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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振环；摘自《中国研究生》2008年第4期

悔

看着周围同学的课题每天都在顺利进行，我深深地为自己当初的草率决定后悔。那时我们四个同届的师兄弟在上课中度过了研究生的第一年，研一结束的时候老师才把我们招进实验室，给每个人分了位置，接下来给了我们几个课题让自己选。

其实，我不是最后一个选课题的人，但是当时我根本就不清楚那些课题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一味听信别人说偏理论的好出论文好毕业，于是抢先就把唯一一个理论的课题要了下来，记得当时导师还专门提醒说，这个课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明白这个课题有多难做，我的数学根底不强，每次看别人的论文都很费劲，自己做起来更是云里雾里。慢慢地我明白了，自己还是适合做一些工程类的项目，可是这不是能回头的事儿了，我只能一点点地往下做，我实在不想因为现在的无端抱怨再后悔一次了。

如果现在问我想说什么的话，我会说：其实研一时除上课外还有很多时间，应该尽量了解自己实验室的课题方向，千万别等到导师召唤了才去实验室，面对一堆陌生的课题轻率地作决定！（叶振环）

惑

中午和女朋友吃完饭回到寝室，发现邮箱里面有导师发过来的需要翻译的文章，遂埋头翻译，间隙中抬头看见书桌上贴的“今日须毕之事”，还有五个单元的单词没有复习。“晚上再复习吧，先得把这个赶出来。”我对自己说。

以上就是我现在基本的生活状态——和女朋友感情稳定、课题按部就班开展、一直没有落下英语的学习……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自然地向一个很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有时夜半梦回，小学时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就浮现在眼前——《你长大了之后想干什么》。那时候大家都是有些可笑的千篇一律的回答——科学家、医生、军人、教师等等。可是如果现在再问我一遍，我肯定傻眼。

我已经遵循老师、家长、潮流选择了上大学、读研，也许以后会继续读博士，可是我对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却很茫然，一切都是别人的想法、经验，我不知道怎么规划我的人生才是最好的选择——兼顾了兴趣、技能、所学、社会所需等一系列因素。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解答的问题——爱情、工作、学业、未来，并都为此不停奔波。这些忙忙碌碌的身影背后应该都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吧，我想。

也许，我也该树立一个自己的信念了。（张中鑫）

喜

一堂专业课

专业选修课上，笑容可掬的教授以其独特方式向大家展示了有关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精美的幻灯片，启发式的提问，使原本僵冷的课堂气氛顿时活跃，每个学生都积极搜寻脑中的奇思妙想，热烈地讨论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实用性。一堂课下来，教授和我们都会心地笑了，治学之道，在于启发思想，感悟真理。我窃喜：与良师为伍交流思想，与益友相伴探求智慧，研究生的求学生涯，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如此之年呢？

一场比赛

初春乍暖，学院一年一度的环校越野接力赛如期而至。场面异常热烈，拿到接力棒的瞬间，突然意识到手中紧握的不仅仅是接力棒，是众人的期盼，是集体的荣誉。在挥汗奔驰的道路上，总是有人在加油、鼓劲，没有了疲惫，感动于每位同学的热切目光，品味着暖暖的温馨。当比赛结束，大家欢呼雀跃，耳边响起掌声时，我狂喜：研究生的生活远不是枯燥乏味的事，更多了一些人生的意义，让我追求幸福的真谛。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读研的经历将使我增加一份智慧，积累一份沉淀，在这条路上，我时时惊喜着、感动着。在生命的转弯处，我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让我又从零开始，去体验从起点到终点，征服自己，超越极限的快感与美丽。（计鑫）

苦

工作之辛苦

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调研、整合大量的数据资料，以进行课题探索和创新，还要从事各种设计，编制、调试程序，进行各种实验和分析测试。科研工作是由已知向未知的不断探索过程，没有人事先知道结果，这就决定了科研工作的重复性以及体力和脑力的付出都是巨大的。

学习之刻苦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广泛而又深入的，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学习要异常刻苦。社会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要做出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的成果，不仅要充分了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状况，做到“知己知彼”，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那就只有永无止境地学习。此时，学习的刻苦不再是“头悬梁，锥刺股”，而是孟子提及的“苦其心志”。科研之中，没有几次把体力、智力、心力用到极限，研究是难以成功的。

