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间文学的“缘”
前一段时间，与一位青年女教师一起受邀给某班的同学谈学习心得。那位女教师讲，人生下来身上就被盖上了一个巴巴（指印章？），干什么都是一定的了。当时，觉得她说得挺宿命的，并不怎么以为然。后来，想想自身的经历，便觉得有几分道理。譬如，我从小就非常懒惰，最讨厌的就是体力劳动，我们村的老人批评那些不愿做活的孩子都是拿我做例子。结果，我那些勤劳的伙伴都被留在希望的田野里了；而我则早早的脱离了生产第一线（这并不完全是我愿，其实我很留恋那种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只是我没有“耕”的能力）。当然，教书匠加书虫的日子也未必好过，然而，教书与读书虽然苦，我还乐意。
说到我学习民间文学专业，到今天成为一个研究者，说起来很偶然。最初决定考研，是受刘顺兄的感染，刘顺兄是大汉皇帝的本家，是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的，而我是在穷困潦倒中，实在过不下去了，想寻找一条生路。考研当然是要选专业的，对于我来说报考那个专业都一样。上了两年中文专科，课堂上老是打瞌睡，基本上啥都没学。考民间文学吧？刘顺兄说，考的人肯定少。于是我就报考民间文学方向了。后来觉得这方向并不好考，考的人确实不多，只是招的也少，几乎没有独立的硕士点。感到不好考了，也没打算换方向，换了方向还得再学新科目，岂不苦哉？于是便坚持了下来。你说，我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结缘是不是纯属偶然呢？
可再想想我少年时的经历，便觉得我从事民间文学工作恐怕也是一种“宿缘”，是由生下来时屁股上被盖上的那个“巴巴”所决定的。我上小学大概是在林副主席折戟沉沙那年，陆陆续续的识字了。那时候，想看书，没有，一本语文课本被翻得像鸡挠过似的；一直到了上高中才见到了电视；除了能听听广播外，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听人讲故事大概是那时我和小伙伴们最大的乐趣。记忆中会讲故事的人中有两个是我本家族的哥哥。一个叫德为，上过两年私塾，经历很有传奇色彩。据说国民党时候曾让他出山当乡长，他带着全家跑到了外地；后来共产党让他出山当区长，他也到外地躲了几年。现在想想，他很有点道家哲学家的眼光。他活到90多岁，虽然生活的艰辛，但要比起那些在两党纷争中丢了小命的人还是幸运多了。他能讲很多故事，和人吵架，也通过讲故事说理。劳动的时候，我们最愿意跟着他。记得一次给生产队拾地瓜，和他在一起，就听他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一则叫《王二捣玄》，是讲神偷故事的。另一位会讲故事的本家哥哥叫嘉善，当过林彪的兵，跟着队伍一直到了广东，“嘉善”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根据广东某地地名起的。后来，从南方领了一个小他16岁的媳妇回来，生了7个孩子，一直穷苦潦倒。他讲不了多少，讲得最好的一则故事是《谢桂香》，故事情节颇类《白蛇娘子与许仙》传说。据他说是在东北时别人讲给他的。我住在村东，听说村西某家家长会讲故事，就去找那家的孩子一起耍。就这样，我小时候听过许多故事，像《公冶长识鸟语》传说、《田螺姑娘》故事等都听过。
我听人讲故事，自己也讲，给同龄的伙伴们讲。寒假里，几个小孩子，搓（打草包用的）草绳，一边搓，一边就开讲了，现在想来，我并不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人，但是我们都从中得到了一些乐趣。直到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到在科学院工作的侄儿，他还提起我们小时候一块讲故事、听故事的事。
读完初中，去县城读高中，再然后又去市里读书，此后，很少有机会听人讲故事了。最近，听说两位喜欢讲故事的老哥哥都去世了，不觉怅然。曾经有过再听他们讲一回故事的愿望，这个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想到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觉的我与民间文学还是挺有“缘”的，看来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民间文学研究者，也是因为我生来身上就被盖上的那个“巴巴”，虽然在这个队伍中，我只是一个滥竽充数者！
[ 本帖最后由 陈金文 于 2009-1-20 00:29 编辑 ]
