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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作者：萧正洪

本文是作者为《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所作序言。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者按：史念海先生（1912-2001），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终身治学，以历史地理研究、《河山集》（1-9集）等论著享誉海内外学界，诚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地理学的代表人物。陕西师范大学乃先生著书立说、培养专业人才、关心国计民生的地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前身为历史地理研究所、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系由先生奠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则为先生创办。“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值此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本刊推出一组专栏作品，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思念之情。

　　史念海先生，字筱苏，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平陆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之滨，人文传统颇为深厚，而先生家族一直有尚古学之风。先生生前曾言及其家学渊源，云：“先高祖邃于易学，垂老之年，犹时时讲授，为乡里所崇敬。远道来学者，前后相望。”而先生之父亦颇寄望于爱子承继中国传统文化而有所发扬光大，故取“苏海韩潮”之义而为先生取名及字。中条山瞰视晋南、豫北和陕东，森林植被发育良好，其地理环境颇具多样性。而平陆北望汾水盆地，南临黄河，为晋、陕、豫三省交界之要冲，其周边地带曾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上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复杂历程，特别是二者间的相互影响，足令一个好学上进的少年对自然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印象。

　　先生6岁入学，先后在平陆、运城和太原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32年人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先生的弟子们探讨其学术历程，往往溯及既往，将先生的少年经历同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联系起来，盖有由也。及至今日，无论是先生的弟子还是学术界的同仁，研读先生著作，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列先生对于黄河、黄土的深厚情感，而这种情感无疑源自于家乡水土的养育。

　　先生入辅仁后，其学术潜质很快就得到陈垣、顾颉刚等老一代学者的注意。陈、顾皆为史学大师，而陈还是辅仁大学校长。史先生有幸，本科期间经常得到二位老师的指点。先生曾多次同弟子们提及一件令其终身难忘之事。1935年盛夏某日黄昏，史先生同几位一起寓居北平景山西侧一处四合院的大学生在院中乘凉聊天，衣着颇不整。忽有一身着长衫的中年学者来访，抬头一看，竟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登门，为的只是当面指出对史先生的一篇习作所作之改动及缘由。当年名师奖掖后学，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的精心培养，至今令我们感慨万端。此外还有谭其骧先生。谭先生仅年长史先生一岁，1932年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亦曾在辅仁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其长于讲课，给尚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史先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谭先生同史先生亦师亦友，传为学术界佳话。

　　由于史念海先生少年时即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故大学期间很快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升堂入室，究其阃奥，其思维敏锐，进步之速，颇得顾颉刚等先生称赞。故后来谭其骧先生，说：筱苏“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顾颉刚、谭其骧等于1934年2月发起筹组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史先生的第一篇学术研究论文，即发表于当年6月的《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8期上，题为《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月之后，又于第12期上发表《关于（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现在读史先生在《禹贡》所发表之早期论文，应当说，皆属传统沿草地理研究范围，其踵续乾嘉精于考据的才华得到充分表现。然而，史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事件，乃是不久之后即1935年在顾先生指导下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从内容看，此书虽基于沿革地理，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沿草地理的范畴。正如书的绪论所揭示的，其写作意图并非如前清学者那样在于考辨学问，而是“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忧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故出版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将其列为文化史丛书之一，良有以也。在我看来，此书之写作，其实已经蕴含了后来在史先生学术思想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有用于世”观念的根基，乃是学术自觉的萌芽。先生生前自己亦曾总结说，“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影响，也许达不到今天的样子”。从20世纪三十年代始，史先生的学术活动持续了七十年之久。其著述之丰，堪称等身。凡所涉领域，无不精深。举凡历史政治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中国方志学、中国地名学、中国古都学等诸多方面，先生皆有重要贡献，其中有的领域甚至是先生所开创。现在人民出版社所编辑出版的《史念海全集》，、将先生一生所著述尽力收集，大体上可见先生的学术历程。

　　概而言之，史先生的学术历程，从研究对象、领域、旨趣和方法看，有过几次重要的变化，而每一次变化既影响了先生本人的成果产生，对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学术风格的变化总是渐进的，可是稍加留意，我们即能看出其脉络，以及在不同的时代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研究之始，深受钱大昕等乾嘉学者之影响，但在顾颉刚等先生和《禹贡》半月刊的引导下，很快就注意到历史地理学的现代性和科学性问题。总体上说，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已经表现出突出的现代意义。以《河山集》第一集为例，其所关注的内容集中于历史经济地理，其研究架构和思想，同现代经济地理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一时期先生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仍可归属于传统的史学研究，即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同时参考考古资料复原历史时期经济地理的面貌。从《河山集》第二集开始，史先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河山集》二集所收录的，主要是先生20世纪70年代关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的论文，堪称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论文集。在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研究中，先生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引入野外考察方法和一些地理学的分析手段。即便是历史文献分析，与此前的研究亦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先生对文献的考辨主要还是历史学性质的，但《河山集》二集所收录论文以及此后的一些研究著述，相当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大量地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对文献的内在意义和历史过程的真实性进行分析与判断。就历史过程的真实性而言，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除了重视历史文献的自洽外，特别注意文献记录同环境遗存的互洽。这在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