青春伴清苦

研究生学习阶段通常是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为国家作出贡献、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最佳年龄段，而广大的在读研究生每月只有几百元钱的补助，没有名牌服装，没有美味大餐，只是“寝室、食堂、实验室”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宝贵的青春年华没因清苦的生活而褪色，而是被难能可贵的科研成果点缀得熠熠生辉。

“苦尽甘来”人才出：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希望已选择读研之路的朋友们牢记“学海无涯苦作舟”，承担“天之大任”！（苗青）

尴尬

25岁，不大不小的年纪，既没成家也没立业，依旧在“学生”身份的掩饰下做着完全的消费者。虽然已经突破学士的壁垒，向着硕士冲击，但内心却更加惶恐……

看着15岁的学生，没有羡慕，却是恶狠狠的恨——恨他们虚度着青春，恨他们大声欢笑，恨他们横冲直撞，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学生。

相比之下，15岁的学生做得更加理直气壮，只有在面对考试时才稍微沮丧。而我，25岁的学生，思考更多的是找个什么样的工作，能赚多少钱。学生已经做得不纯粹了，沾染了太多的功利色彩，于是，学生生活也变得不轻松、不美好。

原来，最开心的就是爸妈在生活费外额外给的零用钱。现在，已经没那个心情了，常问自己还有资格拿pocket money吗？

已经不能用“机会成本”来安慰自己，那些都是未知的；也不能把学费算作“待摊费用”吧，因为它确实是“风险投资”。最可怕的是，即将25岁的我还要继续做“学生”……

25岁，尴尬的年龄；25岁的研究生，尴尬的身份……（于航）

(作者：叶振环，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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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供稿

阎步克，1954年11月生于哈尔滨。1971年中学毕业，下过乡，当过雷达兵，还在鼓风机场做过工人。

1978年，24岁的阎步克“搭上青春末班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5获历史系硕士学位，1988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硕博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

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和科研的主要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先后讲授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国古代官阶制度研究”等课程，其授课风格生动幽默，信息量大，知识面广，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两次被学生投票选举为“十佳教师”，2007年当选国家教学名师。

在2007年全校硕士新生开学典礼上，阎步克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提出“研究生应当以研究为生”。这句话被北大07级硕士生奉为经典，广为流传。

问：您是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学系的。为什么选择历史系，是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吗？

答：其实我少年时学习成绩一般，没特别的爱好。喜欢读科普书，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看科学》等等。小学5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就停课。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家里的书烧掉了很多。复课后课堂也乱哄哄的，整天也就是开会、学习、游行、大批判什么的。所以没读什么书，培养兴趣也就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下乡、入伍，在沈阳郊区的一个公社，知青的生活跟当年大多数人差不多。1972年就参军了，是雷达兵。1978年5月我从部队复员进了沈阳鼓风机厂，7月份正好是高考，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一次‘末班车’，是最后一次读书的机会，弥补过去荒废的时光，那年我已经24岁了。

那时对高考毫无了解，只是想壮着胆儿“蒙一把”，碰碰运气罢了。我的中学是先后在沈阳四十中学和三十八中学念的，这两个学校当时都不开历史课，所以大学之前我一天历史课也没上过。高考时只是靠着背熟了一份几十页的复习材料而已。

本来我对理科是比较有兴趣的，但当时考理科对于我来说困难比较大，文科知识相对灵活一点，处理起来轻松一些。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古典文学，第二志愿是历史。因分数不够第一志愿才被调剂到历史系。

问：您说选择历史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并且是被‘调剂’的，您‘无意间’跨进历史系大门，却在这里耕耘了近三十年。后来是怎么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把一次‘无意的选择’变为终身事业？

答：学习的时间长了，就干一行爱一行了。其实我一度还有过文学写作的冲动，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想看看将来能否从事文学。不过一段时间后总算是明白了，文学是一种天分，而自己没那天分，只能放弃。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毕竟听了不少历史课，弄文学看来没了指望，放在历史上的心思也多了起来。

