年发表的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1937)，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该书中，帕森斯系统地评述了欧洲几位著名经典思想家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人的思想，对功利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主要假说及理论前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并在综合上述理论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学行动理论，展示了在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建构的重要价值，进而促成理论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专业分支学科的诞生。帕森斯毕生研究的核心，便是从理论上回答现代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为此他努力发展一套复杂的、一般化的概念系统。他最终以结构功能论的集大成者闻名于世，提出了一个具有抽象的、分析的、内容广泛、建构完整等特点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实现了社会学史上第一次理论大综合，并且成功地使该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几近30年之久，为社会学学科的合法化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使社会学理论成为整个现代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功能论随之成为社会学的正统理论，功能分析甚至变为一种霸权话语。在功能论的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许多美国社会学家都将功能论和社会学理论看作两个同义词。
1950年以后，帕森斯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社会系统，着重探讨社会的结构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系统通常以一种制度化的价值系统为标志，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社会系统本身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包括四个基本子系统：有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子系统分别满足帕森斯提出的著名的AGIL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下列功能：A适应(adaption)；G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Parsons,1951)
帕森斯相信AGIL四个方面的功能分化乃是包含现代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每一个成熟的子系统又可按AGIL四个方面进一步细分；同时，分化必须通过协调系统分化部分运行的整合过程和整合机制来进行，即分化和整合不能分离。他认为AGIL图式可以用来分析小至两个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帕森斯的功能分析最关注的是社会的各种要素之间怎么协调一致、社会秩序如何建立与维持，并因而特别强调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可以说，他的理论的中心就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研究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宏观层面。
1950年以后的帕森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持比较乐观的看法，非常看重现代社会的积极面向。他将美国视为现代社会的理想模式，将其描绘成一个和谐、稳定，功能高度分化同时又整合得相当完好的社会。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5个模式变量，既是连接单位行动和社会系统的桥梁，又可以用来描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人们在不同情境下选择行动倾向的变化，即由特殊性、扩散性、情感性、先赋性、公益性的社会关系类型，向普遍性、专一性、中立性、自致性、私利性的社会关系类型转变。
晚期的帕森斯为了应对人们就其理论隐含忽略社会变迁的倾向所作的批评，提出了一个抽象的进化理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出现代表着人类努力提升“适应力”（adaptivity，即一个社会克服环境的种种困难而实现各种目标的能力）的结果，它是由一个进化地域即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帕森斯的进化论具有较浓的单线式的整体论色彩，他主张把所有的人类社会看做一个单一的体系，各社会的差异只是体系内的不同而已，相信一个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的来临乃是大势所趋。
帕森斯的一生，为形成统一的、综合的社会理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希望自己具有科学特征的系统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特点和运作机制，并能为政治统一、社会均衡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成功地将功能论发展为社会学的主流范式，由于其理论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因而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均有较大影响，成为现代性宏大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帕森斯是一位处于当代社会学中心地位的现代性宏观理论家或系统理论家，他创立了战后西方社会学论战的基本框架。当代西方大多数社会学理论都以帕森斯的理论作为竞争对手和挑战对象，试图通过批判帕森斯的学说而发展自己的理论，为自己的理论定位。事实上，人们可以不同意帕森斯的观点，但绝不可忽视他的理论。
作为帕森斯的学生，墨顿(R.K.Merton)对结构功能理论的修补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朴素的功能论中的3个理论假设，提出了进行功能分析的基本模式，区分了几个主要概念：正功能、负功能、无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等。墨顿还批评了帕森斯专注于综合的、宏大的理论的倾向，认为提出这类理论的时机远不成熟。他提倡一种带有更多经验色彩的中层理论取向。鉴于墨顿对经验研究的贡献以及他对经验内容的强调，有人称墨顿的功能论为“经验功能论”，以区别于帕森斯那种抽象色彩更浓的“理论功能论”。
除了墨顿，帕森斯在哈佛培养的一大批有才华的学生，如戴维斯(Davis)、莫尔(Moore)、斯梅尔瑟(Smelser)、列维(Levy)、贝拉(Ballah)等等，其后均成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分层、家庭、宗教、结构变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功能分析，推动了结构功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亚历山大(J.Alexander)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欲重振功能理论，打出新功能主义的旗号，回应众多流派对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批评，对该理论作了一些理论上有价值的修补和调整，增强了它的灵活性和解释力。
二、对结构功能论的反动：各种流派纷呈