　　如果说上述改变是史先生的学术历程中，研究旨趣和方法的第一次重大变化，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先生仍然非常注意不断地推陈出新。

　　首先是先生特别提出重视历史地理学的“有用于世”。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先生协助顾颉刚先生撰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即蕴含了“有用于世”的理念，而后来几十年中，这样的意识始终深藏于先生内心。先生认为，“至于为世所用的问题，不能说沿革地理学就不可能为世所用，即使能够为世所用，究竟不是十分广泛的”。据先生自述，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就在思考这一问题，而且其想法得到了顾颉刚先生的赞许和鼓励。1985年先生明确指出：“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应该为世所用，而且还应该争取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若干绝学，最后终于泯灭无闻。沦为绝学自有其因素，不能为世所用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偶尔也会被一些人认为可能导致脱离历史学的纯学术本身。所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史念海先生一生人格高洁，作为史学名家，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中，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也从不搞史学的政治影射。先生所说的“有用于世”，是一种基于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学术自觉，也是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自然表达。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十余年中，何以先生会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基础，发表了很多直接针砭现实的文章。其主题，涉及农业、森林、土壤、河流、城市建设、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有的讨论，如关于西安周边地区森林、河流的变迁与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关系，先生的研究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关中地区城市发展与环境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

　　其次是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领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先生关注的领域已经相当广泛，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这是一个显著特点。然而80年代初以后，先生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中国古都学等方面的著述。这当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变化。应当指出，史先生治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为重视学术积累。一旦在某个领域有重要文章发表，通常都经历了数年甚至10年以上的学术思考。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极为深刻的印象。1998年暑假后，我去看望先生。先生书桌上堆满了中华书局版的《全唐诗》。先生说，为了进一步了解唐诗中同环境变迁有关的史料，他用了二个假期将<全唐诗》读了一遍，并将一些资料用于一篇文章之中。我听后不禁愕然，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这如何可能？但我随即在先生书桌上看到许多纸质发黄的笔记，仔细一读，全是数十年前先生研读《全唐诗》所作！故此，在我看来，先生后来研究领域的拓展，其所涉及的问题，其实在此前很多年就已然开始思考了。此所谓厚积薄发，绝非轻易之论。

　　第三是先生投入很多精力研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问题。史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多年中，撰写了相当多的关于历史地理学基本问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方面的著述。事实上，从《禹贡》半月刊创刊以来，关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地位与意义、沿革地理学同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同历史学以及现代地理学的关系等等问题，一直颇有争议。时至今日，历史地理学界的观点虽仍谈不上达成一致，但至少思路已相当清晰。这当然是许多前辈学者共同探讨的结果。其中，史先生的研究成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相关著述，迄今仍是历史地理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必须引用的经典文献。

　　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念海全集》，相信可以完整地展示史先生的学术历程。据之，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史先生的学术贡献。除此之外，我认为，《史念海全集》亦为后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将史先生的学术成就置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准确地认识史先生的历史观，特别是历史地理观。

　　在20世纪的几代历史学者中，史念海先生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学术风格上也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他不同于陈垣、顾颉刚等更老一代的史学家，也有异于后来对西方学术有更多接触的学者。在我看来，史先生具有特殊时代特征的历史观及历史地理观，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辩证论，二是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的过程论，三是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统一论。而先生的学术旨趣，又集中地表现为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阅读先生的著述，无论其研究的是何种问题，总能感受到先生对于人和社会的关切。从这一点出发，先生研究历史地理，总是将人置于问题的核心位置，并在变化中看待历史发展、环境系统的变迁及其同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在其研究方法方面，就能将科学主义的理性思考和人文主义的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综合考虑诸如观念、意象、传统、习惯、政策、宗教、民族、哲学、科学、技术等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像史先生这样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长的历史学家，当然无法像今日的一些历史研究者那样，采用更为现代的技术手段对历史地理和环境变迁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但相比之下，在充分利用传统历史文献资料，并将其同现代地理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史先生无疑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毋庸讳言，当代的一些研究有时也存在一种倾向，即在历史地理及环境变迁研究中，片面强调手段的技术性，而忽视人的行为选择、社会组织运行及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以至表现为历史学的智慧与洞察力严重不足。虽然在研究方式和叙事结构上，像史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学者往往有“轶事型”的特点，但正是这样的研究方式和叙事结构，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之一，恰恰能够很好地表现史家的智慧和洞察力，而这种智慧和洞察力乃是能够真正理解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地理及环境史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生献身学术的大智者，史念海先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这是一座宝藏，后人自当珍惜。而作为弟子，我们似乎比别的读者更幸运一些。因为先生的许多思想，并没有写入他的论文，而是在言谈中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迄今，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先生晚年在书房中同学生讨论学术的场景。先生的书房异常狭小，且被书籍完全围绕。先生端坐于破旧的沙发之上，眯着眼睛，陶醉在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之中，时或严肃，时或幽默；兴奋之时，身体后仰、再后仰，皮肤松弛的眼角边往往会挂上一滴泪水。学生则围坐其侧，感受着先生无穷的人格魅力。作为学术上的晚辈，有此机缘，或许只能用幸运来解释吧。值此《史念海全集》出版之际，谨遵史先生哲嗣之嘱，作此短文，以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