有次跟同宿舍的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岳父──一位著名的老历史学家──说，“孝”这个观念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周代宗法大家族时期的“孝”观念，跟战国以后个人小家庭时代的“孝”观念，未必相同。以前在军队的“战士批林批孔小组”时，我看了一些批仁、义、礼的文章，上大学之后又读了一些，觉得这种研究一个字的做法很新鲜，不妨试一把。 “智”是怎么回事儿呢？好像无从说起。相比起来，“信”似乎没见人专门谈过，于是就打算弄一下这个“信”。随后我去翻检古书，把带“信”字的段落抄出来，加以排比整理，写了篇东西，题目就叫《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寄了出去，后来被《历史研究》发表了。

本来我是觉得历史这行过于深奥艰深了，发表了这篇文章增加了自己一定的自信。文章发表是大三的事情。大四临毕业的时候，我不太想离开校园。可能因为性格上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又拙于谋生，学生生活的散淡自由让人恋恋不舍。“先秦信观念”文章的发表，也使我开始觉得历史这行当虽然枯燥，但还是可以试试的。人生的机会并不太多，到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儿。若能在燕园再呆三年，毕竟是我打心眼儿里向往的。于是我决定：考研吧。

问：当时您为什么选择田余庆先生做导师呢？

答：本科时听过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课程，深为田先生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和深邃独到的讲授所吸引，所以就打算考田先生的研究生。我壮着胆子拨通了田先生的电话，如约上了田先生的家门，说自己想考研，又送上了发表的文章。当时田先生不置可否，我就把文章放在那儿，寒喧了两句就走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田先生有了笑容，说看了我的文章，欢迎我来考。那是1981年底，这样，我开始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因为我准备着考试而无心他顾，迷迷糊糊的也没联系工作。万一考砸了，出路就将成为问题。

虽然我最初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哪怕是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捂久了，也会热乎起来。我喜欢胡思乱想，既然历史中碰上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那么也不妨到这个领域胡思乱想一番。

问：那个时候研究生生活是怎样的，导师是如何指导你们做研究的？

答：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百废待兴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还没有实行学分制，更没有绩点统计，很多地方在逐渐完善和调整，无论教学、管理，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现在就很正规了，论文的写作、答辩，程序都很严格。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宽松，老师对我们也比较放得开，现在历史系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传统。比如我的老师田先生，包括周一良先生，对我们的指导是宏观的，不是那种手把手式的，让我们自学，非常自由。但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每隔十多天就要见一次导师。

问：您研究魏晋官僚制度，这个研究方向是如何确定的？

答：读研之初，我满眼迷茫，不知如何入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

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

入门，真如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

问：历史研究是从故纸堆里发现新东西，常人看来很枯燥，谈谈您当时是如何做研究的？

答：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时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宋，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做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难有新发现，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乎并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从“以德取人”、到“以能取人”再到“以文取人”的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问：田先生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除了田先生，读研期间还有哪些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答：田先生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比较重视，他经常告诉我们，年轻人不必要急于发更多文章，要注意提高文章的档次和质量。田先生和历史系的几位老师都很严谨，扎实，写文章的时候一丝不苟，一字一字的推敲，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

除了田先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周一良先生。我曾经有半年多的时间跟周先生几个研究生到他的家里读书，几乎每天下午只要有空都去。当时周一良先生很重视古文献的英译本翻译。我记得有一次，周一良先生拿了一本英译本的《世说新语》，还有中国各种版本的，让我们念一段英文再念一段文言，然后对照，看英文的翻译有没有什么错误，如果发现错误再看《世说新语》的各种注释本，加以推敲，连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都不放过。通过这种非常扎实的训练，我们不仅发现了英译本的不妥之处，还修订了几个中译本的疏漏，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使我们几个学生掌握了读书的方法，知道如何推敲、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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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娜；摘自《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4期

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但都是与众不同的。今天，我静静地回想这些年走过的人生路，幸福、寂寞、快乐、甜蜜一股脑涌上心头。