尽管结构功能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人提出批评，但当时这些批评之声大都很微弱，掀不起大浪。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结构功能论的批评才逐步汇聚成一股洪流，最终动摇了该理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社会发展到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渐渐凸现和激化起来，并且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结构功能论与社会实际不相吻合及其理论的内在缺陷，越来越引起众多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的不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功能论提出激烈的批评，重新阅读、解释、评价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以挖掘曾被忽略或误解的思想精华，寻找适合自己的哲学基础，进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为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诸多流派纷争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作出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下面提及的6个有较大影响的流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现代性的基本假定、放弃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它们程度不等地自命为理性的代言人，相信不断提高理解和控制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对结构功能论这一宏大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某种修正与补充。
1.冲突论
冲突论者反对功能论过分强调整合、均衡的倾向，批评功能论低估了冲突对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变迁。冲突理论家主要从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等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中获得启迪，其重要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L.Coser)在系统地总结齐美尔的冲突思想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社会冲突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归纳和划分，指出冲突具有许多为功能论所忽视的正功能。科塞并没有抛弃结构功能论的诸多概念和假设，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冲突与整合的统一的社会学理论。
冲突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达伦多夫(R.Dahrendorf)批评帕森斯所描绘的现代社会形象过于整合、一致，是个乌托邦。他针锋相对地把强制和冲突看成理解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并认为社会冲突是多维、广泛的。通过批判地借鉴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达伦多夫创立了自己的强调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的分配的现代冲突论。
冲突理论家柯林斯(R.Collins)则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探讨冲突问题，并以阶层化作为研究的焦点。应该指出，冲突论与功能论仍有很多共同之处，诚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冲突论不是对功能论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在今天，冲突论的思想在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为代表的理性行动论中得到新的发展。
2.符号互动论
虽然符号互动论可追溯至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最主要的是米德在《心灵、自我和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思想），但该理论却在批判结构功能论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理论的旨趣与结构功能论存在很大的差异：它注重微观、互动者的心智、互动的符号及其意义等，而这些都是后者所忽略的。首先提出“符号互动论”这一称谓的是米德的学生布鲁默(H.Blumer)，他对结构功能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强调互动者对情境作出定义与解释，并据此作出反应的重要性。与结构功能论认为人是社会结构的产物的观点相反，符号互动论主张社会结构是进行互动的人的作品，并努力将现代人看成富有创造性、自我生成的能动者。
到了20世纪90年代，符号互动论变得更加成熟、更具包容性，并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符号学等发生广泛的联系。
3.现象学社会学
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舒茨(A.Schutz)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社会学名家韦伯的思想，同时又借鉴了符号互动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现象学社会学将各种关于社会结构的断言、假定悬置起来，试图分析和揭示人们想当然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怎么建构的，各种行动的主观意义又是如何形成的。舒茨指出，帕森斯虽然提出了行动者的主观因素在行动中的意义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没有正确地从行动者主观的观点去考察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只是以客观的范畴去解释主观的因素，抛弃了生活世界中许多有意义的部分，使社会学疏离了它所研究的世界。
现象学社会学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伯格和勒克曼(P.Berger & T.Luckmann)则试图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见解，与传统的宏观层次的社会学学说两者加以整合，并将其更深入地应用于广泛的经验研究中去。
4.常人方法学
加芬克尔(H.Garfinkel)总结了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创立了常人方法学这一理论流派。常人方法学与现象学社会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人们将它们共同归属于社会学中的“社会定义”范式或“创造性社会学”、“日常生活社会学”等范畴之中(Ritzer,1988∶203)，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干脆把常人方法学视为一种极端的现象学形式。
常人方法学旨在探索人们是怎样赋予他们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经验以意义的，是如何建构和重建他们的社会世界的。换言之，常人方法学关心的是，社会成员使用什么方法观察、描述和解释他们的日常社会互动，并为现实添加秩序和模式。常人方法学批评传统社会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描绘得过于理性化，扭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本质；指责传统社会学将行动者看成被动的服从者，而不是社会世界能动的创造者。尽管常人方法学以向主流社会学挑战为己任，有人称其掀起了一场“社会学革命”，但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如今已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
