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瑞琳：
影响力做出来，出版才有意义
(本文已刊发在《出版人》杂志2010年第19、20期)
记者 田伟青
解放文化想象力
《出版人》：“理想国”的LOGO，既是其英文IMAGINIST的第1个字母i，又好像一个奔跑的人，似乎这个品牌更多瞄准的是年轻人这样一个群体?
刘瑞琳：应该说是。年轻人会更多地谈理想，理想对年轻人来说也更有意义。我们这两年的出版也是比较关注年轻人的阅读取向的。比如《孤独六讲》《理想的下午》等都是给比较有文艺色彩的年轻人读的。而我们出的书现在也在年轻人群体中很受欢迎，例如豆瓣上很多人都是我们的铁杆读者，在豆瓣的非虚构类排行榜上，在前10位中我们多的时候能占四五席。当然我们也觉得做出版就要抓住年轻人，抓住未来，去影响他们，这样做东西比较有意义。
《出版人》：这次沙龙应该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解放一种文化的想象力?
刘瑞琳：其实不完全是我们这个沙龙，我觉得整个“理想国”的品牌都是在想象另一种可能。对一个人来说，他要有活力，有创造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想象力。一种文化也一样，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未来。
《出版人》：对出版社而言，这种大型文化沙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作模式，一是贝贝特的文化理念找到了新的实现途径，二是培养了读者，同时又激发了作者的热情，出版的上中下游都顾及到了，产生多赢的效果。事后各方面反馈如何?
刘瑞琳：反馈都很好。很多媒体和嘉宾都反映说，没想到现在还会有出版社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跨界，那样高端，还有那么多读者互动，都觉得很成功。有的嘉宾讲完还觉得意犹未尽，还有的嘉宾活动没完就开始争论，以后沙龙是一年搞一次好还是两年搞一次好。微博上也有很多积极的反馈，大家都特别期待。这让我们挺欣慰，虽然文化沙龙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能让大家思考和关注一些问题。
还公共资源于公众
《出版人》：这种大型的文化沙龙如今很少见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刘瑞琳：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个别的。可能碰到别家也不一定愿意做这种事情。当然，它不只是个花钱的事情。我们走到今天也是积累10年了，有很多资源，这次也可以看做是对于过去积累的资源的再开发。我们这些年来应该说是结了很多善缘，作者对我们出书很信任，对我们做事情也很信任，这种信任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这些资源其实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是公共资源，不应该私藏。其实，做出版时间长了，都有一种传播的欲望，以及跟大家分享的冲动。当然，还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平常做很多的沙龙和讲座，我们在豆瓣上的活动发布方中的排名是挺靠前的，这实际上也给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信心。恰逢10周年这个机缘，想做点儿事，出版机构毕竟是一个平台，毕竟是一个公器，积累到一定程度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了。而且，平时做活动都是围绕自己的产品，那这次能不能做一个跟出书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也许这个作者还没在我们这儿出书，但也请他过来，大家聚起来，挺过瘾的。
《出版人》：听说这次活动投了100万元进去，还拒绝了一些商业赞助。您是怎么算商业和文化之间的这笔帐的?
刘瑞琳：算不清，也没有细算这笔帐。有些事情不能完全用经济来衡量，因为视角不同，价值标准不同，看到的东西会不同。这种活动不能说是我们“赔”钱来做，当然它也绝对不是挣钱，但只能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当然也是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虽然花钱、花精力来做这种事情，但我们得到很多，大家都很开心，也多赢了，我觉得非常值得，这不能用钱来衡量。拒绝掉一些商业赞助，也只是为了保持纯粹，保持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其实，我们的想法真是很简单，就是说，今天，还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理想国”，在这里，你可以和理想相遇。
《出版人》：您曾提到，民国时期的出版社对文化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实也风行过文化沙龙形式。“理想国”是不是还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刘瑞琳：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会想承前启后什么的，只能说效果可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很自然。我前两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出版史的研讨会，当时大家就说起来民国那时出版氛围的活跃，出版前辈在专业上的追求，在商业上的建树，包括在文化领域的这种创造，我就觉得特别感触。要知道20年代影响深远的泰戈尔中国之行就是商务印书馆一手操办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好像倒是越做越萎缩，那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作家都是理所应当地由大学或者其他文化机构请来，我们出版跟在后面。实际上这也客观地说明，出版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低估，甚至是被我们自己看轻了。去年《中国新闻周刊》评选十年影响力人物的时候，我一开始挺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十年影响力是很大一件事，而我们只是做了那么小的事情，远远不够格。但他们说服我说，这证明出版在社会领域还有一席之地，如果连这一席之地都丧失了，那就说明出版真是做得太小了。后来，我想可能这本身也说明出版还是在发挥作用，而一个行业要有作用，它一定要有声音，要有活动，才会有影响力。
打造“理想国”文化生态
《出版人》：“理想国”和“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瑞琳：北京贝贝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全资子公司，这些年为广西师大社的品牌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广西师大出版社作为一个出版品牌，现在应该说得到大家认可了。但要做进一步的拓展，就需要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前瞻性的文化品牌。贝贝特在十周年的时候推出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品牌。
《出版人》：这是否意味着北京贝贝特以“理想国”的品牌为标志，从书跨到更广泛的文化的领域去?
刘瑞琳：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数字出版，好像时代变了，但我觉得它对出版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一种阅读形式的改变。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也就是它让我们思考出版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出版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做出来了你的出版才有意义。否则，你只是挣了很多钱，但那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出版。而这个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达成，除了出一本书，做一次展览行不行呢?顺着这个思路，就自然而然地跨界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年逐步从经营一本一本的书走向经营作者。从中，你会发现每个作者都是非常立体的，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很多层面可以展示，可以开发，可以影响年轻人的。那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没把出版想成一个特别狭隘的概念，以各种手段传播文化、传播思想、传播文明、传播观念，都应该是“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个文化生态圈。这个文化生态圈它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东西，或许是一种环境和氛围。比如我们作者和作者，读者和作者，出版者和作者之间有一种环境氛围，是我们大家共同建造也共同享有的，这就是文化生态圈。
《出版人》：接下来“理想国”品牌的运作计划是什么?
刘瑞琳：首先，理想国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书籍的出版还是居于核心地位。自从我们7月份起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就自觉地会对书的形式和内容有一种要求，要求自己呈现一个更高的水准，希望自己在书的内容，书的品质和出版上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其次，我们还会在理想国这个品牌下做一些文化活动，就像中秋节这次文化沙龙之类的。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化创意产品，跟我们的作者相关的，或许未来会有更大的跨越，可能性很多，这也令我们自己感到兴奋。
《出版人》：理想国沙龙的一个主题是“想象下一个10年”，也请您想象一下“理想国”下一个10年的状态?
刘瑞琳：10年能做成什么呢?我不太去想下一个10年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会做好每一本书，每一步都走好。真正具体做事情的人，你知道你每一天都尽最大努力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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