相信自己，把握点滴幸福

我喜欢推陈出新、不拘泥于形式；我酷爱文字，多年来坚持写小说和童话，在文史哲的海洋里冲浪遨游；我喜欢思考、同样激情迸发……本科时代，我就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孩子，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不可以”这样的字眼，我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考研来证明我的“过目不忘”，证实我的“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不允许自暴自弃，我不相信命由天定，失败了没关系，可以重新审视，从头再来。好朋友小臻对我说：“你让我嫉妒你的笑容，你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人。”本科最后一学期，魏斌老师让我给低年级学生作报告时，我说考研无非是信心加坚持，不管别人怎么鄙视你，不论你是否如别人所说是一堆垃圾，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是一朵娇艳的奇葩。

读研，我考入了曲阜师范大学。假如我当初选择留在烟台做人事工作，假如我当初没有忘乎所以地付出，今天我就无法对熟悉的书香说声久违，无法回归我寂寞幸福的理想国。

新鲜的校园、新鲜的面孔渐渐熟悉、接下来的日子依旧如本科时代的上课下课，三点一线。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偶尔都会感慨我们读研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圈养在校园里的这种寂寞，能让我们听得见彼此的呼吸。

闲下来，喜欢静静地与书中人物对话。很多美丽的语言都是在阅读过程中灵感闪现的记录。但是生活是现实的，学业、情感、未来是每个研究生都要考虑的，我们在平凡中守住这份寂寞真的很难，我们要排除生活安排的无奈，守住学术的净土真的很难，但是我咬紧牙在坚持，我要向前。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选择了的并不一定能忍受，能忍受的却不一定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我读专业书籍时无法静心，凡尘琐事让我不得安身立命，看似忙碌，内心却不得舒畅。就在我为此焦灼无奈的时候，我的心被敲醒了。

去年5月12号。记得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听见同学说，地震了，快醒醒！而山东的地震只是维持了几秒钟，但是几分钟后网站上就已经发布了四川汶川地震的新闻，从最初的107人，到次日清晨的9000多人，伤亡人数一直不断增长，到23号下午受难人数已经到了55000多人。全国沉浸在哀悼和悲痛中。有一位母亲在被困76小时后竟然自断左腿，剪断筋骨，因为在她心中始终是一句话在鼓励着她，她要看着儿子成才！教师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紧紧地抱住他们，自己的孩子却不幸受难。还有这样的画面，一个老人在房屋倒塌的刹那，把自己的外孙推了出去……这样的画面我不知道是如何看完的，心中是万千的感慨，这场意外的灾难，让我明白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似乎猛然间，我明白了长久以来所坚持的东西，是如此苍白无力。总以为驾驭了语言才可以表达出爱的蕴意。现在面对这一场灾难，所有的语言尽失色彩，我懂得了爱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传递。很久以来，我们在父母的庇佑下叛逆、成长，忘记了对爱的表达，忙碌中寻求外界的刺激和安慰。培根说过，在各种科学当中，几乎一切毛病的原因和根源都在这一点：我们于虚妄地称赞和颂扬人心的能力之余，却忽略了给它寻求真正的帮助。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强力意志和希望。高中时代我曾经有一种看法：有计划的生活只不过是可以忍受的生活。现在我需要再加上一笔，那就是，也是有奔头的生活。世界的喧嚣和欺诈，这一刻已经不再重要，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有限的帮助后不断地鼓励与支持。

渐渐明白了做事先做人，当你务实认真地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时，你会发现生活原来是一种心情，平实而又特别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我以高昂的斗志学习、生活，这是特别幸福的事情，读专业书籍不再觉得无趣和生涩，成就感和幸福感渐渐充溢心底。

2008年10月底，我参加了全国第十七届中国教育青年工作者会议，论文《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变革反思——基于改造主义视角》被论文集收录，很荣幸被选为代表在大会发言。当讲完论文的大体内容，时间已经到了，我恳请主持人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要对研究生朋友们讲一些心里话。我说感谢大家听我说到现在，我还要再说三点：第一，研究生朋友们，我们应当对得起自己。何谓研究生，不要自怨自艾，更不要自暴自弃，真正的学术是高尚的，是崇高的。我们处于其中是很幸福的，我们自己为自己画了一个圈，却不甘于圈内的寂寞，四散而逃，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被社会嘲笑，更不要被自己嘲笑。第二，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头版头条会刊登“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丑陋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批评唾指国人在外的行径和不良举止，为什么你一直闯红灯，为什么你不能像教育小孩子时说的话那样去履行自己的准则……第三，幸福于我们并不是不可触及的远，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努力，总会有所收获。很久以来，我们都想要抓住真实的幸福。大家一直说，我们的教育可以让我们拥有知识，却无法教会我们获得幸福。其实我要说的是，寂寞幸福一路兼程，风尘仆仆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相信自己，把握点滴幸福。