5.交换论
交换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霍曼斯(G.Homans)和布劳(P.Blau)。该派受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极大，重点关注微观领域里个人行为和交换。霍曼斯认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不过是一个将社会世界诸多方面强行堵塞入内的巨大的、抽象的知识范畴体系，它不能对社会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霍曼斯自己寻求一个可操作化的替代选择，试图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在他看来，人是一种运用利益资源的“新的经济人”，互动中他们追求报酬、逃避惩罚，以谋取收益的最大化。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所有现象都可以按交换这个术语进行分析。
布劳批评了霍曼斯的心理还原论倾向，并致力于对从微观社会到宏观的或大规模的复杂组织这样范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理论概括，试图将交换理论从个体层次扩展延伸到整体社会层次，从而使其可以分析复杂组织中的交换和权力的基础。
晚近得到较快发展的社会学理性选择论（或称理性行动论），与交换论具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派代表人物科尔曼正是运用交换论来阐释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寻求理解现代集体制度如何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的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中产生出来。
6.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大体是由诞生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来的，该学派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持续地活跃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领域。批判理论主要从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中获得原动力，它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进行了认真清算，其次对流行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给予了严厉批评，指责后者忽视人的尊严和能动性，具有顺从现实的肯定主义倾向。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乃是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取向。不同于马克思，批判理论将其批判的重心由经济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受韦伯的影响，批判理论家表现出对于现代世界中理性成为主宰这一发展趋势的关切。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由理性所产生的压抑已取代经济剥削而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关心实现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的肆虐。他们斥责现代社会将人们塑造成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单向度的人”，是合理性的非理性。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文化工业”和“知识工业”现象也给予了猛烈抨击，认为前者对人们有安抚和麻醉的作用，后者则日益演变变成一个压迫性结构。
一般而言，批判理论家大都对未来社会持较悲观的态度。而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J.Habermas)，不仅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更积极投身于现代社会的重建工作。
三、走向彻底的批判：后现代社会理论
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遍布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以至人们感觉到“确实生活在新时代里，或更谨慎地说，生活在一个断裂时期”(Smart,1997∶9)。许多学者试图对这样的一个时期作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概念，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社会”、“消费社会”、“闲暇社会”、“福利社会”、“信息社会”，等等。其实，在这个所谓新的历史时期，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许是，占据西方人心灵两百年之久的现代性理念受到强烈的质疑。西方自18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一个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著名假定：日益增进的理性有利于加强秩序与控制，且有助于张扬社会正义、推动道德进步、促进人类解放和幸福。追求秩序、崇尚科学与技术、保持对“进步”的信心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Smart,1997∶126)。然而，原先被假定为现代性发展必然结果的许多利益承诺并没落实，现代性方案已经变成十分可疑的东西，18世纪的希望转为20世纪的绝望，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不期而至。
所谓后现代思想家，通常是指那些对西方现代性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学者，包括那些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的最激进、最尖锐的批评者。在他们看来，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其性质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时代的后现代社会里，而且，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质疑的。换言之，后现代社会理论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鼓吹无序、差异为特征；这与以肯定、建设，强调秩序、统一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如帕森斯结构功能论）形成鲜明对照。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理性、自由和正义不再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而是应该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虽然后现论与批判理论具有不少共性，都对现代性及其社会控制和合理化形式持批判态度，但后者通常试图划分并维护某种界限、某些范畴，并没放弃现代性的所有基本信条，继续使用一些现代性色彩很浓的概念，而这些都是前者所坚决反对的。一般来说，后现论家试图比批判理论家更进一步地、更彻底地颠覆所有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他们拒绝任何元叙述和普遍标准，将一切倡导统一、同一的主张均看作偏执狂和法西斯主义，并致力于开创全新的理论和政治视角。
后现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后结构主义，前者运用了后者对现论的批判，并将这些批判激进化，且扩展到新的理论领域。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同时又被看作后现论家。罗斯诺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差异是着重点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方面的差异：后者更倾向于文化批判，涉及更加广泛的领域。（罗斯诺，1998∶2）
