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民族志研究
□ 戈怡
《中国民族报》 2010年2月5日
长洲是一位日裔美国人类学者，研究方向是博物馆。为了给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她来到中国做关于博物馆的“异文化观察”工作，希望通过参与博物馆里的日常事务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状况。经过引荐，长洲获得了在S博物馆的实习生身份。然而从进入博物馆的第一天起，长洲发现S博物馆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做研究的“小白鼠”。不仅新官上任的博物馆馆长对她的研究计划不以为然，而且博物馆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对她的研究也没有关注的热情。随后长洲发现，许多中国的实习生也跟自己一样，整天处于无所事事的“闲游”状态。更糟糕的是，长洲发现实习生的身份并不能使自己被当做一个正式员工来对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洲从与同龄人的聊天中收获了一些“二手信息”。她学会了见机行事，可以从受访者一些微妙的表情和眼神里读懂哪些是他们不便于提供的信息，她也就不必勉强。长洲开始意识到在民族志中应该记录哪些材料，也意识到博物馆里明确地区分了两类人——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一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受访者开始向她抱怨这些行政人员“根本不懂博物馆”，他们的工作轻松而简单，除了整理资料和一些财务工作就是躲在电脑屏幕背后“偷菜”。有时候，长洲想跟这些相关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聊聊学术问题，但发现他们似乎更喜欢美剧、韩装、美食……长洲坦言自己的田野调查作得有些无奈，不知道她将这些观察和经历带回西方社会，会呈现给人们一个怎样的世界。
长洲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正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这个命题中来，其中不乏人类学家。这些学者在中国这种对他们而言的“异文化”中开展田野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描写的时候，他们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长洲在S博物馆的遭遇，不仅仅涉及到西方学者与中国研究对象的关系这样一个命题，更涉及到当代民族志写作所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议题。
人类学与博物馆就如孪生姐妹，作为早期人类学家最初的工作场所，博物馆的建立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博物馆主要代表了人类学者对静态的“物”的收集的话，而人类学研究的另一重要产品呈现形式——民族志，则体现了人类学者对动态的社会文化事项的收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博物馆与民族志一同成为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象征符号。
莎朗·麦克唐纳在《博物馆作为镜子：民族志的若干反思》一文中生动地讲述了其本人在博物馆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强调了影响民族志写作的诸多因素，并指出，博物馆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射目前民族志研究面临的问题。长洲在分析自己在中国博物馆里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时验证了麦克唐纳的说法，即民族志写作是置于一种政治背景下的，深受权力语境的制约。人类学者写作民族志的过程中往往面对三个方面的立场：自我立场、他者立场、还有一方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许不是来自单一的一个方面，因为政治权利关系本身就错综复杂，民族志写作也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委曲求全——人类学者一边写作民族志作品，一边不由自主地斟酌研究对象的利益，尽量避免触犯他们的禁忌。
正如麦克唐纳所指出的那样，全世界的民族志写作都正在经历着所谓的“表述危机”，主要体现在对所谓“客观”的民族志文本的质疑。这些争论的议题总是发生在政治化的背景下，因此，民族志的创作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对象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因而不可能达到客观中立，人类学也并非像功能主义所期望的那样——走实证科学的道路。
目前对民族志创作的反思，已经涉及到了以往所忽视的修辞问题；同时调查者背后的权力语境及其与当地人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同样影响了民族志知识的生产。麦克唐纳在描述影响民族志文本建构的三个政治过程时使用了一个术语，即所谓的“民族志的政治学”。在他看来，第一个政治过程：他所研究的那个博物馆的头头是新官上任，要搞改革，为此事，博物馆内的人分成了两派。而麦克唐纳写出的民族志，由于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对这些变革的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两派人的论战。第二个政治过程：他刚去博物馆的时候“很傻很天真”，以为所有人都支持他进行研究。后来才明白，每个受访者都有自己的动机，都想表述自己的观点，期待作者在民族志写作中接受他们的看法。第三个政治过程：随着田野工作的推移，麦克唐纳意识到博物馆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学术人员对他有着不同的期望。博物馆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看到民族志中有更多的直白表述，而专业学术人员更青睐高深的理论分析。因此，民族志文本应当采用什么形式来写作——是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描述还是进行晦涩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作为“非营利为目的、永久性向公众开放、展示人类发展及其与环境关系物证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可能正在逐渐丧失其知识生产的权威性。一方面，由于教育、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对象现在已不仅仅是民族志的“被书写者”，同时也成为了民族志的“读者”。另一方面，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对非西方的一些传统群体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所谓的“向下”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研究博物馆等本文化背景下的机构，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时甚至拥有比人类学者自身更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其研究也成为一种“向上”研究了。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使得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民族志的“被书写者”，同时也参与到民族志生成的过程中了，他们能深刻地影响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作品。因此，民族志并非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民族志作者与民族志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的文本。
在中国，与民族有关的博物馆是展示民族文化的窗口，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紧密相联，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无论是本土的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在博物馆里进行的民族志写作，都具有超越博物馆本身的意义。研究者选择采用怎样的风格和模式去写作，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应该从民族志写作的角度给予博物馆更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