说完这些话，我发现自己满脸泪水，接下来的掌声让我明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海中我看到自己导师鼓励的目光，那么的柔和，那么的可亲。我再次相信，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会后与石中英会长、范国睿老师等近距离谈话，他们的学术成就让我崇尚和敬仰。他们对我说，好好做、坚持做，会是好样的。同时，激励相继来到。2008年度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评为曲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同时获得校级研究生单项奖。2008年与导师合作课题《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被评为曲阜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抓住我们鲜活的生命

喜欢旅行是很早的事情。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中，总会有个声音告诉我，是的，到时候了，该出发了。听着音乐，背着双肩包，一站站驶向未知的地方。

2008年7月初，研一下学期期末考试还没结束，我接到了第二届国际艺术节（809国际艺术村承办）志愿者的面试通知函。外语能力好，精通各国语言者优先，全国仅招收3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经历笔试和面试，我最终被录取。

809国际艺术村坐落于湖北宜昌夷陵区，前身是一个军工厂，风景秀美，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泉清如注，但交通不畅。艺术需要理解，艺术是大爱也需要国际交流，80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成长，7月25日艺术村迎来了国际新影像艺术节。作为被录取的一名志愿者我心怀激动风尘仆仆奔赴湖北宜昌，这是一场带有挑战性的冒险。从武昌转车到宜昌时，天降暴雨，无法行走，为了及时赶到，我只能冒雨坚持。当时我想，估计瑟瑟发抖的骆驼祥子也不过如此吧，睁不开眼睛的迷失，如同一片颤抖不止的叶子。

新闻发布会当天，同声传译中有一部分是我校对的英文，清晰流利的英文传给每位代表的时候，我的心是激动和快乐的。

号称四大火炉之一的武昌的夏天灼伤了我的皮肤，滚烫的地面泛起的热浪让人眼晕，在这样的情景下，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一刻也不能缺水，脸和手臂洒满了矿泉水。每每这个时候，我摸着自己编号为“NO.11”的工作证，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你要坚持，挺住。

这次艺术节最难忘的莫过于与百名艺术家游历南津关大峡谷。世界上竟然还有像南津关大峡谷般的原生态地方，原始森林般的纯净自然没有污染，每个人都自觉地带走自己的垃圾。那是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只有岩石，陡壁和急流。一旦跌落，没有人能救你。“你抓住的藤不仅仅是一根藤，那是我们鲜活的生命”，艺术节总导演的哥哥黄启德先生和女儿归来后，与我一起畅谈游历的体会时如是说。绝处逢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归来后的庆幸。

艺术节圆满结束了。黄启贤导演对于我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邀请我一同参加第三届在西安举办的国际影像艺术节。我收获了很多。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楼宇烈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价值，也应该去实现自我价值，他应该投身社会，去为社会作贡献。它再次唤醒了我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感恩的心

研究生生活是很快乐的……一直以来，坚毅地走在这路上，与智者对话，时而起舞看花开花落、悠然淡定是一种幸福，墨迹变成铅字本身是一种浪漫的转型，总之校园里的寂寞不是可怕的而是幸福的。

仰望蓝天，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是如此的简单；这一切的转变都发生在你不经意的瞬间。但是每一刻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独特的。虽然我也会不经意间失落，但是这份执著，这份爱，我会永留心间。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一个，但是我们不要平庸，不要浮躁，因为体味寂寞转眼间也会幸福起来。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刚刚获悉我的论文《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的渊源探究》已经发表，心情很好。

在内心深处，我特别感谢三位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魏斌女士，烟台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她是一个穿旗袍特别美的老师，热爱学生，有教无类。她多年以来一直坚守学术阵地，可谓是一奇女子。不论做什么，她的鼓励和信任，让我心里很温暖。她告诉我，她一直喜欢这样简单快乐的我，甚至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的硕士生导师张奎明先生，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是他的宽容、信任、鼓励与支持，我才能有今天更加坚持的自信和成绩。