福柯(M.Foucaut)对现代性的批判、发出“人之死”的宣言，以及他对社会、知识、话语、权力、自我等方面所提出的各种富有创见的观点，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源泉。福柯开启了一个反启蒙的传统，驳斥理性、解放、进步之间的等同性；强调不可通约性、差异性、片段性，用以作为压制性的、具有总体化和统一化特征的现论的解毒剂；认为现代知识和权力相互勾结，已产生了一种新的支配形式。他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立法者”的角色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他们只是现代性的注解者、维护者、宣传者。福柯的一批重要著作以“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方式，对知识、权力和自我这三角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里中心控制和边缘反抗的各种机制，规范的话语实践与不规范的话语实践之间的对峙和互渗现象，从而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极大关注。
作为形象最鲜明、最激进的后现代思想家，布西亚(J.Baudrillard)宣称在后现代社会里，一切业已完成，一切也已经瓦解，剩下的只是碎片，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他认为，由生产所主宰的现代性时期已经终结，代之而来的是由大众媒体、仿真模型、电脑控制和信息处理所支配的以模拟(simulation)、超真实(hyperreal)和内爆(implosion)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处于后现代时期的人们面对的是各种新式符号或模拟的模拟，诉诸于“真实”已不可能，符号仅仅指涉自身和其他符号，再现和客体、观念与事物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此时，模拟不需要原物或实体，而是以模型来产生真实：一种比真实可能还真实的“超真实”。布西亚指出，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变化，它的生存维系于积极而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上。而和后现代情景的出现紧密相连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造成了“社会性的终结”(the end of social)，进而使社会学成为多余的。
后现论家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利奥塔(J.F.Lyotard)极其坚定地拥护与现论彻底决裂，积极地致力于推广和传播后现代替代方案。他指出，总体化理论的特征便是元叙述或大叙述，即具有某种合法化功能的叙述，这也是现代性的标志。他认为总体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还原主义的、简化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大叙述，因为它们为极权主义恐怖行径提供了合法性，并且以一元化图式压制了差异。像福柯一样，利奥塔旨在揭明歧异，让少数话语发言，保留而非压制差异，提倡多元理性而非一元理性。
一般认为，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是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现代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乃是以分析社会现象并赋予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社会学正是靠着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事物秩序中，也即“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合法性”。鲍曼明确指出，社会学不能继续“照常”下去了，必须建立“后现代性的社会学”。(Bauman,1992)
后现代社会理论描绘了那些为经典和现代社会理论所忽视的微观与边缘现象，并且赋予那些经常受到过去理论所贬抑的差异性、多元性与异质性以重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后现论推动并深化了当今社会理论界对种族问题、地域问题、妇女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的研究。
四、对现代性的反思：重建和综合
现代社会真的走到尽头了吗？现代性必须彻底抛弃吗？社会学是否已经终结？社会理论是否只能在分崩离析中玩弄碎片？当代一些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大师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可以为人们解开许多疑惑，澄清某些模糊认识，并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1.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
哈贝马斯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批判理论家，他对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方面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但他不同意后现论的基本观点，不赞成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事实上，哈贝马斯的理论的一个要旨，就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他担心对理性的全面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上的危险后果，因而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认为人们可以在自由民主的公共领域中经过理性的讨论达成共识，重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的全部著作均可看作是对现代性和它的发展轨迹、它的贡献、症结以及其解放潜能的反思。由于他试图重建而不是解构现代性，因而被人称为晚期现代性(latemodernity)理论家。
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文化生活存在三种基本媒介：劳动、语言和权力，从中分别衍生出技术、实践和解放这三种人类基本的认识兴趣，而这三种兴趣又决定了三种不同性质、不同取向的科学，它们分别是：经验—分析性的科学；历史—解释性的科学；批判取向的科学。与上述分类相对应，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即工具理性、沟通理性和价值理性。现代社会的问题是，工具理性十分发达，恶性膨胀；沟通理性则发展缓慢，严重滞后；价值理性因主观色彩太浓，因人而异，难于统一。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的方案是：重建并张扬沟通理性，使充满工具理性的体制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努力塑造合理的生活方式。为此他创建了著名的沟通行动理论。
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工具理性采用的是一种单向理解模式，把他人当作工具看待；沟通理性则使用双向理解模式，强调“真诚沟通”(sincere communication)，通过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达成某种共识。哈贝马斯相信，只有通过“理性的对话”，实现“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即参与者真诚和正确地使用语言，而不是诉诸权威或其他扭曲的手段令对方接受自己的见解，才能使人们从社会政治的统治与压迫下解放出来，从工具理性的“铁笼”中挣脱出来，才能创造一种更加自由、公正的社会（哈贝马斯，1999a,1999b）。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同现代化的世界相遇”的结果，是在继承和改造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于当代社会及其命运极度关切的产物。该理论以沟通理性作为核心概念，试图综合地分析研究现代社会总体范围内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可能条件；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考察自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尤其是晚近以来出现的各种基本问题。他相信，沟通行动概念允许保留理性、共识、团结、解放等现代价值，因此可以同时为社会批判和社会重建提供基础。
