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
彭尼-凯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他们的自尊心不容许他们承认蒙受的苦难。
另一位在中国度过童年的小说家也写过这场大饥荒的“耻辱”，她生就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埋怨“消息传到国外，丢了中国人的脸。这种耻辱可能是所有耻辱中最大的，因为中国革命结束后，农民们感到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他们已经’站起来”了，现在是通过食品和好客赢得“一点自尊‘的时候了。
在饥荒问题上，一个更为不幸的方面是在国际或国内政治危机期间，饥荒时常发生，而且饥荒部分是由政治危机引起的。在政治危机期间，各国政府认为，承认饥荒就是承认缺点或者甚至承认失败。政局紧张促使政府极力否认危机，甚至在危机成为大规模的灾难后仍是如此。
中国人把饥荒视为对其安宁的一大威胁，这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古代祭奠活动中，首领要祭奉他们的祖先，据说这种仪式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饥荒、战败、疾病和死亡都被视为祖先对后人的惩罚，因为后人没有做必要的祭祀，使祖先感到不悦。
当大量饥民出现时，军队就失去了保障，人民的信任就成为皇帝与一个新王朝之间的最后一道脆弱的屏障了。
官方的宣传片面强调合作化以来在粮食上取得的成就，助长了盲目乐观的风气，当然即使政府提出警告，也有可能无法阻止农民的这种情绪。他们没有为将来的生计而积蓄、储备粮食的经验，认为“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
大跃进一直是麦克法夸尔关注的中心，他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不满足于他们的政策所带来的成功(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8%)，也没有看到局限(农业的年增长率低于4%)。在领导干部中滋长的那种狂妄自信，认为可以无限制地调动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要被说成是灾难性的，是可以理解的。
大炼钢运动，几乎抽走了全部壮劳力，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扔在地里烂掉，那年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
彭德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与人民呼与鼓!”
晋东南地区的一位农民回忆道：“在大炼钢铁那会儿，我们吃得很好。每个人半夜还要加点儿馒头和面条。每个炉子旁边都有一个盛满面条的大锅，谁能忘记那好时光?”
发现人们不停地劳作无非是为了填饱肚子。
“如果有一样东西能使每个人都能记住大跃进的话，那就是食物。”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好。”
“我们有许多肉吃，自打那以后吃肉被认为是革命，如果你不吃肉即将不-----人们甚至打赌看谁吃的最多。”
“突击队员们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活来吃饭”，“他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1961年是严重营养不良和浮肿病的高峰年。
估计1958-1962年的死亡总数是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了出生。
1962年，标志饥荒结束的信号是那些推迟婚姻的人纷纷结为伉俪，新婚人数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