还要感谢的是我们学院的徐瑞老师，是他让我更加坚信，耐得住寂寞，拷问心灵是很快乐的事情，是他让我明白踏踏实实做学问是最美的伦理。

真的好想说声谢谢你们。

寂寞幸福一路兼程，让我们即刻启程。

（作者：苏娜，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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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丘进；摘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11期

丘进，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校长，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的读书经历较多坎坷，充满艰难。

我祖籍安徽，与吴敬梓是老乡，但出生于长沙，幼时却在北京成长，十余岁随父母支边迁徙贵州。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生，已无高考机会，又不具备当兵、当工人的政治条件，因此，到农村插队当知青便是唯一的出路。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尽管在农村各方面表现甚佳，却多年得不到提携，连招收售货员、煤矿工人、搬运工人这样的工作机会，我都无资格报名。直到1976年，才被安排在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那时的大学生很稀少，我们“老三届”高中生已经算是优秀人才了，我担任的课程很多，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甚至体育课也由我来上，几乎无所不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有点误人子弟。

1977年，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高考，竟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落选，原因还是“家庭出身不好”，考分再高也不被允许上大学。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在大学开学后一个月，我又稀里糊涂地被补录入贵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皆非我兴趣所在，只能勉强跟进，以后再另谋他途。随后几经辗转，我迁至安徽的一所师范学院落脚，毕业后从事的是理科学报编辑工作，心里不大服气，希望再有点作为。于是暗下决心，矢志考研，企图出人头地。遍寻考研资料之后，觉得搞点中外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兴趣和条件，但我缺乏相关基础，于是在工作之余，悬梁刺股，恶补中外历史和国际关系史，遍读典籍，甚至将《辞海》里有关的学术条目统统抄录在纸片上，共得2000余张，常备于身，随时诵习。这部《辞海》缩印本，是我考研的见证，也是我藏书中读得最细、用功最深、最注感情的一部。

1982年春，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庸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外关系史。但马先生因重病，当年未招生，他郑重地推荐我报考中山大学朱杰勤先生的研究生。朱杰勤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是首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信心严重不足，但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考试过后，自我感觉一般，心中忐忑，只能静候通知。不久后接到通知，叫我立即到广州暨南大学复试。当时有些纳闷，后来才知道，朱先生已经从中山大学调到暨南大学了。前些年他也招生，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曾录到满意的学生。我以平均86分的成绩通过考试，而尤以专业课和外语成绩突出。当时好像并没有一定要复试的规定，但我属跨专业报考，而且朱先生是名教授，要求很高，我便被列入复试的名单。

复试在朱先生家里进行。开始是面谈，他问了我许多有关学术和个人的问题，然后拿出一篇英文历史文献，叫我当场翻译，一小时后交卷。次日，我便接到学校发给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朱先生第一次带硕士研究生，只招了我一个人。

暨南大学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那时的招生规模较小。我们1982级共有23名研究生，多数导师只招收一两名学生，历史系有众多名教授，却只招收了我一个人。化学系的周端赐教授那年招了4名，算是最多的了。当时学校只设研究生科，但功能齐全，招生、培养、管理、学位等各个环节都颇为规范。各专业的导师多是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也高。那些年，我除了上课、读书、搞研究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活动，节假日也埋在书斋里。1983年，我和几位同学发起并成立了暨南大学研究生会，还创办了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我担任主编，朱先生很高兴，题词祝贺。那时研究生的学风很好，许多同学在读硕士课程期间便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有的甚至出版专著。但朱先生主张厚积薄发，我到硕士生后期才有文章问世，第一部书稿也是在博士毕业之后才完成的。

1984年，朱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我硕士尚未毕业，先生仍嘱我直接报考，于是我在临近毕业之时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当时招收博士生的专业少，记得我是和报考硕士生的考生一起应考的，地点在学校礼堂，我被安排坐在一个角落里，因为那个考场只有我一个人是考博的。

1985年春，我成为朱先生的博士生，和我同一届的还有另外一个博士生，是中山大学考来的郑海麟。我们一块儿上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但研究方向不同。朱先生让我专攻古代中西交通，郑海麟则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我们俩成为暨南大学最早的博士生。一年以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如邝公道、朱师晦、郁知非、李辰、黄德鸿等）陆续开始招收博士生。