2.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
布迪厄(P.Bourdieu)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学界最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他打破了众多学科的界限，致力于克服与超越传统社会理论，重建适合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型社会理论——一种反思的符号式的社会学。
布迪厄将反思性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求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客观和主观因素互相渗透的复合体，看作是历史运作的结果和当前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对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干扰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觉的批判性。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体现了关系论和符号性的特征。他曾称自己的思想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意指在社会分析中要考虑行动者的感知、思想和行动的模式的社会生存过程，以及社会结构的生存过程，也即惯习(habitus)和场域(field)的生存过程。在他看来，社会是在人的符号性实践即创造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和意义系统中建构起来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布迪厄强调他的理论的重心就是揭露社会中的各种“双重意义的关系”，同时强调必须采取一种“双重阅读”的原则，也就是一种“相关性”和“生存性”的阅读法，去理解他自己和其他一切社会理论。简言之，布迪厄希望自己的立场能克服社会学中流行的各种二元对立，特别是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行动者之间的对立。（布迪尔、华康德，1998）
布迪厄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差异。在传统社会，无需媒介直接地进行物物交换；文化由一个单独的“教条”(doxa)建构起来；禁止和不变是通则；只存在个体争夺符号资本（如财富、权力、地位）的各种“策略”(strategies)。而在现代社会，交换通过市场、借助媒介进行；文化表现为“正统”与“异端”的斗争；社会和文化通过异端的引入而改变；策略和“斗争”（struggles，发生在支持异端或正统的不同的集体之间）同时存在。（参见Lash,1990∶261-263）
对于布迪厄来说，策略和斗争都在场域里发生。现代化就是一个通过异端反对正统的斗争而引发的分化过程，是一个诸如法律、政治、艺术、知识、学术、文化、宗教等场域挣脱更普遍的“权力场域”而自主化的过程。现代化既是结构又是行动者发生改变的过程，惯习也会随之出现分化。总之，布迪厄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问题，当代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文化性和政治性的，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人类行动的策略以及社会符号统治的机制。
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是当今社会理论界少数几个具有综合性、开创性思想的大师级人物之一。他通过对社会学经典思想的系统清理和对当代诸多思潮的批判借鉴，建立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并据此对现代性进行深入研究和不断反思，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与布迪厄一样，吉登斯认为有必要解决现有社会学中存在的诸多“二元对立”现象，他提出结构化(struturation)理论，试图用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代替二元论。所谓结构二重性，就是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结构化便是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而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相应地，社会理论的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分析应采取一种“双重解释学”(double hermeneutics)的方法。（Gidddens,1976；吉登斯，1998a）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可粗略地定义为17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并逐步向全世界蔓延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他分析了与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时空问题、脱域(disembedding)问题和信任问题；指出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经典思想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三大家）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同时强调现代性的反思性，认为社会认识与其对象之间交互作用日趋明显。
吉登斯反对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性已经终结的说法，认为所谓后现代性只是一个尚待认识的条件，是一系列可能超越现代性的发展，而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在他看来，当前的社会状况可称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而这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双面剑的性质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吉登斯同意德国学者贝克(U.Beck)的看法，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已由“简单的”现代化阶段转移到“反思性”现代化阶段，甚或进入一种“激进的”现代化阶段，在此阶段，世界越来越多地是由信息而不是事先给定的行为方式所构成。他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求诸历史是不保险的，但可以满怀希望却又谨慎从事地采取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 realism)的态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可能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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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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