朱先生给研究生上课都在家中进行，每周二下午，不曾间断。先生授业，从不照本宣科，而是传授治学方法，介绍学术经典，指示研究思路，时而回顾他早年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经历。那些亲切生动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永志难忘。例如，他经常谈到当年他在中山大学师从史学大师朱希祖先生读研究生的经历，我也因此就注意到了朱希祖。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东方语专任教，与姚楠先生的交往，给我很多启发，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姚楠先生，并且在姚楠先生指点下，写出第一部著作——《七海扬帆》，199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朱先生早年与历史学家范文澜过从甚密，因此，我也读了范文澜的许多著作。朱老与季羡林先生关系也很好，他说每次到北京出差，季老都在家中接待他，十分客气。1994年，季羡林先生到暨南大学开会，当时朱先生已经辞世，我正好在广州出差，有幸拜见了季老，主要谈的也是朱先生当年的学术生涯。朱先生的学生很多，大多都是著名的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陈郁龙、陈炎，中山大学的姜伯勤、蔡鸿升等，后来我都蒙朱先生介绍，一一拜访，深受教益。

朱先生博闻强记，思路敏捷，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朱先生主持校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唐西域记校注》等巨著，都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奠基性著作。朱先生的研究，涉及面很广，他不仅在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堪称开山大师，而且在古代史、史学史、思想史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很重视外国学术文献，亲自翻译了许多经典著作，例如《大秦国全录》，该书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历史文献的精当校释和学术研究的再创作，经朱先生的翻译和大量注释之后，该书的学术价值得到极大提升。朱先生还擅长诗词，他于1986发表的《英诗采译》（中英对照）一书，将西方近代著名诗人的代表作译成中国的文言诗体，十分别致，其功底之深，绝非凡人所及。此书出版后，引起翻译界的高度关注，好评如潮，著名英国文学家、翻译家戴骝龄教授对此书推崇备至。

朱先生谦虚耐心，鼓励后学，我交上的作业，他每每细心披阅，连错别字都予以纠正。对于学生的思想问题，他也总是通过交谈、讨论等形式予以点拨启发，经常使我茅塞顿开，乃至以后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在朱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8年，这是我一生中受益最丰的一个时期。

经过3年刻苦攻读，我终于完成了学业，并于1987年12月25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专家组成员中有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蔡鸿生教授，还有芦苇教授等。经过一个月的公示期，我拿到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暨博1987－001号”，这是暨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份博士学位证书。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获得“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应该说，这是朱杰勤先生悉心教诲、芦苇等教授和学校研究生处老师辛勤培育的结果。

毕业后，我按照朱先生的意见，留在历史系任教，并在先生手下从事研究工作。1988年夏，学校决定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需要一名受过完整硕士、博士教育的专业人员到研究生处主持工作，我被校领导选中。开始朱先生不太赞成，他认为我从事学术研究更为适宜。后来主管的校领导李炳熙教授亲自做朱先生的工作，先生从大局出发，终于同意。我生性温顺，历来服管，此后便不自觉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路子。

那时暨南大学研究生处同时具有筹备建立研究生院的功能，由于当时没有处长，我作为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压力是很大的。好在总支书记和几位资深的科长都十分支持我，使我很快进入境界，大家齐心协力，做了不少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不仅本校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更加趋于规范，而且打通了对上、对外联系的途径，2年内学校增加了不少硕士、博士学位点。虽然成立研究生院的初衷未能如愿，但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的许多工作受到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部门领导和兄弟院校的赞赏。我1991年初奉命调到北京工作，离开了暨南大学，但在研究生处工作那两年建立的各种人脉关系，至今还葆有生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虽久别暨南大学，多年未归，但我时时关注学校的发展，为学校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而振奋。我相信，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有一代又一代优秀学人的不懈推进，暨南大学人绝不会辜负前辈所望，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之目标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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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阿格

学位不易，学问更不易！

张润平

如上所选文章都非常好，好在文章“外”。

英古阿格

坛中大多同仁，想必也有精彩的学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